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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是五六年前，《上海文化》編輯部邀請青年批評家項靜給我做了一個訪談。緣由大概是當時我出了一本文學批評的小冊子，大家看到我這樣懶惰成性的“述而不作”者也出來湊熱鬧了，不免覺得有些稀奇，于是要給我鼓勁加油，可能也希望我由此變得勤奮起來。那個訪談當然是從文學開始的，其間我拉拉雜雜說了很多話。后來說著說著，就說到了《史記》：

在歷史知識傳播上，史學家的純正歷史講述，往往不敵文學家的歷史演義，這個現象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令我困惑。而對這個問題有明確意識是近十年的事情。這有可能是我今天試圖重新解讀《史記》的動力之一。

我希望弄清楚，中國歷史講述與文學敘述的不同價值取向何在，這種不同緣何形成？為何構成歷史實踐的重要因素并不能成為文學家必要的參照？中國歷史講述中經意或不經意形成的觀念，持久性地形成了了文學家的成見，因此，對于歷史人物的評價在文學家那里往往存在著與歷史實踐相左的結論。

比如“酷吏”是司馬遷首用的概念，他專門寫了“酷吏列傳”。看過書的人都會知道，《史記》中的酷吏，雖然也有刻板峻急甚至殘忍的一面，但很多都是國家能臣干臣，于國家制度、司法實踐都是執行的模范，他們或死于非命，或以身殉法，在性質上基本上不屬于唐代的周興、來俊臣之流。

但司馬遷卻寧愿使用“酷吏”這個概念去定義這類人物，而且這種形象描述到了后來，模糊了很多問題的重要界限。

看起來這是有點“詭異”的情況。因為無論就我的職業身份還是這個訪談的主題，都是“文學”或者文學批評相關事宜，我本該圍繞文學發表一些所謂“高見”，卻突然不揣淺陋跳出來扯起了歷史話題，應該是有些輕率吧。

這當然是項靜設計話題時特意考慮到的，否則我不大可能自作主張離題萬里。但現在回想起來，還是有些冥冥之中的不可思議感。因為此前我在自己的職業領域——文學研究文學批評方面都寫得很少，更遑論歷史研究與歷史寫作了，項靜何以會有此問呢？唯一能解釋的，多半是我在什么場合里表達過這方面的想法(甚至不排除不止一次地夸夸其談)，這可能使得項靜萌發了給我一次“放飛自我”機會的想法。承蒙她和《上海文化》編輯部的好意，我果然如上所述放言無忌起來，倒也不失“批評家”的身份角色。

需要承認的是，從專業角度說我的這個舉動無疑冒了雙重風險。一個被大家認識的文學人，自己的本行干得三心二意，卻跑到歷史領域說三道四，難免會有不務正業之譏。更讓我不安的是，我的某些想法還有一點在太史公頭上動土的意思。我一向都不是個很自信的人，在一吐為快之后，想象著來自文學與歷史兩大板塊被冒犯的怒火，也想象著專業朋友們具有學術思想深度的質疑，若說沒有一些激動和惶恐，那肯定是不誠實的。

也許是在訪談中說了要“重新解讀《史記》”之類的大話的緣故，讓我突然意識到了有些話說出去就收不回來的壓力。這是個很深刻的教訓——過往的年歲里我也是喜歡在小場合私下信口胡說，而且一直是說得多做得少甚至不做，似乎我的人生大半就這樣被“說”出去消耗掉了。所以這次我得認真考慮事情該怎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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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訪談中我說過相關思考有“近十年”的時間，這并非夸張不實之詞。仔細想想，這時間可能還要更久遠些。一般意義上對于歷史問題的知識興趣幾乎是所有中國人的共同財富，說難聽一點，任何人都有能力在自己并不懂的歷史問題上發表觀感。

然而面對廣闊而繁雜的歷史學領域，大部分人所擁有的，基本上是東鱗西爪不成系統的知識點，弄得不好很容易淪為一種談資，并不能作為理解自我理解外部世界的知識框架。況且任何一個歷史領域的問題都足夠消耗一個學者的一生，而且更為可怕的是，窮其一生也未必能有所成就。

