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異（Jeremy Tiang），生于新加坡，目前定居美國紐約。程異專注于中國文學的英語翻譯，尤其是當代作家的作品。他目前已翻譯大約20部作品，可謂是中國當代文學最重要的譯者之一。翻譯的作品有劉心武的《鐘鼓樓》（The Wedding Party），李洱的《花腔》（Coloratura），雙雪濤的《艷粉街》（Rouge Street），鄒靜之的《九棟》（Nine Buildings），天下霸唱的《鬼吹燈之龍嶺迷窟》（The Dragon Ridge Tombs），余秋雨的《山河之書》（The Book of Mountains and Rivers），張悅然的《繭》（Cocoon）等。

程異的漢語學習之旅始于新加坡的華僑中學和華中初級學院。其間，他初步接觸了漢語以及中國文學，并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極大興趣，為未來走上中國文學英譯之路打下了良好基礎。他對中國的長篇小說、短篇小說和戲劇英譯最為感興趣，曾獲得美國筆會翻譯獎（PEN Translation Prize）。

《鐘鼓樓》

漢語難學 慎重選材

在程異看來，中國文學的海外譯介之路并不順暢，其主因可能源自漢語語言和中國文學本身的特質。

一方面，漢語較為復雜，學成不易。中國文學翻譯對譯者的漢語功底有著很高的要求，這直接影響到海外中國文學翻譯隊伍的數量和發展。盡管如此，程異對未來仍持樂觀態度，“中國文學翻譯隊伍會不斷壯大，因為整個世界范圍對中國文化興趣盎然的受眾越來越多”。另一方面，并非所有中國的優秀文學都適宜國際出版。譯本的異域旅行成功與否與作品內容的可進入性強弱有關。此外，與華裔作家的英語文學相較，中國文學英譯的讀者“可接觸性”亦不強。華裔作家由于長年生活在目的語語境，在地理位置、目標語表達等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讀者可零距離、近距離地與之交流，建立起超越文本的情感關系；同時，華裔作家更能洞悉目的語受眾的審美預期和心理需求，其作品獲得大眾的青睞自然在常理之中。一旦作家和受眾間的關系進入良性循環的發展階段，海外媒體和出版商就會對作品推廣方面更加賣力，通過報紙、廣播、電視采訪等多種媒介手段宣傳促銷，進一步提升作家和作品的市場接觸度和認可度，但這種現象在某種程度上，加劇了中國文學譯介的選擇難度。

所以說，選擇翻譯哪類文學、哪個作品、在哪些國家發行，是一個值得深度思考和研究的大問題。程異認為，中國文學作品的選材要歷時共時并舉、各類題材文體廣涉。具體地說，不論是小說、詩歌、散文、戲劇還是歷史、浪漫、科幻，各類古代經典和當代文學都應研讀，然后在廣度和深度上的延伸閱讀和深究的基礎上，過濾出既具代表性又具有“移情”、共鳴的經典文本，更好地把中國文學文化的全景展現給世界。

此外，由于原本和譯作的目標受眾發生置換，中國視域內的經典書籍未必能在英語世界獲得相同或類似的認同，譯作的選目還需考慮目的語出版商的意見。程異在選本時更傾向于參考西方出版商的意見，堅持從西方受眾的視角進行翻譯策略選擇。“異域出版商有固有的一套標準和方法，經其篩選的譯作，在本土語境中能吸引到更大的讀者群體。”

合譯、出版和多樣傳播

程異并不推崇中外譯者合作翻譯的模式。雖然這種模式有諸多優點，且在學界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和推崇，但在他看來，這只是當下的一種工作模式，并不適宜長期推廣。譯者很難找到真正有默契的合作伙伴，中英譯者之間的合作多是缺乏默契的簡單拼湊，翻譯效果常不甚理想。需要銘記的是，擺在中國文學海外譯介面前的主要問題不是優秀譯者的缺乏，而是愿意把中國文學英譯推向英美圖書市場的出版商實在太稀少。

如何和出版商建立良性的合作關系是貫穿文學翻譯全程的一個重要問題。程異主張，要和編輯以及出版社事先建立共同的目標，約定好各項權利和義務，這是雙方合作的前提。盡管雙方有時會在翻譯風格、策略選擇、注釋理解等方面意見不一，但一般情況下都能通過協商予以解決。

若讓海外出版商對中國文學譯作拾起興趣，除了要依托譯質卓越和讀者口碑以外，還要注重采取適宜的宣傳推廣策略。程異主張逐步建立“以紙質書籍為主體，新媒體為補充”的文學譯介的海外新格局。“影視劇先行，圖書跟后”的模式，在他看來雖不失為一種高效的傳播手段，但并不適合所有的文學譯作，其具體運用還需進一步的學術研究和實踐摸索。程異表示，“目前中國文學已在海外市場上取得了不俗成績，未來隨著時間的推移、譯作良性口碑的沉淀以及出版經驗的積累，異域讀者會對中國文學譯作的興趣愈加濃厚，并且這種趨勢會只增不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