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64年進入西北大學就讀時，董丁誠老師留校任教已經四年了。他給本科生代《中國古代文論》課，給研究生講過《文心雕龍》，《文心雕龍》是1500年前出現的中國古代美學及文學理論批評的標幟性作品，我覺得高深難測，不敢問津。

30多年后，當我閱讀將近80萬字的兩集《紫藤園夜話》時，才發現董老師是一位廣泛借鑒了中國傳統文體并不斷地有所革新的散文高手，為文精悍舒暢，雅俗得宜，形成的是一般作者不易進入的境界。我的感覺，也算是通感吧，許多比我年長的專家、師友對《紫藤園夜話》熱情評介的短文，從1994到1999年間，在秦隴的報紙上就出現過20多篇。

從學校畢業后從戎西上，我供職于蘭州軍區。下部隊時，曾多次到過天水，在報刊上也就發表過幾篇與天水相關的短文。可能是因為董老師出生于天水吧，我這短文引起了老師的注意，出于對故鄉的感情，他就撰文介紹我寫的《天水三章》（報紙發表后收入《紫藤園夜話》）。接著，他還回應拙文《寂寞南郭寺》，寫了篇《今昔南郭寺》，《中華讀書報》發表時改為《風塵南郭寺》。撰寫上述文章時，董老師還在西北大學黨委書記的任上，工作繁雜忙碌，老師還叼空為文，推薦自己當年的學生的文章，我心底的激動可想而知……《今昔南郭寺》的開頭，老師就說是由于我文的激發，他才“補寫了這篇”。實際上，老師的文章比我的好多了。南郭寺是他兒時常去玩耍的地方，文中寫了2500年前春秋古柏的復活與新生，寫了詩圣杜甫留在這里的詩作，也寫了一位流落、下榻于此的老紅軍騎一頭小毛驢上山下山，“唐·吉珂德似的”。借著南郭寺這個天水的著名景點，我與老師從不同角度寄托對世情滄桑的感慨，仔細相比，我的文章顯得老氣、郁悶，散發著故紙堆的陳舊味兒。

文字上互相往來，讓我發覺董老師在散文寫作上是一位少有的行家里手，我得認真地向他學習。董老師早就是個秦腔迷，個人的愛好和興趣，也把他的審美趣味和大眾審美趣味沒有間離地焊接了起來。他的戲曲評論文字，不是未涉此行或涉此不深者寫得出的。

我后來在重讀《水滸傳》時，起了進一步品評武松的念頭，便向董老師發去短信請教：“我記得在討論川劇潘金蓮時，你持不同的見解，具體情況我記不清了。重新翻檢你的《藝苑漫筆》，怎么找不著呢？”

董老師對魏明倫編的川劇《潘金蓮》指責武松“不懂愛情”，很不以為然。他這樣回復我：“是這么回事：當年西安的尚友社把魏明倫的川劇本移植為秦腔演出，他們渲染武松矛盾萬般，舍不得下手，背過身一不小心，把潘金蓮給殺了，我對此非常反感。座談時，有些人熱捧魏劇，我就提出反問：‘你們都跟著魏明倫批判武二爺，假如你嫂子害死你哥哥后又撲過來要和你親熱，你怎么辦？’那些人一下子愣了，無言以對。后來聽說，他們在下面罵我。我沒有寫文章。可能是看了你寫的武松，正合我意，寫了幾句讀后感，你記的也差不多。”守護中華民族道德文明的底線，原則問題上不讓寸分——戲曲研究也罷，散文寫作也罷，這就是董老師的為文之道。

總之，我和董丁誠老師的文字緣，始于天水故鄉情的溝通，繼之于道德觀念的接近，歸之于漸行漸遠的共同的母校情懷。在西北大學120周年校慶前夕，借著董老師的《紫藤園夜話》第三輯即將付梓的機會，寫此文附之于驥尾，也算是敬獻給母校的一束鮮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