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阿拉伯詩人阿多尼斯的神交，可追溯到上世紀90年代末。當時，我在中國駐敘利亞使館工作，常常從阿拉伯文主流紙媒《生活報》讀到署名為“阿多尼斯”的專欄文章。這些文章思想深刻，境界高遠，文筆酣暢而富有詩意，一下子吸引了我的注意。因為阿多尼斯是古希臘神話中的人物，并非阿拉伯人常用名，我便向一位敘利亞作家打聽作者是何許人。他告訴我，這是一位旅居法國的敘利亞著名詩人，但他的詩作比較晦澀。

從使館回到北京外國語大學工作后不久，一名從敘利亞回國的留學生來看望我，贈我一本阿多尼斯的詩集《紀念朦朧與清晰的事物》。我在工作之余隨手翻翻，很喜歡其中清新雋永、令人回味無窮的詩歌短章，便試譯了一些寄給《譯林》雜志，很快就被刊發(fā)。編輯還主動聯(lián)系我，希望我多關注這位詩人，并考慮是否可出版一本他的中文版詩集。此后不久，新創(chuàng)刊的《當代國際詩壇》在討論選題時，詩人樹才介紹了一個情況：他曾請法國著名詩人博納富瓦推薦幾位當下法國的重要詩人，博納富瓦只提及阿多尼斯一人，并說這是一位阿拉伯詩人，希望他的作品能被譯介成中文。于是，《當代國際詩壇》編委們決定設立一期阿多尼斯特輯，并讓同在北外任教的俄語翻譯家、詩人汪劍釗聯(lián)系我翻譯。我遂委托在國外的朋友購買了阿多尼斯的大部分詩集，從中選譯了部分在《當代國際詩壇》發(fā)表。后又增譯了大半篇幅，于2009年由譯林出版社出版單行本《我的孤獨是一座花園》。令我始料未及的是，這本詩集出版后深受讀者的歡迎，迄今已重印30余次，成為我國詩壇多年不見的一個現(xiàn)象。此后，我又翻譯出版了6本阿多尼斯的詩文作品，都引起了良好反響。

譯詩兼具中文之“形”與阿拉伯文化之“魂”

我雖然并非詩人，但上世紀80年代讀大學時受過朦朧詩的啟蒙，平時也喜愛讀詩，主要工作又與文學研究有關。因此，我自認為對詩歌并非完全外行。在詩歌翻譯中，我力圖讓譯詩既“像中文詩”又“不像中文詩”。“像中文詩”，即譯詩在中文里稱得上詩，而且應該是高品位的詩。為此，我在翻譯時費力最多的，是力求讓譯文具有詩歌內在的節(jié)奏感和音樂感，因為詩的形式就是詩的靈魂，形式處理不好，譯文難以稱之為詩。我還盡量發(fā)揮中文的特點，通過譯文中詞語、句式的精心選擇，來調動中文讀者對母語文學的記憶和聯(lián)想，增加讀者對阿拉伯詩歌的親切感和接受度。舉個例子，《祖國》這首詩中多次出現(xiàn)“折腰”的意象，如：“為那在憂愁的面具下干枯的臉龐/我折腰”。就譯詞的選擇而言，將“折腰”換作“彎腰”“鞠躬”“曲身”也未嘗不可，但恐怕只有“折腰”一詞，才能調動中文讀者腦海里有關古今人物面對江山、美人乃至權貴、斗米而傾倒、臣服的記憶。換言之，譯成“折腰”，能讓讀者產生更豐富的聯(lián)想、感情、心理活動和閱讀趣味。

與此同時，我還追求讓譯詩“不像中文詩”，因為阿拉伯詩歌不僅用另一種語言寫就，還代表另一種文化、文明、世界觀與價值觀，并體現(xiàn)了外國詩人獨特的經歷、理念、個性、寫作語境等因素。由于這種種因素，阿拉伯詩歌必然不同于中文詩歌。因此，譯成中文的阿拉伯詩歌，還應該帶有某種陌生感和獨特性，這就需要保留原詩的整體風格，如意象的新鮮感、句式的沖擊力、詞語搭配的和諧性或突兀性，這樣才能給中文詩歌和讀者提供新的給養(yǎng)和刺激。譬如在《祖國》這首詩中，我保留了原文中（父親）“像云彩一樣綠色地死去”這一很有沖擊力的表達，給讀者留下了豐富的聯(lián)想空間。不過忠實呈現(xiàn)原詩的總體風格，并非意味著對原詩亦步亦趨，有時還須在翻譯時做出創(chuàng)造性的變動。總之，我希望譯詩既身披得體而優(yōu)雅的中文外衣，又有著獨特的阿拉伯靈魂和氣質。

