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承燾1929年4月8日日記，記收到梁任公先生家屬信，“先生嘗謂戰士死于沙場，學者死于講座，竟以身驗斯言矣”。

瞿禪日記的特殊之處，還是處處顯出詩人的本色，坦率敘寫心境。《夏承燾日記全編》在年代上比析出的學詞日記往前與往后都有延展，收錄諸多未刊詩詞，尚有很大的研究價值；對其精神世界的揭橥，尤其鮮明。

近人日記不乏時間跨度較長者，如顧頡剛日記（1913—1980，首尾68年）、周作人日記（1898—1966，首尾69年），這與作者的年壽、日記的存續間斷以及保存狀況有關。新近整理出版的《夏承燾日記全編》，始自民國五年，終于1985年也即夏先生逝世前一年，首尾70年幾未曾間斷，近代學人日記中可謂罕有其匹。

其實只是單論年限，意義并不大。夏先生日記在學術方面的重要性，三十多年前就已顯現。80年代《天風閣學詞日記》的整理面世，為當時學界的盛事之一。20世紀多詞學大家，但像龍榆生的百萬字日記全無留存，夏承燾日記卻大部分得以完整地留下，尤顯珍貴。不過夏先生日記全貌究竟如何，一直隱而未彰。7年前在樂清舉辦的夏承燾先生研討會上，筆者聽說吳戰壘先生的女公子吳蓓女士在整理日記手稿，便一直期待能睹全帙。現今出版的十二巨冊，年代上比析出的學詞日記往前與往后都有延展，舊時代完整的學術與生活世界得以清晰地呈現。

據夏先生自述，與晚清許多學者一樣，他作日記之效仿對象，“?伯（李慈銘）、復堂（譚獻）及周自庵（壽昌）諸家之作，斐然在前。不敢云企望前修，日不間斷，聊以習恒而已。”（1926）“習恒”并非單純為記事或修身，也是“為己之學”之重復演練。

與陳寅恪、胡適、吳宓等民國初元前后留學國外的學人相比，夏先生的起點并不高，甚至可以說相對落后。他出身于普通的溫州商人家庭，家境清貧。五四那年他二十歲，任教于小學。“小學教員謀一位置，似同登天。”（1919.4.18）多年后仍有感慨：“明年忽已三十，我其終為一鄉一邑之人乎。”（1928.11.1）有意向上，卻逡巡不前，這一早年經歷和錢穆頗為相似。錢穆比夏承燾年長五歲，執教小學十年有余，執教中學則有八年；夏承燾亦有十年以上的小學、中學教育經驗。他和錢穆一樣，通過自學得以拾階而上。“自思目前學問，得之昔日學校間者甚少，大半乃自修得來，可知學問非自動不成。”（1923.4.22）早年雖從學張、林鹍翔，內心仍然覺得“少無名師，此平生大憾也”（1929.4.15）。20年代他曾短期在西北大學任國文講席，受聘時尚且“自度學殖猶不足自信，擬辭不就”（1925.4.23），返浙后仍在寧波、嚴州等地當中學老師。一直到1930年，才因邵祖平的推薦，在之江大學任教。巧合的是，他任教之江的這一年，正是錢穆受顧頡剛推薦、入燕京大學任教的同一年。改聘燕京，錢穆自認“為余職業上另一大轉進”。回顧夏先生履歷，之江亦是其人生之重要轉折。他開始系統地從事詞學考據已有兩三年，但在詞壇上大放異彩則是在之江任教以后。從治學路徑上說，二人早年均受《文史通義》的影響較深。錢穆起始由《孟子》《墨子》始，進而至其他經史典籍；夏承燾則由十三經入手，二十歲以前幾乎通讀記誦大半，詩學方面的入門較早得益于《隨園詩話》等。

20年代后半期，他的讀書已漸入佳境。1927年日記開始出現專精為詞的自我勉勵。

新文化運動中的經史考據是顯學，從諸子到古史，烜赫一時。夏承燾自我期許不止于詞學，是專注于這一領域還是另作拓展，多有猶豫。他對宋史尤有興趣，但是否舍此就彼，難以決斷。1934年，他已有意“改治宋史，以十年精力赴之”（1934.3.24），下一年又自寬“枕上思能成《詞學志》數十卷，亦足不朽，不必騖高遠治宋史”（1935.3.3）。有時似覓見出路：“以眼前我所愛好之物，為極天下之至美善，一心力而注之，皆能成學問、成事業。”（1937.2.3）有時又覺“徬徨歧途，心意甚亂”（1940.8.28）。筆者僅舉其于宋史前后考量之一端，夏先生對自己是否畢生從事于“文事之末”，反復而不能決斷，可見他的性格較為專注并且謹慎。“平生善沉思，每當靜坐孤棲時輒回憶往事或預想將來”（1920.6.14）。這一性格也主導了他的人生選擇。

