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相信這樣的說法，所謂作家，就是那些給陌生人寫信的人。

陌生人地址不詳，所以，終其一生，一個作家要發出無數地址不詳的信件，這些信件命運各異，大多數信件投入漫長的黑暗中，或者安放在圖書館灰塵蒙蒙的角落里，只有少數信件是幸運的，它們猶如流浪貓找到了動物保護組織，猶如蠟燭手電筒煤油燈等到了全城停電的時刻，猶如灰姑娘遇到了王子，它們找到了最完美的收信人。

一個陌生人打開另一個陌生人的信件，并且懷著好奇之心讀完信件，從此記住寫信人的名字，這其實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時刻，作家與他的讀者相遇了。

因為他們相遇了，那些信件才可以談論，那些文學才值得談論，作家們才有了所謂的社會角色。

那些信里到底寫了什么內容? 像我這樣一個使用中文的寫信人，他應該向讀者寫什么樣的信呢?

談談《我的帝王生涯》，那是我的第二部長篇小說，一直以來算是比較受讀者歡迎的，但恰好是這部小說，“滿紙荒唐言”，與任何讀者的生活沒有關系，與我自己的生活更是毫無關聯。

小說的歷史時代虛化，第一人稱，寫一個小皇帝因為宮廷政變流落民間長大成人，因為從小愛慕飛鳥，后來成為一個高空走索的雜耍藝人。完全是一個帶有隱喻的白日夢，白日夢是我自己的，而“隱喻”不全部屬于我自己。“皇帝”與“高空走索藝人”無疑是兩種巔峰人生，一個青少年很容易做皇帝夢，也很容易做高空走索的夢，但是，白日夢可以是虛無的，也可以是對人生社會和歷史的仿構，如果仿構的態度嚴肅，這個白日夢可以變得與哲學一樣嚴肅，而且具有不可思議的放射性，你向陌生人寄出一個白日夢，有人收到了一部苦難之書，有人收到了一部救贖之書，有人收到了關于自由和平等的夢想之書，有人則坦率地告訴我，你寫的小皇帝也好，走索王也好，都沒有打動我，我是被你書里描寫的那些鳥打動了。

這就不錯了。作家的社會角色由那些信件的命運來決定。無論寫信人如何解釋他的動機，也無論他使用什么樣的信封，信件使用什么文字，寫作的愿景其實殊途同歸，用最簡短最可靠的話語來說，當然是表達人生、社會與思想。我的，你的，他的，我們大家的。這人生要打動讀者，這社會要高度仿真，這思想要閃爍征服的光芒，并不容易，這也是很多作家患有失眠癥的原因。讀者對文字始終是警惕的，充滿拷問意識的，當你要模糊“所有格”的時候，他們也許恰好要厘清，那是誰的生活，誰的社會，誰的思想?這個潛在的矛盾其實相當奇妙。每一個讀者都暗自與作家訂立了一份契約，作家從來沒有見過那份契約，但他們始終知道那份契約的存在，這是他們的壓力與迷惘所在。讀者與作家面對一個共同的世界，他們有權利要求作家眼光獨到深刻，看見這世界皮膚下面內臟深處的問題，他們在沉默中等待作家的診斷書，而一個理性的作家心里總是很清楚，他不一定比普通人更高明，他只是掌握了一種獨特的技巧，這技巧混淆讀者清醒的時空概念，綁架讀者進入一個故事，接納他人，遺忘自己，以此將診斷模糊化，或者推遲，或者干脆將權力留給你自己，這所謂的技巧，其實只是敘述的技巧。

所謂作家，是一個寫信人，也是一個聰明的敘述者，他們的一生都迷戀敘述，渴望敘述的勝利，并被敘述之難所困擾。很多偉大的小說，其實是穿越困難的偉大的敘述，而偉大的敘述，大多從狹窄出發抵達寬闊，從個人出發抵達社會，從時間出發抵達歷史，用巴爾扎克的話來說，一個人的心靈史，可以是一部民族的心靈史。

這是一個寫信者最好的愿望，同時，它也是給收信人最大的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