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遙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最重要的現實主義作家之一，他的一生都在以苦行僧似的方式執著于文學創作，虔誠而嚴格地遵照創作計劃度日，為文學事業奉獻了畢生精力，也為我們留下了《驚心動魄的一幕》《人生》《平凡的世界》等優秀的文學遺產。曾任《人民文學》《當代》主編的秦兆陽，是編輯家，同時也是著名作家與評論家，在文學界享譽盛名。路遙不止一次公開提到對秦兆陽的感激之情，也正是秦兆陽在關鍵時刻的一次相助，整個地改變了路遙的文學創作之路。筆者幸運地在中國現代文學館的藏品庫里見到了路遙寫給秦兆陽的兩封書信，通過對書信的梳理，我們直觀地感受到路遙、秦兆陽兩位文壇前輩的人生態度和文學品格，進一步了解到身為編輯的秦兆陽從發現和培養作者、確立鮮明的作者意識、提高作者的寫作水平、引導作者的創作活動等方面對作者提供幫助，不斷優化作品及促進作者的成長，從而繁榮文學事業。

一

尊敬的老秦同志：

您好。

我來中青社改一部作品，現基本已完成工作，我很想來看看您，但又怕打擾您。另外，我老是這樣，對于自己最尊敬的人，往往又怕又躲避，望您能原諒。

我想請求您一件事：上海《萌芽》叢書初步決定出我一本集子，包括十二個短篇和兩部中篇，約二十來萬字。他們這種書都要求有個老作家在前面寫個序，并且讓作者自己找人，我自己很想讓您給我寫幾句話，不知您能不能同意。如您覺不方便，我就不麻煩您了。兩部中篇都是您看過的，其他的短篇只有十來萬字。如您能同意，上海方面也最后審定出版，我就將另外的十來萬字短東西寄您看一看。當然，書現在還未最后定下出版，這封信有點早，主要是這次來京，想知道您的意見，到時我就不再寫信打擾您了。您如果忙，就不要給我寫信了，可將您的意見托劉茵同志寫信轉告我。

我在這里改完一部十三萬字的小說，中青社已經決定出版。我深知道，我在學習文學創作的過程中，您起了關鍵的幫助作用，我自己在取得任何一點微小的進步時，都懷著一種深深的感激而想起您。

您身體怎樣？萬望保重！您給子龍的信及他的小說在社會引起重大反響和關注。尤其是您的文章，文學界反映很強烈，是這一段我們那里討論的主要話題。

祝您健康并且愉快。

（我20號左右就回了西安）

路遙 14/12

二

尊敬的老秦同志：

您好。非常意外地收到您這么長一封信。上次在京期間托劉茵同志轉您信后，我已經后悔不已。您現在用這么認真的態度和一個小孩子交談，我除過深深的敬意，更多的是因為打擾了您而感到內疚。老秦同志，您在一切方面對年輕的同志具有一種吸引力，我們大家都愿仔細傾聽您的聲音。您使我想起偉大的涅克拉索夫和《現代人》雜志周圍那些巨大的人們。我國現代文學發展的狀況不能令人滿意，除過其它復雜的原因，很重要的一點是缺乏一種真正美好的文學風尚。用一種簡單的、類似舊社會戲園子里捧“名伶”的態度，根本無益于文學的真正發展，只能帶來一些虛假的繁榮。科學和神圣的東西讓一些嘻皮笑臉的人操持怎么能讓人不寒心呢？在這樣一種情況中，一個嚴肅的、熱情的、不看門第而竭盡全力真正關懷文學事業發展的人，他所發出的聲音——站在山巔上發出的獨特的、深沉的哲人和詩人的聲音，對文學公眾的吸引力是無可比擬的，因為這一切在我們的環境中是寶貴的。

您的信在這里已經引起熱烈反應，陜西地區正在努力的青年作家很多，您的信——正確地說，是您的風度給了我們一個極強烈的印象。《延河》的幾位負責同志都傳看了信，很快決定在刊物上發表，諒您會同意的。當然，我很不安，也感到惶恐。我自己的水平和這件事很不相稱。我雖然很高興、但也很痛苦，您會相信這是我的真實心情。

