去年十月，我在讀書，自以為是為待寫的小說作準備，實際是延宕和逃避——我漫無目的地閱讀，懶散地做著筆記，以圖推遲真正的工作，但另外一方面，我不能停筆，因為眼下時間需要度過，不工作讓我心慌。

我是在檢索資料時，無意發現那個博客的，上面是他07年至09年間的文章，共計三百余篇，有讀書、觀影的隨筆，也有日常瑣記。09年之后，他遷至blogbus寫作，不過正如我們后來所知的，blogbus于18年停運，許多文章在互聯網上也消失得無影無蹤。

在那些博文之中，一篇長文我讀了又讀。它是四篇專欄的合集，08年首發于《收獲》，名為《戲劇作為一種反抗》。寫的是八十年代的先鋒戲劇實驗，以及當時的人事，我最喜歡的是這段：

90年代，他給我來信，說從他的窗口看出去，就是阿爾卑斯山，他在家里種了菜。他的信讓我很是感慨，我經常問自己，從我的窗口看出去是什么呢？還有一封信，他說看了一部講耶穌的電影，里面有一群木匠，總唱一首歌：“你不要著急，你要慢慢地來，你只要把每一件小事做好就行了。”

華慶喜歡寫信，也喜歡看信。春天，雅娜和朋友去西雙版納旅行，給華慶來信。接信那天正下雨，我和華慶去海淀浴池洗澡。洗完澡，華慶把信撕開，慢慢看，還說：下雨天，看遠方來信，真好。

5月，華慶說想進山看梨花。我在懷柔有同學，我們就去了。到縣城后得知，山里梨花還沒開。我們就在懷柔喝酒。

吸引我的是質樸的優美，克制的抒情，以及寫信讀信的細節，就這樣，我讀了下去，讀完了全部。

我固然知道他，卻是很后來的事了。我讀大學時，他早已不再做劇，我們相對熟悉的是孟京輝、賴聲川、林兆華等人。14年，報社自建了一個業余劇團，導演是他的學生。有次閑聊，她提起一部關于他的紀錄片，亦即《彼岸》，轉敘了結尾，我聽后很感動，但也沒想過去找資源一看。因為這些博文，我再度想了起來，循跡找到了錄像（包括吳文光攝制的《流浪北京》），以及蔣樾的訪談。在訪談中，蔣樾坦率地說到拍攝前后及故事細節，真實情況和我的想象存在較大落差。

所謂爭議，大多集中在藝術和道德本身。后來牟森在一篇訪談中，曾援引格洛托夫斯基談藝術的句子，或可作為一種回應：

“我們為什么和藝術發生關系呢？我們是要穿過我們的藩籬，逾越我們的限制，填補我們的空虛-徹底實現我們的抱負。這不是一種條件，而是一種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我們身上黑暗的東西逐漸變成了透明的東西。”

就像羅伯特·穆齊爾在尼采身上所受的啟發——藝術，超越善與惡的簡單對立；它是一種認識，認識到藝術本身可以是一種知識探索的形式；以及一種哲學思考模式，它是警句式而不是系統化的，適合于他自己的懷疑性情（J·M·庫切，《異鄉人的國度》）。

爭議無妨，小說作者喜歡這種矛盾與落差，因為那正是故事所在，此外，我也好奇并關注他個人選擇、個人經歷與時代轉折之間奇妙的應和。同時，在反復閱讀那些寫于離去后二十年的日記中，我出乎意料地獲得了某種內心的平靜——它們有點像停滯時期的穆齊爾的札記，代表了緩慢、耐心而堅決的進行。

在小說中，他的部分占比較少，主要人事仍為虛構，原因十分簡單：這些通過博客、影像、訪談建立起的理解，仍不可避免地包含著許多想當然的成分，它們絕非現實的對等物，而是想象的混合物。我很難猜測他每個選擇背后的細節，更不想貿然猜測，所以我用了公開的履歷，將其作為一個主角知之甚少的影響者，將那部分的故事視為一段樂曲中徘徊的低聲：隱微，但重要。

這就是故事的一次開始：無意的相遇，小心地搜集，混淆與想象，從混沌里逐漸清晰起來的屬于你個人的人物及事件。對我來說，創作談最大的難點在于誠實地重建創作這一思緒的流動，因為想法總是一變再變。好在當時寫了些書信，或多或少地幫我在這一時刻分揀出某些想法，看清它們如何潛進了我身體，甚至讓我錯覺那就本是自己的一部分。現在再看小說，撇開那些顯性的探討，真正的問題其實只有一個，那就是作為一個寫作與交易的新手，在決定好以何種方式度過一生后，怎樣才能心平氣和地面對可能發生的一切。我既是探討，也是自我說服、自我鼓勵，同時，也是在試圖取悅一個歷史的幽靈，一個遠方的影子：我曾受益于那么多人，有些早已離世，有些素未謀面，有些則在某些階段緘默無聲，但他們卻那樣深刻地改變了我的生命，而寫，正是贊美他們、接近他們的方式與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