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是中華文明的重要載體。古老的線條，勾勒文明的曙光；綿延的筆畫，書寫華夏的記憶。正因為有了漢字，中華文明的火種才得以保留，中華文明的悠久歷史才能在薪火相傳中呈現在世人面前。8月4日，在京舉行的第八屆中國文字發展論壇上，與會學者就深化漢字研究、文字學與其他學科交叉融合的發展路徑等議題，開展了深入研討。

一

黃河流域孕育古漢

漢字起源是個古老的命題，最廣泛流傳的是黃帝的史官倉頡創造了文字。相傳倉頡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觀奎星圜曲之式，察鳥獸蹄爪之跡”，整理各種素材，創造出代表世間萬物的各種符號，并把這些符號稱之為“字”。事實上，文字的發明和流傳并非一人之力、一時之功，而是經歷一代代先民心智的砥礪，最終走向規范。

作為中華文明標志之一的古漢字，最早是在位于黃河流域的中原大地上孕育、成熟并被世代傳承。距今8000年左右的河南舞陽“賈湖契刻符號”，或為中國最早的文字雛形。這些符號不但被刻畫于龜甲，還散見于陶器、骨器、石器，多位學者認為這與后來的甲骨占卜及契刻文字關聯密切。

近年來，河南鄭州小雙橋遺址發現的朱書陶文，使學界對商代早期的文字有了新的認知。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袁廣闊認為，商代早期的文字已是一種經歷了較長時間發展、較為成熟的文字體系，其將中國文字的歷史大幅度提前。據袁廣闊介紹，小雙橋朱書陶文是在一些小型陶缸表面或內壁上刻寫的朱書文字，按內容大致分為三類：一是數字；二是象形文字，其中一部分是族徽；三是祭祀的短文。小雙橋遺址具有都邑性質，其年代介于鄭州商城早商文化和殷墟晚商文化之間。將小雙橋朱書陶文與殷墟甲骨文對比，可以看出它們之間存在明顯的承襲關系。

殷墟甲骨文的重大考古發現，在中華文明乃至人類文明發展史上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甲骨文是迄今為止我國發現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統，是漢字的源頭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劉一曼表示，甲骨文中有不少象形字與會意字，形象地反映了殷商社會存在的客觀事物的主要特征或當時社會的生活狀況。因此，對甲骨文字形體進行考古學研究，是釋讀甲骨文字的一種有效的方法，使我們對這些字的造字本義有了更深入的認識。

在劉一曼看來，考古學與甲骨學關系非常密切，它們互相依存，互相促進，共同發展。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進行綜合分析比較，定會取得更大收獲。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杜金鵬談到，據殷墟卜辭記載，商代有“祼禮”，而“瓚”是實施“祼禮”之禮器，因其器柄名“玉”故可稱作“玉瓚”。瓚之形態，從甲骨文“瓚”和“祼”字中可一窺大概。而商代瓚之形狀，根據考古發現的出土文物可以復原。

商王朝后期都邑殷墟是中國考古史上發掘時間最長、揭露面積最大的遺址。故宮博物院古文獻研究所榮譽所長王素認為，盤庚遷殷不僅是商代歷史上的重大事件，而且對后世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自周秦以降，皆奉行殷制，定居城邦，非必要不遷都。2004年，在殷墟小屯宮殿宗廟區發現一處面積約5萬平方米的低洼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岳洪彬推測，此處應是一處大型池苑遺址和核心島所在。遺址內向北有通道直通洹河，從空中俯瞰，遺址與洹河所構成圖景與甲骨文中“洹”字字形極為相似，或為“洹”字構造之源。

東漢文字學家許慎撰寫的《說文解字》，是我國第一部字典。該書在系統分析漢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同時，反映了黃河流域燦爛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鄭州大學漢字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運富表示，許慎所處的東漢正是黃河流域經濟、文化發展的鼎盛時期。在《說文解字》中，“河”字共出現53次，都是專指黃河，這些涉“河”條目的解釋包括黃河本體及與黃河相關的地名、水名、方言、物產、文獻等，從不同角度反映了東漢以前黃河流域的自然景觀及社會文化。

二

從甲骨文到簡體字

回溯千年，古老的漢字承載著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伴隨著歷史的發展、社會的前進以及眾多書寫者探索的步伐，漢字字體也在不斷演變，最終形成了我們今天通用的簡體字。

在商代，除了甲骨文，金文也為時人所用。金文是鑄刻在青銅器上的一種文字，因其往往出現于禮器的鼎和樂器的鐘，所以又稱鐘鼎文。此前有學者認為，甲骨文是比較特殊的俗體字（日常使用的簡便字體），金文大體是正體字（鄭重場合使用的正規字體）。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劉源提出，甲骨文與金文正體的區別，主要是刻寫產生變化，以變體稱之較為客觀。甲骨文為刻寫方便，其變化規律重在簡化、變圓為方、變曲線為直線、變粗筆為刻畫輪廓。從變體的角度，可以進一步明確甲骨文各組類典型字體特征，修正此前字體分類的細節問題。

