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三個戰友的人生經歷，神奇得簡直像一個人，世間少有。我們的家鄉就在佛都法門寺所在地陜西扶風縣。18歲那年，我們穿上第一套軍裝，乘坐綠皮火車到青藏高原當上汽車兵，眼下退休在京城，六十多年間從未分離過。我說的三個戰友就是竇孝鵬、白宗林，還有我。

我在海淀區翠微軍休所、竇孝鵬在豐臺區軍休20所、白宗林在海淀區田村軍休所。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方天空，也有自己的一份土地，如果說，我們三個戰友共有一方天空和一份土地，也許不算夸張。

我們三人經歷的第一個單位是汽車76團，先是在汽車教導營學習汽車駕駛和修理，畢業后分配到汽車連隊當駕駛員，執行從甘肅峽東至拉薩的長途運輸任務，途中要經過祁連山、昆侖山、風火山和唐古拉山。不久，我們就調到團政治處當見習干事，我在組織股、竇孝鵬在宣傳股、白宗林在青年股。其間，我們都開始了業余創作，時不時在蘭州軍區和西藏軍區的報紙上，能看到我們寫的報道和小故事。至今給我留下抹不去印象的是，竇孝鵬寫的散文《西出陽關有親人》，發表在《解放軍報》上。這篇散文是取王維的邊疆詩“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中”意境而反其意創作的，反映的是陽關道上的養路工人和軍車司機難以割舍的魚水深情。我讀后眼前一下子感到那么豁亮，心頭涌出絲絲暖意。我也多次駕車從陽關走過，也知道這首唐詩，怎么就沒有聯想到以它為意蘊寫作呢？生活中一些容易得到的事物反而容易失去，關鍵是多讀書多聯想，才會生發新天地。直至數十年后，我每每給文學愛好者說起寫作，還要深情地提到孝鵬這篇散文對我創作的警示。那篇散文的剪報樣我一直保存著，后來翻閱得掉了一個角，我從別處剪來同樣的文字補貼上所缺的字。

那個年代，高原部隊的文化娛樂生活，單調得像戈壁灘枯萎的紅柳苞一樣，看一回電影也要“跑片”輪流看。什么意思？一個電影放映隊要在五六個部隊駐地來回跑，汽車部隊、兵站、轉運站、醫院……輪到我們頭上不差不多有一周時間了！我們團的王政委多次對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我們三個說：“你們是咱們團里的秀才，要發揮特長，給指戰員們的業余生活添點亮色！”團首長有令，我們照辦，在政治處高主任的具體領導下，我們的文化娛樂生活開始起步了。

團里業余文藝演出隊應時成立，編導、演員都由我們三個人包攬。編劇自然是竇孝鵬，這之前他在蘭州軍區《連隊文藝》上，發表過小話劇《問路》，還得了創作獎。長得白白凈凈的白宗林在我們入伍前就常演戲，且扮演的是女角。我干什么呢？雖然當時在《解放軍報》發表過散文，且獲得了總政治部頒發的“四好連隊五好戰士”征文證書，但是對于唱呀跳呀實在外行。竇孝鵬便給我虛設了一個職務：導演助理兼后備演員。我們的具體任務是配合部隊的中心任務編排節目。我現在可以回憶起來的節目有《搶拖斗》《梅花歡喜滿天雪》《未婚妻來信》《問路》《東郭先生》等。所有的演出都是天作帳子地當臺，鑼鼓家伙一敲就開場。如果只有一個連隊從線上執勤回營，我們就在連隊的院里撐一塊幕布演，如果是兩個以上的連隊回營，就在大操場演出。難忘這樣一個搞笑的例子，那是演活報劇《東郭先生》，只有兩個演員：東郭先生和一只狼。孝鵬指名道姓讓白宗林飾演東郭先生，誰扮演狼呢？這時他的目光投向了我：“該你露一手了！”

這家伙真壞，原來他說讓我當后備演員，是在這兒等著我呢！演就演吧，以大局為重，反正把一件皮大衣翻過來往身上一披，露不著臉，誰曉得狼是誰扮演的呢！漏洞出在狼撲向東郭先生那個動作。也許是我太緊張，該撲向東郭時沒有及時撲，急得白宗林直喊：“快撲，往我身上撲！”看演出的指戰員都聽見了、看到了，滿臺下哄堂大笑。多少年過去了，每每提起這件事，我們三個人都會笑得前仰后合，露牙歪嘴！高原軍營的生活多有情趣，苦中含樂！

我們團里的文化娛樂活動搞得有聲有色，有一個人的作用不得不提及──團俱樂部主任鄭福存。他在解放戰爭時期，是華北軍區文工團分隊長，曾和田華同臺演過歌劇《白毛女》，田華扮演喜兒，他扮演喜兒的父親楊白勞。可想而知，有這樣一位資深的俱樂部主任，團隊的文化娛樂還能落在別的團隊后面嗎？我們演出的節目曾參加過蘭州軍區業余文藝會演，竇孝鵬創作的小話劇《問路》，還獲得了創作和表演雙獎。

