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同事郭老師幾次來與我討論古漢語的聲韻調問題，比如如何反切、如何確定某字為入聲等。古漢語的聲韻知識，我在大學的基礎課、專業課上兩度學過，但由于多年不用，早就忘了。為了解答郭老師的疑問，我找出邢公畹先生編寫的《漢語音韻史》講義重新溫習，為郭老師整理了《關于十六母的清濁》《從古代反切求現代音的幾條規則》兩份材料，也由此憶起我在南開大學讀書時的恩師邢公畹先生。

我是1959年考入南開大學中文系的，當時系里有好幾位教授，其中最著名的是現代文學史家、魯迅研究專家李何林先生和音韻學家、方言學家邢公畹先生。我從中學時代就崇拜名師，盼望著他們來開課。

沒過多久，我聽說邢先生要為我們講授《現代漢語》，這個消息使我喜出望外。

邢先生曾參加1954年語言學界關于漢語主賓語問題的討論，并有多篇文章發表。課上，他介紹了當時討論的情況，并對討論時涉及的典型例句進行了具體講解，比如“臺上坐著主席團”“王某七歲死了父親”“眾姑娘都不是結實身子”“皮鞋擦得亮得照得見人”等，這提高了我們分析句子成分時辨別主賓語的能力。

讀到高年級后，邢先生又教我們《漢語音韻史》。他在開課前就編好了兩大冊油印講義，開課后按照教學計劃逐章逐節講授。講課時，他不是照本宣科——有的地方詳講，有的地方略講，有的地方不講。除了講授專業知識，邢先生還讓我們學習前輩的學術研究方法，比如“例不十，法不例”“說有易，說無難”等，從而嚴謹治學。

方言學是一門“口耳之學”，上方言調查課時，邢先生對我們十三個同學是手把手地教。在教我們如何審音、辨音、記音時，他每發一個音，都要走到學生面前，讓學生再發一遍，隨后指出不對的地方，并囑咐我們多加練習。很多我們不熟悉的、難度又大的音，他都是這樣幫助我們反復練習的。他還教我們如何對方言調查結果進行整理與分析，比如怎樣建音檔、怎樣自制記音卡片和卡片盒等。

邢先生分析問題非常富于哲理性。他在講語音演變規律時常說：“語音演變有一定的規律，也有例外。但例外有例外的規律。”有一次說唐詩擬音，他在黑板上演示，它（指一個具體的音）左邊的音是x，它右邊的音是z，那么它必然是y，我們因此認識到在學術研究上可以運用邏輯推理的辦法。

我不僅喜歡聽邢先生講課，也欽佩他深厚的學術功底，因此經常在課下到他家求教。可當時的我根本不知道隨意去邢先生家，會給他和家人帶來不便。有段時間，每周六禮堂后的小廣場都會放電影，我把凳子往小廣場一放，就向邢先生家跑去。邢先生從來沒說過今天不方便，讓我改日再來，而且每次去他家，他都把我讓到沙發上，自己坐在對面的小圓凳上。

有一次去他家，他正在翻檢卡片盒中的卡片，研究《紅樓夢》的語言風格問題。邢先生知道我的家鄉是河北涿縣，離北京不遠，就問我：“‘巴巴兒’這個詞，現在的北京人還說嗎？它的確切意思是什么？”我答道：“我家在北京西南方向，距離北京一百四十里。在涿縣話中，‘巴巴兒’是副詞，詞義是‘一再；苦口婆心’，它后面常跟狀語的標志‘地’，比如：‘去以前，我巴巴兒地囑咐你，你就是不聽，壞事了吧？’至于現在的北京人是否還用這個詞，詞義是否跟涿縣話相同，我不大清楚。”

邢先生又問我：“《紅樓夢》里說‘家去’，不說‘去家’，涿縣話也這樣說嗎？”我答道：“是的。特別是以命令的口吻叫自己的孩子或妻子回家，不要在外邊惹事找麻煩時，常常會用到。跟它相似的結構還有‘家來’,不說‘來家’。”他聽了我的回答，說：“動賓顛倒，真有意思！”

也不是每個問題我都能回答。我的家鄉涿縣古屬范陽之地，邢先生問我：“《水滸傳》上說的某某‘頭上戴著范陽笠兒’，‘范陽笠兒’現在在你的家鄉還有嗎？是什么樣子的？”我從沒聽說家鄉有一種帽子叫“范陽笠兒”，也就沒法回答這個問題。

當然，我們有時候也聊些別的，有一次他告訴我他正在自學德語。我說：“您已經掌握幾種外語，都年過半百了，還這么好學？”他聽后笑了笑，重復了一下“年過半百了”，大概以他當時的心態，從沒覺得自己“老”。

由于日漸熟絡，邢先生對我也就不客氣了。大學三年級的學年論文，我寫了一篇《涿縣方言描寫》，他看后只給了我“4＋”。在課下他批評我：“你的論文描寫得很細致，但分析不夠，沒有歸納出涿縣方言的明顯特點，不像一篇論文。”還有一次下課后我陪他往回走，他在路上說我的字寫得太潦草，將來在工作中會吃虧。我辯解道：“我上學晚，沒有認真練過字，寫不好。”他馬上說：“不是要求你寫得多好，寫清楚總能做到吧？要一筆一畫地寫！”在這之后，每逢書寫，我總是一筆一畫，再也不敢潦草圖快。

大學畢業走上工作崗位以后，我與邢先生仍斷斷續續有些音書往還。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鬧圖書荒，一次，我從不同的渠道領到兩冊呂叔湘先生翻譯的趙元任的《漢語口語語法》油印本，我想邢先生這樣的大學者沒有書讀更苦，馬上托來京的校友給他捎去一冊。收到書，他馬上給我回了信。1979年年末，北京語言大學幾個語言專業的同好編寫《中國語言學家》一書時，南開大學幾位語言學家的傳記由我來執筆，我又一次得到了向邢先生請教的機會。

至于我與邢先生見面，印象中只有兩次。一次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他和南開大學中文系的同仁來北京語言大學交流；一次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參加南開大學紀念李何林先生的座談會，當時邢先生坐在主席臺前。會議間隙，我跑過去跟邢先生打招呼，可邢先生說他沒戴助聽器，難于交談，我只好遺憾地離去。真沒想到，那是我與邢先生見的最后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