而作為一個外行闖入者，不得要領的風險是顯而易見的，這倒沒什么，最擔心的其實是因學術積累不足造成以舊事為新知，重復前人已經解決了的問題，或者囿于自己的小見識小趣味去“玩”歷史，那就不僅會謬種流傳，于人于己更是一種浪費。所以當我們討論歷史時，需要特別謹慎地做出選擇。換言之，我們需要知道自己在說什么。

《北緯四十度》的寫作，是在這種背景下啟動的。關于這本書，從題材說滿足了我多年來對歷史問題的興趣和關注，但這只是個基礎性理由，還不足以構成付諸寫作的根本動力。一個寫作者在什么情況下跟什么題材和主題相遇，在很多時候都有偶然性。

也許是出于地緣方面的個人原因，我從小接觸長城很方便，一直對長城及其相關問題有比較強烈和持久的興趣，興趣之外，則是更多的困惑。真正將我引導進問題內部并得以展開談論敘述的，是對相關史料盡可能的閱讀占有之后，我很意外地發現，縱貫北中國歷史兩千多年的基本動力形態，是從匈奴開始直至17世紀清入關的邊境民族間沖突與融合。

這種歷史性的關聯始終圍繞著長城而進行。通過這種學習，也包括深淺程度不同的“田野”實地勘察，最終形成了“以歷史為經，以北緯四十度地理帶為緯”這樣一種統攝全書的框架性構思。

將上述思考所得命名為“北緯四十度問題”，意味著很多新穎的事物。以長城為例，通常我們都能理解，它是定居的農耕文明抵御北方游牧文明侵擾的象征。在這個意義上說，長城帶有鮮明的國家民族性質。也正是這個問題的尖銳性，使傳統的“天下觀”產生了裂隙。然而，長城并不僅僅是抵御外族的產物，在戰國七雄時代，幾個諸侯國之間都有“筑長城”的舉動，這里面完全是出于軍事防御的功能性考慮，并不具備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民族政治屬性。

就單純技術觀點看，長城的修筑史及其材料、緯度的變化也都是饒有趣味和啟發性的。比如修筑于公元前300年的趙北長城和燕長城，由于國家的生產力不足、建筑材料限制等因素，與我們常識所及的明長城有著天壤之別。明長城重要的關口那種堅實雄偉的包磚結構，在燕趙長城乃至秦漢長城那里是沒有的，它們往往都是因陋就簡的碎石堆砌，或者狀如“干打壘”的泥草結構。今天河北崇禮的北齊長城是碎石塊堆砌的，而玉門關一代的漢長城遺址則是純粹的泥草堆積物。

歷史學領域的傳統表述以及地理學知識介入這兩個方面，中國傳統典籍雖然沒有提供足夠豐富的材料，但問題邏輯是清楚的。比較麻煩的是民族問題。客觀上說，北方游牧民族能夠進入歷史，在相當程度上要依賴漢文典籍對他們的記載。中原定居的農耕文明很早就發明了文字并且有優異的史傳傳統，官修正史都會有這方面的記載。

譬如匈奴問題，太史公在《史記》中有篇幅很長的專章“匈奴列傳”，可以說，不僅是中國史，即便是世界史范圍內有關匈奴的知識，其源頭一律都要追溯到司馬遷。此后歷朝歷代的官修正史都繼承了這個傳統，分別有各種“夷狄”、“蠻夷”之類的記錄。

這是令人吃驚的文明態度——盡管因某種中原中心主義立場而使用了在當下看來具有歧視性的詞匯，但以官修歷史的姿態容納進各個異族或者邦國，足證在歷史上各民族的交往是常態化的。這是一種開放性立場對文明做出的偉大貢獻。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誤解、無知或者以訛傳訛。漢文典籍的這種歷史書寫，在當時條件下不可能有第一手資料以及準確透徹的了解，知識來源的可靠性往往要打很多折扣。這方面，游牧民族自己的歷史記憶與書寫是在中古史以后的事情，這又需要民族語言學的知識工具才能夠去觸及。所有這些對我的工作提出了嚴格的知識要求，常常讓我有力不從心的感覺。