我想把此信作為我那本集子的代序，因為您的信實際上涉及了許多廣闊的問題，這件事我要和出版社商量，爭取他們的同意。

信已經很長了，又耽擱了您的時間。我現仍在編輯部上班，下半年可能讓搞專業，我準備認真扎實地在生活和創作中摸索，以不負您的厚望。

致敬意！

路遙 7/元

第一封信共計兩頁，寫在A4方格稿紙上，落款是12月14日。根據信中內容判斷應是1981年12月14日，第二封信寫在“中國作家協會西安分會”的A4稿紙上，寫信日期是1982年1月7日，這兩封信的時間相隔不到一個月。

秦兆陽時任《當代》主編，是大編輯家，而當時的路遙還只是一個新人，僅在地方期刊上發表過一些短篇作品，秦兆陽發現和培養了路遙，成為路遙文學創作道路上的伯樂。他們之間的交往也堪稱文學史上編輯與作者互相尊重、彼此成就的典范。二人的相識源于《驚心動魄的一幕》的發表，這是路遙1978年創作的第一部中篇小說，講述了延川縣委書記馬延雄在“文革”中為了制止派系之間的武裝斗爭，維護群眾的生命和財產安全，以自我犧牲的方式慷慨就義。它不同于當時的主流“傷痕文學”一味地宣泄，而是另辟蹊徑，塑造了“文革”中一心想著群眾的縣委書記，和自發組織拯救縣委書記的農民群像，讓讀者看到了光明與正義不曾缺席。

1978年，路遙創作完成后曾寄給多家刊物，由于作品沒有迎合當時的主流審美，被多家雜志社退稿，這兩年的時間曾讓路遙一度心灰意冷，甚至準備放棄小說創作，在給朋友的信中，他提到最后將稿子轉交給《當代》雜志，如果不刊用，就不必寄回，一燒了之。1980年春天，命運終于眷顧了執著又努力的路遙，就在他絕望之際，收到了來自秦兆陽的長信。信中秦兆陽對《驚心動魄的一幕》作了熱情肯定，并同路遙商量修改事宜，在秦兆陽的指導下，修改之后的《驚心動魄的一幕》發表在《當代》1980年第3期。這是路遙第一次在全國性的文學雜志上發表作品，在文學界引起了不小反響，后來又在秦兆陽的力薦下獲得了兩個有分量的獎項：1979-1981年度《當代》文學榮譽獎、首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在不斷慘遭退稿的等待里，路遙曾對自己創作中篇的能力產生懷疑，一度開始寫短篇，正是因為秦兆陽對新人的無私幫助、悉心培養，使路遙受到極大鼓舞，《驚心動魄的一幕》的發表與獲獎成為路遙創作生涯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這極大提升了路遙的創作自信，之后他孤身一人遠赴延安甘泉縣，開始創作奠定了其文壇地位的《人生》，正如他所說，“這整個地改變了我的生活道路”。

秦兆陽有鮮明的作者意識，在他看來，編輯應該尊重作者，加強與作者的深入溝通，與作者之間形成良好的互動，才能更好地推動文學的繁榮。面對文壇新人路遙，秦兆陽亦能做到尊重，在編發《驚心動魄的一幕》的過程中，秦兆陽曾去信同路遙“商量”能否來北京修改稿件，后來路遙在回憶里著重強調了“商量”一詞的分量，他認為“在地位懸殊的人之間，這是一個罕見的字眼”，秦兆陽卻這樣認真地同他講，讓他受寵若驚。“不敢以老作家自居”的秦兆陽、平易近人、尊重作者，身為文學新人的路遙更是發自內心的“尊敬”，對秦兆陽的感情“獨特而不可替代”。這兩封信件開頭的稱呼都是“尊敬的老秦同志”，縱觀目前已經公開出版的70封路遙寫給友人的書信，這樣的尊稱并不多見，更多的是稱呼某某同志、某某兄，路遙也曾在隨筆《早晨從中午開始》中對“尊敬”一詞做過解釋，“只有心靈巨大的人才有忘年交朋友。直率地說，晚輩尊敬長輩，一種是面子上的尊敬，一種是心靈的尊敬。秦兆陽得到的尊敬出自我們內心”，由此可見此處“尊敬”一詞的分量，它早已超越了普通交往時的禮貌用語，而是出于路遙由衷的敬佩和仰慕。秦兆陽的編輯思想也潛移默化地影響到《當代》雜志社的編輯，由于小說寫得比較真實，《當代》原本想按報告文學進行刊發，路遙知道后給責編劉茵去信，談及自己的想法和顧慮，“這不是寫一個具體的真事，我是把我了解的許多事按作品構思的要求虛構的”，并建議按中篇小說刊發，《當代》編輯部最終尊重了作者的意見，也減少了很多不必要的誤會。

