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知道杜拉斯的《情人》，但很少有人知道這部書原先是一本家庭攝影集，在杜拉斯晚年情人揚·安德烈亞的建議下，才改成了小說。1984年，《情人》正式出版，杜拉斯70歲高齡。讓人沒有想到，這位原先被認為晦澀難懂的女作家一時之間成為街談巷議的話題，小說不僅登上暢銷書榜，還拿到了當年的龔古爾文學獎。要知道，這項法國文壇最高獎，一般獎給年輕的作家。

或許杜拉斯自己也不曾預想，她的名聲會在晚年攀上頂峰。她已經勤勉、孤獨地寫作數十年，小說、戲劇、隨筆等都有幾十本，連電影也拍了十幾部，贏得專業人士的認可。她的命運竟然會被一本小小的《情人》改變，并在遙遠的中國覓得 “知音”。已故作家王小波是杜拉斯的極力推崇者，他在多篇文章里盛贊王道乾翻譯的譯本，并稱杜拉斯的《情人》是“最好的現代小說”。

中文世界對杜拉斯的接受，慢慢演變成一種“杜拉斯情節”。一方面自然是因為王小波極力推薦，《情人》有其獨特的文學價值；另一方面也不能忘記電影版《情人》的造勢，導演讓·雅克·阿諾邀請香港男演員梁家輝出演小說里的中國情人，并大膽刻畫露骨的情欲場面，一時風靡世界。電影版《情人》最終遭到杜拉斯的痛罵，但也讓她賺得“盆滿缽滿”，還提升了世界范圍的知名度，不是嗎？

全新布面精裝版《情人》

近日，隨著上海譯文出版社推出全新布面精裝版《情人》，翻譯家、作家袁筱一和上海譯文出版社編輯黃雅琴連線播客節目“癡人之愛”主播阿酌，圍繞杜拉斯這部風靡世界的小說，一同探討了杜拉斯的寫作藝術、她的女權主義觀念，以及由 “戀愛腦”展開的種種話題。

女作家與敘事的傳統

袁筱一第一次閱讀《情人》，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初，她讀的法語原文，第一感覺是一種顛覆感。小說雖然叫《情人》，講的卻遠不只是愛情，這讓她很驚訝。然后她才讀到王道乾的中文譯本，比較之后覺得王道乾的譯文與原文出入并不大。“偉大的譯者幫助我們發現偉大的作家”，袁筱一認為，王道乾的翻譯很好地捕捉到這部小說獨特的文學價值，作為法語翻譯界的后輩，她對此深表敬意。

“杜拉斯擅長書寫個體的感覺經驗，把身處事件的經歷寫出來。”袁筱一進而表示，杜拉斯的《情人》之所以能夠擊中那么多讀者，除了小說有一個感人的愛情故事外，更在于杜拉斯的文筆能把讀者帶入故事之中。“讀者可以從自身角度把故事剝離出來，《情人》不只是故事，也與杜拉斯的親身經歷相關。”

電影《情人》劇照

黃雅琴閱讀《情人》的時候，小說已在中文世界被奉為經典。她讀過王小波的《我的師承》，里面對王道乾翻譯的《情人》推崇備至，還有被當作情色片廣為流傳的電影版《情人》也讓她很早便知道有這樣一部法語作品。她先看電影，然后讀了小說。她覺得，電影是單單把小說里的愛情故事抽離出來，作為主題進行敘事。

袁筱一分析了女作家與敘事的傳統。小說在誕生之初，涌現的女作家主要以講故事為大眾接受。杜拉斯在她寫作生涯初始，便不是以講故事的作家形象登場。“她一直不是位擅長講故事的女作家，她的小說讓很多讀者甚至評論界人士都接受不了。直到《情人》，杜拉斯才真正走入大眾的視野，《情人》在當年莫名成了一部暢銷小說。”

袁筱一認為，小說作為一門虛構的藝術，不是對真實世界的報道，這也是羅蘭·巴特對小說的觀點。尤其到20世紀下半葉，法國“新小說”興起之后，小說藝術有了更多新穎的探索。杜拉斯雖然算不上“新小說”團體的核心人物，她也不承認自己寫的小說屬于“新小說”。但她的寫作與“新小說”有著緊密的聯系，這反映出當時共有的后現代文藝思潮。

提到法國后現代文學反敘事的傳統，黃雅琴也注意到，法國作家與英語文學作家不同，法國作家似乎對講故事興趣不大。她提醒讀者不要完全相信《情人》里的情節都是杜拉斯的親身經歷。作為一部帶有虛構性質的自傳體小說，真實發生的事件里往往有著虛構內容的融入。