不過對我個人來說，這也帶來了一個好處，那就是拼命閱讀能夠解決問題的漢文典籍，絲毫不敢有“差不多可以了”的僥幸心態。在廣泛閱讀歷史典籍的過程中，“北緯四十度”上的人物故事以及隱藏在這些人事背后的人性動機和歷史邏輯漸漸變得清晰可見。對于中國歷史而言，過去被視為“他者”的北方游牧文明一直是一種具有破壞性并只能制造災難的異己力量，而在我的閱讀寫作中，我以為不同類型的文明在兩千年的沖突共進中一直是在彼此砥礪互相學習的，他們共同構成了華夏文明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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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緯四十度》的寫作，在處理題材和主題方面的動機是顯而易見的。從長城/北緯四十度線開始，不同類型的北方游牧民族對中原王朝構成了持久的壓力，經由接觸、試探、貿易、爭端、戰爭直至妥協、融合，漫長的歷史行程中上演過無數驚心動魄的故事，也涌現出那些改變進程的杰出人物。這么好的歷史故事不用適當的方式講出來，只讓它們呆在書櫥的大部頭深奧著作中，有點可惜。

這種樸素的感受其實引發了兩個問題。

首先是歷史知識的傳播、下沉的邏輯問題。這方面似乎一直存在著一種歷史問題二元化結構，即官修正史(我們假定它是嚴肅的合理的知識)與民間講述齊頭并進。也因此，我有個比較玩笑也比較激進的說法，我們獲取歷史知識的途徑如下：用前半生聽奇談怪論和民間故事，用后半生讀書甄別。我把這種抱怨寫在了書里，而且貫穿了整體構思。也是出于這種考慮，我對各種民間故事、傳統藝術形式干擾(篡改)歷史講述的強大能力表示了擔憂。

書出版后，有的朋友傳達過來一個意思，他們覺得我在書里頻繁引用史料原文的做法并不可取，認為我這樣做影響了“散文”作為一種文學體例的流暢自然。按照這個意見，我可以把那些史料化為自己的觀點用現代漢語敘述出來。我很理解和尊重他們的想法，但對于我來說，《北緯四十度》并不是或主要不是傳統的抒情“散文”。在寫作立場上，我有意識地強調了《北緯四十度》的“學術研究”這個面相，對史料原文的引用，不僅是功能性的，尤其還是方法論上的考慮。無論最終能否做到，主觀上我希望把自己的寫作與傳統的文人歷史寫作區分開來。我太害怕自己掉進文人歷史寫作的坑里。

《北緯四十度》究竟算什么文體，是散文隨筆也好，是歷史筆記也罷，于我都沒那么重要。我對它的定位，就是不自量力知其不可而為之。在保證學術嚴肅性的同時，去跟民間故事與傳統藝術形式爭奪讀者。將那些躺在書櫥里深厚的專業知識激活、下移，讓普通讀者能夠共享，這很可能是我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但我就是這么想的。

另外一個問題，是這次寫作背后的文學問題。有很長時間，我對1980年代以來的虛構文學傳統及其導致的當下狀況感到憂心忡忡。這并不是說小說、詩歌不重要不美好，而是過度沉溺的抒情虛構能否真切表達和對應我們所處這個時代。換句話說，文學的虛構能在多大程度上滿足這個時代中變得越來越嚴重的知識需求。有的人可能會說，虛構文學是另一種形態的知識，因此它們不必對你所說的這種“知識”負責。這種辯護聽起來很圓滿，但始終不能讓我完全信任。我想到的不僅僅是巴爾扎克、狄更斯和福樓拜等人的文學與知識的關系，也包括上個世紀后半葉以來的非虛構寫作究竟意味著什么。中國當代文學在抒情傳統中沉溺太久了，為自己構建了太多來源于農業文明的合理性。

因此，《北緯四十度》的寫作不僅僅是在處理歷史問題，它同時也見證和表達了我的一種精神癥候，一種深刻的文學危機感和焦慮感。很有可能，這次寫作對我來說是一次“治愈系”行為。我的意思是，它只很可能對我自己有效。假如，我是說假如它偶爾還能對讀者有效，那真是萬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