在這封信里，路遙首次將秦兆陽比作“偉大的涅克拉索夫”。秦兆陽的文學編輯生涯確實是從追隨涅克拉索夫開始。1955年，秦兆陽調到《人民文學》任執行副主編，在一次編務會上曾宣稱要把《人民文學》辦成像俄羅斯的《祖國紀事》和《現代人》一樣的一流雜志。在具體實施上，秦兆陽1955年起草了《〈人民文學〉起草方案》，1956年起草了《〈人民文學〉改進計劃要點》，提倡現實主義的創作導向和文學形式的多樣化，力求每期必發新人新作，以團結和培養作家，提倡編輯的自主性等。身為編輯的秦兆陽，在審稿、與作者溝通的過程中以其敏銳的洞察力相繼發現了王蒙、公劉、瑪拉沁夫、林斤瀾等文壇新人。80年代擔任《當代》主編期間，他繼續堅持現實主義的文學理想，不斷挖掘并幫助新人的成長，如蔣子龍、張煒、劉心武以及路遙等。事實證明秦兆陽的眼光是正確的，這些曾經的文學新人日益成長為文學界的中堅力量。

編輯不僅需要發現培養新人，尊重作者，同時也要幫助作者提高創作水平。身為文學新人的路遙去信希望秦兆陽能為自己即將出版的書作序，秦兆陽在收到來信后，很快便認真寫了回信《要有一顆熱情的心——致路遙同志》。盡管跨越著時間與空間，我們仍能感受到路遙收到秦兆陽回信時的激動與欣喜，于他而言這是莫大的認可與鼓勵。在信中秦兆陽以朋友的口吻與晚輩探討文學，并以一種欣喜之情高度認可了路遙的中篇處女作《驚心動魄的一幕》，這篇小說擺脫了“傷痕文學”的情緒宣泄，塑造了一位在危難時刻仍一心只想著群眾的革命干部，立意高遠、細節真切、文字樸素、“實在難得”。秦兆陽別具慧眼地發現路遙“能夠捕捉生活里感動人的事物”，“有一顆樸實、真摯而又熱情的心靈”，他既肯定了路遙在文學創作上展現出來的天賦與優勢，又非常真誠地指出作品在藝術性上的不足。秦兆陽通過一系列引導性的發問與路遙探討作品的深度與廣度，以此來啟迪路遙去思考如何深挖、提煉、擴展一部作品，達到“更深沉、更宏大、更美妙”的境界。

秦兆陽在與路遙的交往中真誠坦率，耐心細致、樂于幫助新人。在路遙的回憶性隨筆《早晨從中午開始》中提到是秦兆陽“手把手地教導和幫助我走入文學的隊列”，在這封回信中，我們更能體會這句話飽含的情感與深意，秦兆陽對待晚輩謙和包容毫無架子，對待文學事業嚴肅認真，“他的修養和學識使他有可能居高臨下地選拔人才和人物，并用平等的心靈和晚輩交流思想感情”。

