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濤是一個不斷挑戰寫作的可能性，豐富自我創作面貌的作家。如《隨蒲公英一起飛的女孩》中諸多佳篇對短篇藝術營構的探索，《滿山打鬼子》《小城池》對戰爭與現實的深度關切與表達，《砂粒與星塵》對蒼茫沙地的展現。薛濤孜孜以求、不斷拓展兒童文學成長書寫的疆域，將成長與縱深的歷史、當下現實境遇、遼闊的野地與自然融合，展現成長多維度寫作的可能性與獨特的語調。

新近出版的《樺皮船》可謂集大成的探索之作，融匯了薛濤對兒童文學寫作的多重思考，是一部富有野心和想法的作品。在浪漫的還鄉之旅中，作家將孩子放在更為宏闊深厚的社會文化土壤，自在、自然的山林鄉野的背景中，予以歷練。在這部長篇中，作家游刃有余地將還鄉意識、家園回歸、非物質文化遺產、代際交流、當代童年生態、身份與文化認同、傳統與現代等宏大命題、復雜元素融入其中，將錯綜復雜的可能性巧妙編織進故事，完成一場有難度的敘事挑戰。

作為一位有著自覺、自醒寫作意識的作家，薛濤兼具鋪排和駕馭故事、掌控敘事節奏的能力。作品一開始就精準地呈現了現實色彩濃郁的都市生活困境：奔波忙碌的父母、迷茫的孩子、無所適從的進城的老人。這樣一種逼仄壓抑的灰色現實與還鄉后山林中自在、酣暢淋漓的綠意盎然形成鮮明對照，這也為作品定下了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雙重基調。

故事從喧囂躁動的城市生活起筆，借由樺皮船的牽引，爺爺托布和少年烏日逐漸走出封閉空間，經由鐵路、公路的顛簸旅行，抵達呼瑪河，回歸到鄂倫春人的棲居地。這對剛開始有些不和諧的爺孫，因為樺皮船、因為還鄉的傳奇之旅，達成了深入的交流與理解。在這過程中，一批鮮活個性的形象躍然紙上，執拗本真的老人托布，不斷感受、體驗并收獲成長喜悅的少年烏日，狡黠而醒悟的李阿哈，還有忠誠靈氣的動物們。樺皮船不僅僅是一個有意味的意象，是鄂倫春歷史文化的凝聚，同時也是推動情節發展、串聯人物經歷、寄托情感、承載文化底蘊的重要存在。

托布放心下不呼瑪河畔的老伙伴阿哈、紅9，毅然決定返回故土。為了兌現約定，烏日帶著樺皮船開始趕火車，遇到了曾經背井離鄉、落魄的返鄉人李阿哈。這是一個富有個性和意味人物，在這個飽滿的形象身上，作家注入了很多關于時代的思考。烏日的旅程仿若一部公路電影，有某種內在的節奏與韻律，畫面感很強，故事流暢生動。只是這一部分的敘事邏輯能否在故事中自洽，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

烏日與托布匯合，踏上回家的旅途，頗有些奇幻色彩，這也是全書最為激越高昂的敘事，是最為華彩、肆意奔放的篇章。這樣一種返回山林的書寫是以往創作中較少見到的。托布在故土的諸種壯舉，對過往生活的懷念與講述，都與大興安嶺腹地的風土人情的妥帖展示相融合。少年烏日的還鄉之旅，他與小狍子、與阿哈這些動物的感情建立，有對祖輩生活的切身體驗與理解，有對故土情感的滋生。烏日的成長是審視鄂倫春過往與現在，文化的傳統與承繼的巧妙載體。

《樺皮船》有對兒童成長與自然的靈動書寫，有對歷史與現實的深切關懷，可與《少年小樹之歌》相媲美。但《樺皮船》又有某種超越，做到了一種自然自在而自有深意，在圓融的故事之外，在豐厚的博物知識與生存智慧的水到渠成地穿插，潛隱著作家的悲憫情懷：對生命個體和多元生存生態的尊重與敬畏。同時，《樺皮船》更具有時代感和問題意識，有對這片土地上看似粗糲實則詩意、萬物平等的樸素生活和觀念的禮贊與省思，有對人與自然的融洽書寫，有歷史與時代交融中個體生命的深入描摹，還有一種告別的挽歌，淡淡的憂傷。

書中孩子與老人的回歸，還傳遞出了不同意味的成長：還鄉的孩子對祖輩文化和身份的認同，對語言和名字的理解；原本執拗的老人對變遷的接納，成長為更加澄明與智慧的老者。樺皮船是過往生活的象征，是一種互相信任、自在精神的寫照。在托木、烏日這兩個主要人物和樺皮船這個主導意象之外，書中還有關于撮羅子、鹿哨兒等繁密的細節，這也是這部作品厚實的敘事密度和豐茂的用心所在。

人如何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之上？現代與傳統如何對話？《樺皮船》以其獨特的方式傳遞了一種可能性的聲音：對這片神奇土地和人們在時代潮流中變遷的堅守與包容，對故土的一種理想審視。

這是一部有力量、有力度、有深度、有難度的兒童文學佳作，也是作家在傳統與現代對話背景下的憂思、期待，是作家秉持博大胸襟與深切情懷的深度寫作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