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三十多年，我從來沒有整體性地思考過鄉土文學問題，甚至沒有想過什么是鄉土文學。

思考這樣的問題，要求人換腦子，換思路。與寫小說需要的那種從一種語調，一個場景，或一個人物進入狀態的路徑相反，需要一系列作品的系統閱讀來支撐，再從這些作品來作一系列判斷，歸納出一系列的標準和概念。我沒有試圖作過這樣的工作，也沒有試圖把自己的某些有可能屬于這個范圍的作品歸入這個系列中去用一系列的定義與標準作審視。

現在為寫這篇文章，強迫自己如此思考，就覺得鄉土文學是一個太復雜的存在。新文化運動中魯迅的小說創造了一種范式，到蕭紅的《呼蘭河傳》便又有了別樣的路數。土地革命戰爭中，帶著革命理念下到鄉村的周立波丁玲們是一種；國統區的沈從文們又是另外一種。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十七年文學和文革中對農村集體化進程的書寫，即便有相同的意識形態取向，但在文本的具體建構中，在尊重現實情形還是更高調地響應政策號召，兩者之間孰輕孰重的取舍，從趙樹理、柳青到浩然也有天壤之別。更不要說新時期以來對鄉土的書寫眾多作家各依各的經驗，各依各的觀念，各依各對不同流派的取法，多么地蔚為大觀，成就斐然。所以，在我看來，鄉土文學，體積龐大，離鄉還是歸鄉，詩意盎然還是荒涼凋敝，各自寫來，也是各有其理，各呈其志。

對一個寫作者來說，如果先試圖去這序列中選了路線，站了位置，寫作的意趣怕已經先失了九分不止。

好在我開始寫作時，全沒有這些知識，只是按自己的腔調，把對自己有觸動的故事一一寫來。不管題材的劃分，只在自己感興趣的事件與人物身上下功夫，在真實與虛構間，不斷往返。寫的過程中，主要致力于如何保證一篇小說的完成度；讀的時候，不論古今中外，判斷也很簡單，看它是不是好小說，而不會先去想它是個什么題材。寫的時間長了，讀過的也越來越多，慢慢倒生出一種警惕：不寫容易被歸類的小說。題材被歸類是一種，風格流派被歸類是一種，我還面臨最容易的一種，以族別身份的歸類。所以，我總在有意無意地逃避被歸類，把容易歸類視為一種風險。

剛學習寫作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寫過一些詩，十幾個中短篇小說，我常常對自己的警告就是不要寫得像已經成功的那些作品，更不要寫得像盛行一時的這個派那個派。當然，最大的警惕，還不是鄉土作家這個歸類，我到今天一直懼怕的還是少數民族文學或者藏族文學這個歸類。但這是一個強大的現實。不是哪個人想逃避就逃避得了的。但日深月久，長期的努力也產生了一點好處，就是在自己文本中，總會產生一些逸出已有歸類標準，而使判斷者猶疑不決的東西。即便在我覺得自己度過了寫作練習期，依然堅持從歸類中逃逸。寫第一部長篇小說《塵埃落定》，我希望不要被歸類為族別的文學。從出版后批評界和讀者的反應看，雖然有時也難免被如此這般歸并一下，但總體上并不是和這個同類項下的那些作品完全等量齊觀。這對自己自然就是一種鼓舞與安慰了。

上世紀九十年代，去日本訪問，受當地溫泉文化的觸發，寫了一個中篇《遙遠的溫泉》，寫故鄉川西北高原上的溫泉，和同樣以溫泉潔凈身體和溫潤心靈的游牧族群。這是很容易風情化的一個題材，但我還是成功逸出了。因為在其中呈現了一個社會問題。對游牧民族來講，有史以來，就是邊界意識模糊，就在廣闊地域中漫游——在漫游中生產與生活。當新的社會制度來了，在這片土地上建立起層級儼然的行政機構和生產單位，用今天的行政術語講，叫網格化管理。相伴而來的是嚴格的戶籍制度，使不可逾越的邊界陡然降臨在這些邊界意識模糊的人群頭上，因此而起的生產與生活以至情感與心靈的改變。我將此作為我涉筆的重點，這就與向來書寫鄉村（草原牧場與海洋牧場）的作品有些區別了。

當然，這樣做也是有代價的，人們在討論當下小說時也就幾乎不討論它。原因可能是這樣的逸出不便放在某一個歸類里面。自有井田制以來，中國社會的編戶齊民就是與土地所有制，與賦稅徭役和社會治理結構緊密相關。當這樣的體制向游牧社會遷延，所產生的種種張力，似乎又不在鄉土文學慣常關注的范圍之內。