故事的重述和寫作的絕望

“杜拉斯的小說不追求故事性，這和她的寫作野心有關，她一直在探索寫作的藝術。” 袁筱一表示，大眾形成了女作家書喜歡寫自我欲望的刻板印象——女作家偏愛講述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并把故事中的“我”理想化。杜拉斯與這類女作家有很大差別，杜拉斯雖然也書寫自己的故事，但更多是反復講述“同個故事”。她之所以一遍遍重述“情人”的故事，不是她有書寫自我的欲望，而是因為她一直在尋找寫作的核心。

《抵擋太平洋的堤壩》書影

袁筱一比較了“情人”在杜拉斯小說里出現的不同形象，來說明寫作帶來的不可避免的“挫敗”。《抵擋太平洋的堤壩》最早出現“情人”，但還不是中國人，而是當地的安南人；到了《情人》這部小說，“情人”變成了中國富商的兒子，瘦弱無力；再到后來的《來自中國北方的情人》， “情人”變成高大、英俊的中國北方男人，形象上與原先那個瘦小、柔弱的中國男人有很大差別。

之所以有這些變化，據袁筱一分析，原因出自杜拉斯奪回“情人”定形權的野心。“這時候因為《情人》異常暢銷，電影版權也已賣出，杜拉斯對《情人》這本書心生‘憎恨’，她重新為‘情人’寫了新的版本。不同的版本，不同的‘情人’，反映出杜拉斯一直在探索不一樣的寫作方式。”

袁筱一進而表示，自己年輕時候更容易被《情人》里無望的愛情打動，年紀大了以后，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杜拉斯寫作時的絕望。“寫作永遠達不到想要的效果，這帶來了絕望。寫作的失敗是永遠無法解決的難題，沒有其他作家比杜拉斯詮釋得更好。”

袁筱一所說的“寫作的絕望”，讓黃雅琴想到《情人》里一段很有名的話——“我自以為我在寫作，但事實上我從來就不曾寫過，我以為在愛，但我從來也不曾愛過，我什么也沒有做，不過是站在那緊閉的門前等待罷了。”這段話也是她近期在讀的一本法語小說的題詞，這說明杜拉斯的文字至今還在被當代法國作家喜愛和引用。

杜拉斯和波伏娃：女權主義的兩個面相

杜拉斯的寫作稱得上“屢敗屢戰”，她的生活又何嘗不是如此呢？作為一位從法屬殖民地回到法國本土的女性，想以寫作為生（及后來又涉足拍電影），杜拉斯無時無刻不受到父權制社會男性目光的注視和男性話語權的限制，寫作對杜拉斯來說并非一帆風順。

和從阿爾及利亞來到法國的加繆一樣，杜拉斯從法國文壇邊緣走向主流，也是奮力抗爭的結果。兩人的寫作都算不上循規蹈矩，杜拉斯更是與學院無緣。但面對不公平、不公正的待遇，杜拉斯并未停止前進的步伐。比較與杜拉斯同時代、有相似知名度的法國女作家波伏娃，就能知道杜拉斯寫作之路的艱難。

薩特和波伏娃

波伏娃出生于巴黎優渥世家，從法國最知名的高校巴黎高等師范學校畢業，一直走傳統的學院式道路。她的作品展現出法國女性知識分子的教養和學識，也就不足為怪。杜拉斯與此不同，無論是寫作理念還是女權觀念，杜拉斯都是從親身經歷獲得滋養。如果說波伏娃的女權主義（具體表現在《第二性》中）源自她對父權制傳統的深入研究和理性批判，那么杜拉斯的女權主義則源自她的生活歷練，兼具爆發性和持久性，用袁筱一的話說就是“讓人感到親近”。

“在對待女性的態度上，波伏娃試圖從理性角度告訴你女性的地位及其由來，從社會心理學角度告訴你第一性與第二性的差別，為什么會有不平等的差異；杜拉斯則直接告訴你她的生活經驗，從身體角度發出她的聲音。” 袁筱一進一步總結，“杜拉斯一生都在斗爭，戀愛、寫作、政治……都是如此。杜拉斯直接‘介入’社會，批判社會，她在理性思考外有更多的感性經驗。杜拉斯向往絕對，讓人覺得特別痛快，講出了關于世界的真相。”

年輕時的杜拉斯

杜拉斯和波伏娃都稱得上知性優雅的知識分子。沒有人會說波伏娃自戀，這個詞卻經常用在杜拉斯身上。杜拉斯的自戀或許是事實，但如果考慮到杜拉斯的出身和成長，她的自戀似乎能找到根源。杜拉斯的自戀與她的外貌無關（她甚至不認可自己的外貌，因為有東方風情，與典型的歐洲美人不一樣），而是在寫作中、生活里與不公平的境遇抗爭的結果。

“杜拉斯必須像男人一樣在男權社會與男人戰斗，就金錢與地位爭取應得的分量，這個過程導致她內心自我肯定的力量一直在增長。”晚年的杜拉斯便是明證，她與揚·安德烈亞的戀情構成了一種主導與服從的關系，杜拉斯終其一生養成的強勢性格在此展露無疑。