書寫四十余載中國情緣

早在1980年，阿多尼斯首次來訪中國，其間與夏衍等中國作家進行了十分深入的座談。回到貝魯特后不久，他撰寫了兩篇長文，記錄中國之行的感想和印象，并在當?shù)刂饕獔罂l(fā)表。在其中一篇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中，他對當時中國思想界、文學界呈現(xiàn)的蓬勃朝氣印象深刻。在文章結尾，他對中國做了這樣的預言：“在不遠的將來，她或將創(chuàng)造另一個世界。”

2009年3月，為出席《我的孤獨是一座花園》中文版首發(fā)式，阿多尼斯再度來華。時隔將近30年，中國已是一個全新的國度，用他的話來說：“除了長城，一切都已改變。”此后，他又8次來華出席各種活動。雖然阿多尼斯足跡遍布世界，但他對中國情有獨鐘。這其中有多個原因，譬如：他由衷地欽佩中國的自然和人文之美，他和許多中國朋友結下了深厚情誼，他能明顯感受到中國讀者對他的崇敬和喜愛……更重要的原因，或許在于他被親眼見證的中國巨變所震撼，因此，他對這個煥發(fā)出非凡活力的東方古國充滿好感。在阿多尼斯的心目中，中國是未來的象征，為他開辟了新的知識與詩歌空間。中國，“不是線條的縱橫，而是光的迸發(fā)”。

2018年金秋，阿多尼斯應邀來華參加魯迅文學院舉辦的國際作家寫作計劃，其間，他前往南方多地參加活動。回到巴黎后，阿多尼斯根據(jù)此次中國之行尤其是黃山之行的印象、感受和思考，創(chuàng)作了中國主題詩集《桂花》，并于次年出版。在這本詩集中，詩人把敘述、想象與沉思熔于一爐，呈現(xiàn)在詩中的風光景物，既是感官的見聞，更是想象和意念的結晶。和阿多尼斯多次中國之行一樣，我有幸全程陪同他前往各地。因此，我不僅是這部詩集的譯者，還是詩歌文本產生的見證者，曾目睹他如何“和松樹握手，從桂花的唇間飲水”，如何“把呼吸作為紗巾，搭在黃山的肩頭”。

令我深為感動、驚訝的是，在中文版《桂花》出版時，阿多尼斯堅持要在卷首用中文寫上“獻給薛慶國”，這對我而言是一份受之有愧的榮譽和禮物。我深知，浪漫的老詩人以這種獨特的方式，既對我這位中國譯者表達鼓勵和厚愛，更對中國人民表達愛戀和敬意。正如他在《桂花》的尾聲中寫道：“友誼是否可以聲稱：唯有自己才是世界的珍寶？”我在誠惶誠恐的同時，也為能給中外文學交流史留下一段佳話而自豪。

今年，阿多尼斯已92歲高齡，但老人依然精神矍鑠，筆耕不輟。去年底，他剛剛出版了詩歌體自傳《阿多尼亞特》的法文版，書名有意模仿荷馬史詩《伊利亞特》。眼下，他正在專注寫作多卷本的詩歌體自傳。有中國朋友在籌劃疫情后的詩歌活動，托我問阿多尼斯有無可能再來中國。當我在電話中轉達朋友的邀請時，他毫不猶疑地說：“接受邀請，沒問題。”仿佛他已忘了自己的年齡，或者年齡已經把他淡忘；又或者，正如他在詩中寫道的：“你想知道詩人的年齡？創(chuàng)新的詩人沒有年齡！”

薛慶國，1964年生，北京外國語大學阿拉伯學院教授，譯有《我的孤獨是一座花園》《桂花》《風的作品之目錄》等作品。2017年獲卡塔爾“謝赫哈馬德翻譯與國際諒解獎”，2022年獲第五屆袁可嘉詩歌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