日記是對個人史的系統記錄，20世紀的學人日記多留下對激變中的世界新鮮而直接的反應。當時的一個命題是在大時代中，故紙生活是否仍有意義。張星烺1924年12月致信陳垣：“天下大亂，救死不暇，遑論學術。”時局紛亂中對內心的壓迫，是一種普遍的體驗。1928年，“閱時人一文，怵于世變之日亟，抑抑不歡。十年以后，不知復有吾輩端坐讀書日否。”（1928.12.29）此語無疑成讖。時局漸緊，更覺大患之將至，1935年7月：“內憂外患如此，而予猶坐讀無益于世之詞書，問心甚疚。愿欲一切棄去，讀顧、孫、顏、黃諸家書，以俚言著一書，期于世道人心得裨補萬一，而結習已深，又不忍決然舍去。”此等心曲于日記中再三呈現。抗戰爆發后，夏先生先是隨之江大學遷入上海，其后轉入浙大龍泉校區。國難之下，是繼續其冷淡事業，還是對國家有所“靖獻”，顯見陷入憂虞而不能去之。然也不乏坦然剛決的時刻：“亂世之學，但求自能獨立耳，固不在張脈僨興也。”（1941.12.26）王汎森曾分析夏承燾“治學”與“應世”的矛盾，指出“夏氏的矛盾其實是一個時代‘新’‘舊’兩種學問態度的矛盾”。

戰時輾轉逃亡，精神緊張，同時感受到激烈變化的時代對學術生活的逼壓，是一代學人面臨的大環境；就小環境而言，長年沉溺于故紙事業，憚于體弱，也常見憂生之嗟，則是另一種受迫的人生實錄。日記中常見有“苦體弱，精神不支”“小病遂如此疲苶，體弱可慮”等語。在智識與“衛生”之間如何取得平衡，體弱者也付出了很多日常的努力。考訂與吟詠、讀書與養生分別作何安排，總是懸而未決，時常形諸筆端：“自覺奄奄無生氣，總由看書過勞，敝精耗神所致。”（1923.1.9）讀書人讀此應能會心。

學人的精神困境在當時是普遍的，瞿禪日記的特殊之處，還是處處顯出詩人的本色，坦率敘寫心境。吳蓓在撰寫前言時已指出，日記的一些文字“是極優美的游記小品，可入明人堂奧”。寫景狀物方面的筆墨并非玩賞性質，而是融入學人的生活。除早年任教西安、晚年遷居北京，抗戰期間短暫地在上海任教之外，夏先生的大半生都生活在浙江，他的生活世界也與杭州、嚴州、龍泉、雁蕩等地的風景融為一體。與日常風景作深切的溝通，表征之一是愛散步。近代學人中，瞿禪可謂記載散步最多的學人之一。此外，之江大學在地理上很是優越，他在執教七年后，仍然感嘆“樓前萬綠填山，清晨鳥聲滿耳，之江真足留戀”（1937.5.11）。從嚴州東湖、西湖到杭州錢塘江畔、孤山再至雁蕩，所至之佳山水無不是其詩情的淵藪。“自慚行跡似東坡，到處隨身有西子”，身之蹤跡與詩思之綰結如影隨形。

漫長的學人一生中，交往范圍之廣，友朋感情之深，亦可觀可感。夏先生曾自述出學詞日記的初衷即“師友訓迪，不可忘也”（1941.5.30）。七十年日記，背后龐大的交游圈也有清晰的脈絡。

前輩學者中，他與朱彊村、吳梅、金松岑、張爾田、冒廣生、夏敬觀等長年通信討論詞學，并有詩詞唱和。20年代初，他曾經林鐵尊向朱彊村呈過詞作，朱彊村對其多有夸獎。作白石詞考證時與吳梅考訂音律，吳梅許其為治白石詞第一人。與一流學者交流方面，他在二十幾歲、學術漸成熟時期已有足夠的意識，亦老練通達。例如日記曾提到有撰寫中國學術大事表的打算，欲修書請教梁啟超，但最終“與先生并世，竟未一面，真辜負矣”（1929.2.21）。僅此一語，足見其求師請益心理的迫切。