秦兆陽認為一名優秀的編輯一定要熟悉文學現狀，對未來的發展具有預見性和前瞻性，從而在創作理念和藝術審美上可以引導作者，能及時地為作者指點迷津。路遙信中提到的“子龍”，即作家蔣子龍，曾發表作品《喬廠長上任記》，是“改革文學”的代表性作家。當時蔣子龍也把《赤橙黃綠青藍紫》初稿交給了《當代》，小說描繪了解凈、劉思佳等幾位性格迥異的年輕人之間的愛恨糾葛與情感沖突，展現了經歷十年動亂之后的意識逐漸覺醒，啟示青年要把美好的時光投入到改革開放的時代洪流中，書寫更加絢麗的人生篇章。小說貼近時代脈搏，與秦兆陽的編輯思想不謀而合，當時秦兆陽認為“要把重心放在寫改革時代的新社會生活上面。我們既要敢于深入揭示改革中的矛盾，又要給人以信心”。秦兆陽對《赤橙黃綠青藍紫》評價很高，認為可以刊發在頭條，當時他正在給蔣子龍寫回信，在看完作品后又加寫了一部分對作品的評價，這封題為《漫談格調（答蔣子龍同志）》的回信也與小說一起刊登在1981年《當代》第四期，正如路遙在信中所說作品發表以后影響很大，獲得中國作協第二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同時被改編成同名電視劇。面對蔣子龍關于文學創作的構思問題以及創作道路如何選擇的困惑，在回信中，秦兆陽以《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古典名著為例，細致分析一些經典段落的構思創作，解釋文學創作中如何處理別具匠心的“真材實料”與“似曾相識”的一般化問題，并對《赤橙黃綠青藍紫》作了分析和評價，他認為蔣子龍能夠“別具只眼”地從生活里觀察、思索、提煉出“真材實料”，小說情節“頗具匠心”“內涵豐富”，有其獨到之處。在信中秦兆陽肯定了蔣子龍的創作道路是正確的，也誠懇指出作品的不足，如細節處理不到位、作品張力不夠等，同時對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品要閃耀著“智慧、才能和品德”的光環，形成“耐人尋味”、有高級趣味的格調，并有創作者個人的風格等。其實蔣子龍在作品完成后內心是忐忑的，他自己不甚滿意，“紅著臉”把小說寄給了《當代》，秦兆陽透過作品看到蔣子龍在創作實踐中的不斷探索，并及時給予正面的回應和指導，幫助作者成長，也讓我們看到了風靡一時的經典小說。

路遙曾說，“在中國老一輩作家中，我最敬愛的是兩位，一位是柳青，一位是秦兆陽。”柳青是他的精神導師，是路遙現實主義文學創作傳統的直接來源，而秦兆陽則進一步在文學理論領域為他厘清問題、指明方向。秦兆陽在《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一文中指出“人們在文學藝術創作的整個活動中，是以無限廣闊的客觀現實為對象，為依據，為源泉，并以影響現實為目的，而它反映的現實，又不是對于現實作機械的翻版，而是追求生活的真實和藝術的真實”。他的這種觀點，在給路遙寫的回信中也得到了進一步體現，他在信中感嘆漓江的秀美、石林的奇幻以及人民的勞動等等，這些“客觀世界的美”，正是文學藝術需要描寫的對象。秦兆陽的現實主義理論讓作家們正確地深刻地認識生活，從廣闊的客觀現實世界中汲取靈感，并能對現實世界有所啟示，這些觀點對路遙的創作影響深遠。

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各種西方文學思潮傳入國內，當時的作家們開始紛紛涌入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領地，現實主義被貼上“落后”“過時”的標簽，路遙卻認為“現實主義文學在文學中的表現，絕不僅僅是一個創作問題，而主要應該是一種精神。”“也許現實主義可能有一天會‘過時’，但在現有的歷史范疇和以后相當長的時代里，現實主義仍然會有蓬勃的生命力。生活和藝術已證明并將繼續證明這一點。”他不受外部環境的影響，始終堅持現實主義文學道路，在具體的創作實踐中證明了現實主義的旺盛生命力，寫出了《平凡的世界》這樣經久不衰的作品。

這些書信往來，展現了編輯與作者之間的良性互動，他們互相尊重、彼此成就，路遙在信中謙卑得像小學生，將自己的點滴進步都歸功于秦兆陽的幫助，他的尊重與敬仰發自肺腑；秦兆陽發現路遙、蔣子龍的才華，在回信中也處處體現著編輯對作者的人文關懷，“自己寫不好作品”“相信路遙同志你能夠做到”，生怕批評之處挫傷了作者的自尊心。秦兆陽給年輕作者的回信既有對作品的肯定，又有深度的思考，信中所涉及的編輯案例，不過是秦兆陽整個編輯生涯中極少的一部分，他亦是如此毫無保留地幫助其他作者，“不看門第而竭盡全力真正關懷文學事業發展”，無私奉獻、甘為人梯。

一位文學新人最終能成為享譽國際的知名作家，一部作品能擁有旺盛的生命力，經久不衰，都離不開編輯勤懇的付出，編輯也需要不斷地發現和培養新人，保持文壇的活力。在當代的社會語境中，這些編輯理念對于探討編輯與作者的關系，編輯如何更好地培養作者仍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值得我們學習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