秦始皇統一天下后，實施“書同文”政策，大力推行小篆，這是漢字發展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文字規范化運動。此后，大一統的文化觀念深入人心，后世雖經聚散分合，卻從不曾割斷以漢字為代表的共同文化傳統，中華文明賡續始終如一。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研究員胡平生提出，在已發現的秦代簡牘中，岳麓秦簡、里耶秦簡以及鄭家湖秦牘通常被認定為隸書，或稱“秦隸”“古隸”“草隸”等，其實這些簡牘應是書寫潦草的小篆，也是后世隸書的基礎和淵藪。

小篆雖然是秦王朝規定的標準字體，但小篆曲線多，書寫起來較為復雜。于是，一些下級官吏開始簡化小篆，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種新的字體——隸書。這個過程在漢字發展史上被稱作“隸變”，也標志著近代漢字的誕生。在已出土的漢代簡牘中，存在不少異寫字。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教授陳松長認為，從字體演變的角度出發，隸書的草化和楷化是異寫字產生的主要原因，這是隸書以《熹平石經》定于一尊之前的自然現象。

早在3000多年前，神秘的甲骨上就曾出現同一個漢字的簡體和繁體不同寫法。在2000多年前的敦煌漢簡上，也可找到許多形體與今天相同或相似的簡體字。在綿延流長的名家書法中，在不同年代的字書、碑刻中，簡體字的身影也隨處可見。從遠古的刻符到甲骨文、金文，從篆書到隸書，再到楷、行、草，簡化一直是漢字演變的總趨勢。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黨和國家就將漢字簡化確定為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務之一。據中國古文字研究會會長吳振武介紹，簡體字與草書關系密切，是草書楷化的結果。1952年2月，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成立，當年下半年即擬出《常用漢字簡化表草案》第一次稿。毛澤東同志審閱該稿后提出，擬出的700個簡體字還不夠簡，做簡體字要多利用草體，找出簡化規律，作出基本形體，有規律地進行簡化。1956年，國務院公布了《漢字簡化方案》，這是對千百年來流行在民間的簡體字的規范，也是新中國文字改革工作的第一項成果。

三

文字學研究新展望

近年來，在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下，甲骨學逐漸由“冷門絕學”變成了文字學研究的熱點領域。2020年，為全面系統開展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揭示古文字在中華文明乃至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重要作用，中宣部、教育部、國家語委等八部門聯合啟動實施“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甲骨學的發展進入了快車道。

作為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專家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教授黃天樹近來一直在思考設立一個新的甲骨學研究分支——甲骨占卜學。在他看來，占卜問題比較復雜，以往研究趨于零碎化。諸如占卜制度、占卜機構、占卜流程、鉆鑿布局、竹簡卜辭、無字甲骨等研究領域，都可以納入甲骨占卜學中，進行全面系統的研究。

卜用甲骨從無字到成規模的刻寫，從單純的占卜器物到兼具刻記文辭的功用，必然有一個發展過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員蔣玉斌認為，若以卜辭刻寫預留區和閑置區為切入點，可以很好地解釋學者已經歸納出的一些整治現象和布局現象，并對一些重要甲骨文辭的布局作出合理推測，甚至可據已發現的無字甲骨，來預測同批材料中是否具備出現甲骨文辭的可能。

科學技術的發展對文字學研究尤其是古文字學研究大有裨益。據黃天樹介紹，隨著印刷技術的提高，甲骨著錄有了高清彩照、六面彩照等，彩照又可以在計算機里放大觀察，這極大改善了甲骨學的研究條件，使古人在甲骨上留下的相關信息得以全面收集并如實呈現。

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莫伯峰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對《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前九輯進行了編聯測試。這項測試給予他三點啟示：其一，在編聯工作中，基于更大語境，連接更少字詞，可以提高正確率；其二，《祭公之顧命》第8號簡這類“萬能竹簡”的存在，說明編聯工作要分類分步進行；其三，相關領域知識和常識的介入能讓編聯工作取得更好成效。

進一步深化協同攻關機制，可以為文字學研究貢獻更多原創性重大成果。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院長王立軍提出，一方面，要加強多學科的交叉協同，匯聚文字學、考古學、歷史學、人類學、生物學、化學、計算機科學等不同學科的專家團隊，尋求學術上的新突破。另一方面，要在更廣闊的學術視域中去看待中國文字問題，堅持用古今溝通的理念去看待學術研究問題，讓學術研究能夠面向現代、面向應用，真正發揮其對新時代文化建設的作用。

相較于古文字，近現代文字與我們生活更為緊密。因此，吳振武建議，文字學學者在聚焦古文字的同時，也應多關注近現代文字；以中國文字博物館為代表的文博機構也應加大對近現代文字資料和實物的收集力度，在普及漢字與少數民族文字知識的工作中發揮更大作用。

作為中國文字的科普中心和文字文化研究交流的平臺，中國文字博物館始終以傳承和弘揚文字文化為己任。該館黨委書記、常務副館長劉紀獻表示，面對新時代、新未來，博物館將加強文字文化價值挖掘，深化專業學術研究，并結合博物館職能，逐步建設開放式、高質量的學術交流平臺，以扎實的研究根基和豐厚的學術成果挖掘闡釋中華文明精華，更好構筑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

論壇由中國文字博物館、中國文字學會、中國古文字研究會、中國考古學會夏商考古專業委員會、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等單位共同主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