天空飄著被風吹散的雪片，指不定哪一天會聚在一起凝成落雨的云。1964年春天，我在參加了總政治部宣傳部舉辦的第九期新聞干部學習班后，一紙調令被調到了總后勤部宣傳部。次年，竇孝鵬在出席了全國青年創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后，也調到了總后勤部宣傳部。開始我倆都在創作室從事文學創作，后來又一同調到《后勤》雜志社當編輯和記者。不久，總后勤部召開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大會，挑選了一批有寫作能力的年輕人摻沙子進了總后機關，白宗林也被選中到了《后勤》雜志社。我們三人在一棟樓上的三個房間辦公，但是出操同站一個隊列，吃飯同進一個食堂，住的屋里是三張同樣的單人床。

“文革”中，我們仨各自帶著從八百里秦川吃著苞谷碴成人的鄉土妻子，辦理了隨軍手續在京城安了家，同住在總后勤部大院的一棟筒子樓里。這之后，白宗林趟了一段仕途之路，在汽車團、格爾木兵站部和解放軍三〇四醫院政治部擔任領導職務。我和竇孝鵬初心不改地繼續揮筆爬格子，激情一年勝似一年地創作小說、散文和報告文學。

三人用生命影響著生命。我們闖蕩高原的腳印被冰雪埋在冰雪里，當然也埋在長安街的柏油馬路上，春風一次次把這些腳印叫醒，濺出火花來。

1987年8月，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了竇孝鵬創作的長篇小說《崩潰的雪山》，這是最早反映西藏平叛的長篇。1990年，解放軍總政治部將該書作為在全國遴選的“百部優秀圖書”向全軍部隊進行了推介。我的書柜里至今仍然珍藏著孝鵬簽名的這本書，他的簽字是：“我把我們共同見證的西藏平叛先一步見諸文字，誠懇得到你的指正。”指正，談不上。我認真通讀了這部長篇小說倒是一點不假。其實，我也早就有寫此類題材報告文學的打算，且已動筆。善于把別人作品的優長融會貫通在自己的寫作中，這不是低級的模仿。在自己的這類題材的散文、報告文學寫作中，《奔潰的雪山》多次啟示我寫作。平叛題材的長篇到了也沒寫成，最后只寫了三萬字的散文《情斷無人區》，發表在《解放軍文藝》上。高山橫在眼前越不過去呀！

我和孝鵬的第一本散文集《春滿青藏線》，兩人合集，1975年3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這不是我和孝鵬的本意，也許是天意吧！事情是這樣的：“文革”前，天津的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在全國很有影響的散文作品，百花文藝出版社因此名貫神州。作為文學青年，將百花文藝出版社看成了散文的殿堂。初生牛犢不怕虎，我倆沒有商量，連任何暗示也沒有，就各自將自己的散文作品寄給百花文藝出版社。我的散文集叫《青藏線上》，孝鵬的散文集取名《長長的青藏線》。出版社收到兩本同樣是反映高原軍營生活題材的書稿，便將兩本書捏合為一本書，合二為一，以《春滿青藏線》為書名出版了。不能不佩服編輯的良苦用心，還真有點高山流水、劍膽琴心的意味呢！當時“文革”剛結束，百花文藝出版社這個牌子有點柔情，還沒亮相，是以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名義出書呢！

我的散文集《藏地兵書》獲得第五屆魯迅文學獎后，竇孝鵬寫下了《七旬老兵叩開魯迅文學獎的大門》，文中寫道：王宗仁“在職時，一趟趟上高原，或許是職責所系，退休后，他不聽家人勸阻，仍不安分地一次次闖高原，與雪山、戈壁灘親近，觸摸昆侖山、通天河，寫出了一個個感人至深的高原汽車兵、兵站兵、管線兵、衛生兵、通信兵、倉庫兵（包括一些家屬），所以，他給自己的書起名為《藏地兵書》，是名副其實的。這也是他的作品具有生命力的根源所在。大家都說，他退休后煥發出了自己生命的第二個青春期”。孝鵬這篇文章，2016年獲全國第三屆“書寫人生第二春有獎征文大賽”一等獎。

我們三個戰友在青藏高原所經歷的苦也罷，甜也好，所有這些都會隨風而去，后來者也許不會重復。但是，如何面對苦難，如何享受生活的甘甜，后來者可能會得到一些啟示。我們只是三顆星星而已，沒有月亮那么亮，更沒有太陽那么溫熱。我們在茫茫人海里，各占其后，互相依托，各得其所，有路只知朝前走，共閃微光，共享其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