接下來，我就開始了第二個長篇小說《機村史詩》的寫作。這應該算是一部標準的鄉土文學了。

這一回，我就是要寫一個叫“機”的村子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到新千年這五十年的歷史。一個偏僻的鄉村如何經歷時代洪流的滌蕩，在政治與經濟的湍流沖激下的主動或被動的變化——或者是被這狂暴激流不斷刷新的社會面貌，從地理到人心。核心當然是各種各樣的人。當一個以重新劃分每個人的階級成分（社會等級）和農業集體化（公有制替代私有制）的運動在整個國家范圍內自上而下持續而強力地推進時，那些停滯社會中未明所以的人，突然就置身于時代的洪流，逐漸分化成適應變化的人和不適應變化的人；始終適應變化的人和暫時適應又終于落伍的人；成功的人和失敗的人；自覺的人和盲目的人；過一些時候，又終于從被動的人中產生少量主動的人。如果說，賽珍珠筆下的王龍們面對時代巨變多少還有些反應的時間與可能，就像《江村經濟》中那些江南村落一樣，還有時間與條件可以為應對巨變而對產業組織與方式進行一些調整。但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巨變，從互助組到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層層推進，傳統社會的村民們則是在未曾完全理解的情形下就開始無條件實行。這個情形一直延續到文革結束，一切似乎又回到初建政時的原點，土地的經營權又回到每家農戶手中。但情形其實和二三十年前大不一樣了。不再是自給自足的時代了，而是在市場經濟時代了。和自給自足時代不同，土地（牧場與山林）的產出與定價不再是農戶與農村自己，而是由相距遙遠的城市來決定。農民依然置身于一種自己無從把握的力量控制之下，發現自己仍然置身于另一種時代激流中難以自控。一切都是“新”的。一切的“新”都層出不窮。剛剛初步適應此一種“新”，又被新起的彼一種“新”迅速打破。一個村落和棲身其中的人民就這樣艱難前行，演進。

現在行政管理為追求效率，有一句話，“不換腦子就換人。”這是指行政架構中某一個具體的崗位（執行力節點），這當然是可行的，因為后面還儲備有大量有心取而代之的人。但對農村、農業和農民這個整體，卻無從進行這樣的操作。我是以同情的態度書寫那些跟進困難的百姓，寫那些暫時可以跟進而終有一天也會落伍的人。同時，也抱著希望，一邊觀察一邊書寫，期待著真正的新人的產生。到小說將近結束，也就是上個世紀到達尾聲的時候，似乎看到了一點這樣的希望。但這個希望也有詭異之外，當農村里真成長出新人，成長出新農民，他們所構建的農村與農業已不能慰藉人們的鄉愁了。

以后的寫作，我就再沒有碰觸過可以嚴格歸類為鄉土文學的小說了。所以，《機村史詩》可能是我自己以為的唯一一部鄉土文學。雖然其中涉及了文化和生態等一般意義上的鄉土文學并不太關心的問題。比如森林，作為自然生態與文化生態重要部分的森林的毀敗與消失。

雖然后來《蘑菇圈》等中篇背景也在鄉村，其實是寫城市消費對鄉村傳統的解構，以及所產生的生態問題。

《云中記》對象也是鄉村 ，但主旨考慮的是自然災難對人生存環境的毀滅與人意志的不屈。

茅盾說過這樣的話：“關于‘鄉土文學’，我以為單有了特殊的風土人情的描寫，只不過像看一幅異域圖畫，雖能引起我們的驚異，然而能給我們的，只是好奇心的饜足。因此在特殊的風土人情而外，應該還有普遍性的與我們共同對于運命的掙扎。”

《機村史詩》中的那個村子，五十年艱難刷新，五十年艱難求變，沒有寫成風情畫，沒有寫成單純的鄉土志，我想就在于寫出了中國大部分鄉村（大城市近郊的鄉村除外）的普遍命運。

我省的前輩作家李劼人，以寫時代巨變中的《死水微瀾》和《大波》著名。早在寫這些小說的多年以前，他留學法國時就非常留心法國鄉間的現實情形。1924年，他就寫過一篇文章《法人最近的歸田運動》，寄回國內發表。

在今年一月中間，法國好多報紙雜志都不期然而然的發出了一種公同言論，他們的標題不是“農民之不安”，便是“歸田之運動”，主要論點便是說鄉村生活破裂了，法人殷憂正深，勢非趕緊設法救濟不可。

為什么？工業化，城市化。

由于鄉村生活破裂，大多數農人都變作了城市工人的原故。法國人在四五十年前，工廠業未十分發達的時候，各階級中以農人占最多數……所以昔日的農產，不但可以自給，并且還有剩余輸出；如今就因生活變化，城市吸收力過大，使農人等都不安其業，輕去鄉土，機器的利用又未普及，蕪田不治者日多，因而才釀出了這種社會恐慌。

畢竟，不論是中國還是世界，鄉土社會穩定時并未產生什么鄉土文學。陶淵明孟浩然們書寫的是田園詩。是歸隱，是耕讀。到魯迅才產生真正的鄉土文學。那已經是鄉村社會破碎與凋零的開始。然后是戰爭，是土地所有制革命。是以國家意志實行的農業（牧業漁業）集體化道路在前蘇聯和中國的最大規模的實驗。有關于此的文學書寫，更多也是存史的意義了。

時間距李劼人觀察法國鄉村不過百年，當下中國，城鎮化浪潮由時代驅使由政府提倡，城鄉關系發生更深度調整，鄉土面貌急劇變化，其間許多狀況與癥候，卻也和李劼人筆下彼時法國的情形何其相像。再寫鄉土，如何著眼下筆，所得作品，成功與否，怕還得另鑄鄉土時另鑄出與之相儔的鄉土文學了。

這幾天，在省人大參加一個地方立法的會議，激烈討論的話題就是耕地紅線和糧食安全。真實背景其實就是，延續數千年的舊的農村與農業已將近終結，農村已經不再產生新一代的舊式農業勞動力，新的農村農人與農業尚在萌芽階段。

從魯迅開始寫鄉土的時候，鄉土就已開始破敗，中世紀卻只是田園詩的時代。那么，未來的鄉土文學是什么模樣？又或者，曾經繁盛的鄉土文學就該要退出舞臺了。也許，每一次符合當下鄉土文學定義的書寫都是一次悵惘的告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