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總是希望天才能和天才相遇，并想象著他們相遇的情景。

《警世通言·王安石三難蘇學(xué)士》記載了蘇軾（1037-1101）和王安石（1021-1086）之間的三個故事。一為蘇軾擅改菊花詩。蘇軾拜訪王安石未果，見到文幾上的詩“西風(fēng)昨夜過園林，吹落黃花滿地金”，認(rèn)為菊花并不落瓣，于是信手依韻續(xù)曰“秋花不比春花落，說與詩人仔細吟”。蘇軾后來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見到黃州菊花落瓣，終于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二為王安石以自己有“痰火之癥”需瞿塘中峽水為由，讓蘇軾代為攜取。蘇軾因“鞍馬困倦”，錯過中峽水，取下峽水代替，為王安石識破；三為蘇軾在與王安石對句和識典上落于下風(fēng)。“王安石與蘇軾這兩個天才人物碰在一起，相互之間的爭強好勝之心撞擊出充滿機智的火花”（劉勇強《虛擬的歷史公共空間》）。這是一則“天才遇挫型”的情節(jié)類型敘事，故事的來源應(yīng)該是宋元雜劇。馮夢龍在篇首提到本則故事的意義是“奉勸世人虛己下人，勿得自滿”，“強中更有強中手，莫向人前滿自夸”。在另外一個同類型的故事中，蘇軾卻充當(dāng)了“強中手”的角色，為秦觀解圍。（見《醒世恒言·蘇小妹三難新郎》）

說蘇軾“在宰相荊公王安石先生門下”，對王安石執(zhí)弟子禮，見必曰“晚學(xué)生”，自是小說家言。蘇軾在嘉祐二年（1057）進士及第。據(jù)說，蘇軾的策論《刑賞忠厚之至論》獲得主考官歐陽修（1007-1072）的賞識，因歐陽修誤以為是自己的門人曾鞏所作，為了避嫌，將他由第一降為第二。按照唐宋人習(xí)俗，舉子對于提拔他們登科的知舉（主考官），必奉為坐主，以門人自居。實際上，歐陽修對蘇軾早有知遇之恩。早在進士及第前，蘇軾就通過雅州知州雷簡夫認(rèn)識了歐陽修，并獲得了后者的賞識。在登第后，通過歐陽修，蘇軾得以進入當(dāng)時的士大夫核心圈，“是歲登第，始見之于歐陽公，因公以識韓（琦）、富（弼），皆以國士待軾”（蘇軾《范文正公文集敘》）。蘇軾對歐陽修一直是尊敬有加，視之為師的，稱“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蘇軾《上梅直講書》）歐陽修去世后，蘇軾在《祭歐陽文忠公文》中說“受教于門下者，十有六年”。有意思的是，據(jù)《西塘集耆舊續(xù)聞》記載，看到王安石的“詠菊詩”寫出續(xù)句的倒是歐陽修（文字少異，歐文曰“秋花不比春花落，傳語詩人仔細吟”）。

蘇、王的首次接觸是在嘉祐年間。此間，王安石不喜蘇氏父子的文風(fēng)，稱老蘇的文章“有戰(zhàn)國縱橫之學(xué)”。先是制科考試時，王安石聲稱蘇軾文章“全類戰(zhàn)國文章，若安石為考官，必黜之”（邵博《邵氏聞見后錄》卷一四）。再是王安石拒絕為蘇轍起草任命制書。兩年后，蘇洵的《辨奸論》一文稱王安石“不近人情”“囚首喪面”，“鮮不為大奸慝”，將王安石與三蘇的矛盾推上一個高潮。熙寧年間，蘇、王之間的主要矛盾實際上是圍繞變法的政爭。蘇軾反對新法，主要是反對科舉由“詩賦取士”變?yōu)椤敖?jīng)義取士”。“上數(shù)欲用軾，安石必沮毀之”。（黃以周等《續(xù)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七，熙寧三年三月條）熙寧四年（1068），蘇軾被外放為杭州通判。

雖然對于王安石主持的變法，人們毀譽不一，卻很少有人對他的人品提出疑問。連他的政敵司馬光也稱他“文章節(jié)義，過人處甚多”。（司馬光《與呂誨叔簡》二）后世如陸九淵也對他贊譽有加，稱他“英特邁往，不屑于流俗”“潔白之操，寒于冰霜”。（陸九淵《荊國王文公祠堂記》）蘇東坡本人在《王安石贈太傅》一文中給予王安石以很高的評價：“名高一時，學(xué)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fēng)動四方。用能于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天才和天才總是惺惺相惜的。元豐二年（1079），蘇軾因為詩文“謗訕朝廷”被逮捕入御史臺獄。御史臺又被稱為“烏臺”，因之此案也被稱為“烏臺詩案”。相傳，蘇軾下獄后，王安石曾說“豈有圣世而殺才士者乎？”“不知更幾百年，方有此人物”。其弟王安禮也向神宗進言，說“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語罪人”“今一旦致于理，恐后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宋史·王安禮傳》）王安石在烏臺詩案中的態(tài)度為他和蘇軾之間的關(guān)系緩和埋下了伏筆。

天才之間并非總是充滿張力。蘇軾在回復(fù)“新黨”官員李琮的信中說“知荊公見稱《經(jīng)藏》（指《勝相院經(jīng)藏記》一文）文，是未離妄語也，便蒙印可，何哉？”（蘇軾《答李琮書》）元豐七年（1084），離開黃州的蘇軾，繞道北上，道經(jīng)江寧，拜訪了王安石。蘇軾稱此次會面“某到此，時見荊公，甚喜，時誦詩說佛也”。（蘇軾《與滕達道六十八首》之三十八）兩人見面，自然不會只是“誦詩說佛”，但談話的具體內(nèi)容，恐怕也只有當(dāng)事人知道了。旁人只能從記載中看出來兩人相見甚歡，“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蘇軾《次荊公韻四絕》之三）在此后致王安石的書信中，蘇軾也自稱“某游門下久矣”（蘇軾《與王荊公二首》之一）。當(dāng)然此處的“門下”只是對于地位高于自己的長輩的客套話，不能理解為就是“門人弟子”的意思。

對于晚年的蘇軾來說，對王安石不能釋懷的也許就是對“同”和“異”的不同理解了。蘇軾認(rèn)為“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蘇軾《答張文潛書》）肥沃的土地可以生長多種多樣的植物，貧瘠的土地才會生長單一的黃茅和白葦。

（作者：吳志浩，系四川輕化工大學(xué)中國鹽文化中心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