在溫州、嚴州任教時，身邊有吳鷺山、謝玉岑等好友；在杭任教時，與其頻相往復的友人包括龍榆生、唐圭璋、錢基博、鄧廣銘、郭紹虞、任中敏、程千帆等，均是當時文史學界的中堅力量，在杭交往之前輩學者有馬一浮、黃賓虹等，朝夕相處之同事則有王季思、徐震堮、任銘善等。

日記中刻畫的學人群像，如1932年4月17日于杭州見顧頡剛：“午后再詣頡剛，肅客殷勤，姁姁如老嫗。以其談吐樸訥，尤覺悃愊可親。”見周予同，“其人談吐、豐采皆好”（1928.1.6）。和鄧廣銘的交往從30年代開始，持續半世紀之久。鄧廣銘箋注辛詞比他早，他因此自覺放棄，“此君讀書能識高心細，傾想無已。”（1937.3.29）多有這種惺惺相惜的君子之交。早年日記還顯示，客陜時他與中共傳奇人物董健吾、與后來成為國民黨要員的王陸一等亦有來往。民國教育界不乏各種傳奇人物，因緣際會有所遇合，讀之有趣。

近代學人日記既有意在“學”方面下工夫，“學”的范圍若何，零散或系統的私人閱讀史，也頗能顯出本人的趣味，從李慈銘、王闿運到后來的金毓黼等，都有“學”的具體展示。夏先生用新的學術方法治學，已闊其堂廡。關于他的詞學成就學界已談得較多了，其實他對同時代的文史成果以及新文學也相當熟悉。對新文學包括譯介文學的趣味，在當時從事故典研究的文史學者中并不常見，呂思勉就曾自稱“于新文學最無嗜好”。但夏先生一直密切地關注新文學、外國文學。

日記之所以為信史，也是在于有性格、情感等完整界質的投射，令撰者之面貌更直觀立體。讀民國學人日記，我們多能感受到作者的氣質各異，如顧頡剛的憂郁和敏感，吳宓的情感易于沖動等等。夏先生身上更多的是敦厚溫雅，不失高朗之氣。他善于自省，常常自責“自覺對人終欠和藹溫柔”（1923.6.2）。甚至著書立說也需要反思，“好著書，由名心作祟，不能保持坦蕩之懷，思每日看《朱子集》數篇滌洗之。”（1940.10.20）。他終身保持和易樸素。每獲稱贊，或將愧恧寫在日記里。“潭秋箴予‘深沉有余，明快不足’，此中予病。”（1931.2.10）記錄友朋之箴規，既是晚清日記的遺留，也是自覺的人格磨礪。

關于其個人生活，此次出版的日記全帙亦有大量披露。例如記載其初戀經過，早年與比鄰的錢氏小姐相悅，后因兩家家境不偕而未成。家中為其娶的妻子游淑昭多病，亦似鮮能理解其人生志趣，“內子謂予十年以后如仍碌碌教書，誠為可憐，其實有何可憐。”（1939.2.19）但五十年間，仍與妻子相濡以沫，晚年妻子去世后才續娶吳無聞先生。在有情義之完善人格方面，瞿禪亦屬完人。

杭州雖非京滬那樣的學術中心，但民國的三位詞學大師夏承燾、龍榆生、唐圭璋都在江浙滬一帶，交往頻繁，學術積累更形深厚。錢穆曾形容30年代的北平“世局雖艱，而安和黽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無倦”。夏先生背后龐大的學術交游，亦是20世紀上半期學林世界繁密交往的寫照。而日記所勾勒的移步換形的新世界，還包括民國初元的溫州，20年代的西安，三四十年代的杭州、上海，以至80年代的北京學術圈等等。日記全編收錄的夏先生諸多未刊詩詞，尚有很大的研究價值；對其精神世界的揭橥，尤其鮮明。

“記憶是一種表現曾經存在而現在已不存在的事物的能力”（保羅·利科語）。在對抗遺忘方面，日記可能是最重要的載體之一。讀夏先生七十年所記，尤感世事之縱橫與時間本身帶來的改變。晚年所記，亦有珍貴的歷史價值。最后，我想引1932年夏先生在浙大的演講中所引《維摩詰經》經句作為本文的結束：“高原、陸地，不生蓮花（華）；卑濕污（淤）泥，乃生此花（華）。”夏先生講的是如何在憂患中悟得人生之真義，從其一生經歷來看，實則接近于夫子自道。

（作者單位：北大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