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改變了普通人的生活面貌，多少也會影響到文學生態(tài)。在素描“心靈生活在小說里應(yīng)該是什么樣的”時，作家已無法回避技術(shù)對于日常生活的巨大影響。

《四合如意》是我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第三部小說，也是我個人第十三部小說集，我是一個老作者了。編輯將宣傳方案定位為“社交媒體一代的新世情小說”，可能是因為在這十二篇故事中，我提到了不少互聯(lián)網(wǎng)世界的元素，包括電商直播、彈幕、表情包等，正是不少都市青年的日常生活中，情感勞動的工具媒介。

又因為提到了“社交媒體一代”，很多讀者自然而然想到愛爾蘭90后作家薩莉·魯尼的三部小說和影視劇，一方面是她也運用了類似的元素，另一方面“千禧一代”與社交媒體的關(guān)系可能是當代讀者感到親近的生活外觀。其實薩莉·魯尼小說中充當重要敘事功能的青年交友軟件，恰恰是我的故事中沒有包括的部分。

2019年，我在《文藝爭鳴》雜志寫過一篇文章，名為《機器與世情》，那是在疫情之前，經(jīng)由“機器”所生發(fā)的倫理問題引起了我的寫作興趣。我當時就這個話題寫作了幾篇小說，嘗試聯(lián)系各種機器與我們生活的關(guān)系，不只是呼吸機、鼻胃管與人物命運的關(guān)系，還可以是手機、樂器（合成器）、VR、SIRI（手機語音機器人）、人造娃娃等在我們現(xiàn)實生活中形成的情感故事。作家可以無視機器，只談感情，但機器仍會以自己的方式為人類創(chuàng)造新的矛盾沖突、新的痛苦抉擇、新的心靈體驗。

這些故事也在我近期創(chuàng)作中得到了具體的落實，例如早幾年的《櫻桃青衣》和《蕉鹿記》寫到了鼻胃管插拔的倫理問題，新書中《端正好》寫到了與SIRI的對話（SIRI可能是女主人公孤獨生活的情感陪伴）。更多的嘗試體現(xiàn)在離散主題的故事構(gòu)思，如《醉太平》寫的是“手機女友”和“相親女友”，《縷縷金》寫到了年輕人因工作繁忙只在手機中完成孝親義務(wù)，《四合如意》寫到由手機通訊艱難維持的跨國戀情等等。

雖說重點不在“社交軟件”本身，但我們的情感生活時而依賴社交軟件，時而又對機器的可靠性產(chǎn)生深重的懷疑，因為手機中的情感生活所建立的分類分組，有時會遺落我們真實的情感歷程。如《縷縷金》中，偶遇失聯(lián)十多年的前男友終于加上微信后，不知把他分在哪個組，最后分到了“家人”組以方便屏蔽等……技術(shù)在重新規(guī)范我們的情感生活時，逼迫我們交出本來沒有必要交出的答案，通過殘酷的分類分別，來厘清社會關(guān)系遠近親疏，有時這種厘清是會照亮創(chuàng)傷的。有些界限，則是故事的來源。

另一個反饋較多的小說《字字雙》，可能也在無意中觸及了女性寫作的話題，還曾入選一些女性寫作的年選。故事說的是留英女博士安栗，博士論文研究的主題是老年殘疾人的情欲互助及手機使用，回上海之后，這個研究變得難以向家人和朋友啟齒。一方面承受著高校“非升即走”的科研重壓，一方面承受著同行譏諷她女性身份獲得的研究便利，在傳統(tǒng)家族的庇護之下，不斷承受著研究生活和現(xiàn)實生活撕扯的壓力。我想也許是因為當代讀者大多受到良好的教育，尤其是女性研究者增多，會在一些細節(jié)中感受到相似的尷尬，這在我創(chuàng)作之初，其實并沒有想到。同樣涉及女性題材的，還有女主人公們走上人生岔道又懸崖勒馬的故事，如《寄生草》與《白觀音》，《步步嬌》則提到了女性生育困境。

我是個宅女，雖然受到了教育教學的刻意訓練，較快適應(yīng)了疫情期間線上辦公的模式，一邊“社恐”又一邊在社交媒體曝光的矛盾經(jīng)驗，有時會令我感到無奈和尷尬。我將這部分想法，寫成了小說《冉冉云》，這個故事可能也是唯一一個涉及到基于數(shù)字媒介的社交——一個電臺聽眾與一個電臺主播的情愫，他們友誼建立的基石，是那一位聽眾，其實是四川支內(nèi)的后代，她會說一口上海話，卻沒有上海戶口。她對于上海這座城市的認識，是來自于數(shù)字媒介那位夸夸其談的主播所構(gòu)建的。她對于上海這座城市的認同，基于復雜坎坷的出身，其實也把在虛空中拾人牙慧，在彈幕里自得其樂的主播，從虛擬世界拉回了現(xiàn)實生活，使他不得不正視自己亂麻一般的親情關(guān)系。

這也是我自己的看法。沒有人能逃避生活的苦惱。我們的苦惱來自我們的來歷、我們的創(chuàng)傷經(jīng)驗，現(xiàn)實生活是如此沉重，使得我們在虛擬世界中才能獲得片刻愉悅。但唯有迎向矛盾、糾結(jié)、狼狽、痛苦，才是情感質(zhì)量的來源。

（作者為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上海青年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