杜拉斯是“戀愛腦”？誤會大了

杜拉斯與揚·安德烈亞的故事，被她寫成了一本小書《揚·安德烈亞·斯泰奈》。揚·安德烈亞原名揚·梅勒，是杜拉斯最后一任情人。他在一場杜拉斯電影討論會后給杜拉斯寫了5年的信，最終感動杜拉斯。兩人在一次深談后長久居住在一起。當時，揚·安德烈亞27歲，杜拉斯66歲。

《揚·安德烈亞·斯泰奈》也是阿酌讀的第一本杜拉斯的書，她從中感受到杜拉斯強勢的性格。黃雅琴深有同感，她在介紹杜拉斯的成長經歷后總結認為，杜拉斯性格強勢一方面遺傳自母親，她的母親在家里一直扮演主導者的角色，另一方面也和杜拉斯歷任交往過的丈夫和男友有關。法國當代作家菲利普·貝松便曾說過，“杜拉斯的作品充滿了強悍的女性以及脆弱的男性”。

晚年的杜拉斯與揚·安德烈亞一起

這特別表現在《情人》這部小說，阿酌從中讀出亞洲男性面對白人年輕女性時感到的自卑，這與西方敘事傳統里陽剛的男性形象不相符。阿酌認為，這是杜拉斯投射自身欲望的結果：通過塑造這種男性形象，杜拉斯成功實現自己占據主導地位的主體欲望。她還提到，愛上一個人往往也是自我欲望投射的結果，我們覺得愛上了對方，但其實愛的最終還是自己，這也能部分解釋杜拉斯自戀的緣由。

《情人》里的愛情能證明杜拉斯是“戀愛腦”嗎？袁筱一并不認同。她認為杜拉斯心目中的愛情絕不是浪漫的。電影版《情人》為了影像效果，把重心放在無望愛情的刻畫和浪漫情懷的渲染，導致大家可能對杜拉斯是“戀愛腦”的誤解，但杜拉斯創作《情人》的初衷并非如此。她的用意更多在“斗爭”上，既包括家庭內部母女、兄妹之間的斗爭，也包括殖民地殖民者內部富人與窮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的斗爭。

“情人”是誰？對杜拉斯來說終歸是不重要的。杜拉斯只是需要以“情人”為由頭構想一段愛情故事，并以此為基礎展開敘事，在這之上探討更多具有討論價值的話題。在袁筱一看來，愛情在小說里可謂是百搭的元素，從中可以衍生出對人方方面面的思考。“為什么杜拉斯這么偏愛書寫愛情？因為以愛情為基礎，她可以書寫一切話題。”

“戀愛腦”的定義是愛情高于一切，杜拉斯顯然不是這樣。一旦戀愛，杜拉斯便會沉浸其中，一旦意識到愛意消逝，她也可以抽身而退。“杜拉斯是敢愛敢恨的人，不拒絕愛情的來襲，也不被愛情控制，這很了不起。”

寫作才是杜拉斯永恒的“情人”

除了愛情，杜拉斯終其一生都對金錢和物質有著別樣的迷戀，這進一步說明了杜拉斯根本不是“戀愛腦”。這種對“物質生活”（杜拉斯還以此為題出了一部隨筆集，即《物質生活》）的喜好和杜拉斯成長經歷脫離不了關系。

杜拉斯一家，在越南（左一為杜拉斯）

在杜拉斯很小的時候，她母親用20年積蓄換回暹羅灣一塊靠海岸的地，本想通過種植糧食來貼補家用。沒想到這塊地每年都會被太平洋淹沒，根本種不出多少糧食。母親的投資失敗對杜拉斯一家打擊很大，再加上父親早亡，杜拉斯從小便在艱苦的生活環境中長大，還要時長遭受大哥哥的暴力虐待。甚至有學者研究認為，少女時代的杜拉斯與中國男人有染，是受到母親的暗中“應允”。這段帶有悲劇意味的家庭往事被杜拉斯寫成了《抵擋太平洋的堤壩》，并被多次改編為電影。

成名后的杜拉斯拿著《抵擋太平洋的堤壩》的電影版權費，買下伊夫林的一處房產，《情人》電影版權的售出則為她帶去另一棟得以安度晚年的鄉間別墅。顯然房子讓杜拉斯很有安全感，“女人就是家。她過去是，現在仍然是。”杜拉斯在《物質生活》里動情寫到，“諾夫勒堡鄉間別墅的孤獨是為我而生的。只有在這幢房子里我才感到獨自一人。為了寫作。為了寫作，但不同于之前的寫作。”

杜拉斯在特魯維爾的公寓

杜拉斯一生最愛的是寫作，而不是男人。男人在杜拉斯的人生中扮演過客的角色，只是她生活的一部分。正如杜拉斯自己所言，“寫作是充滿我生活的惟一的事，它使我的生活無比喜悅。我寫作。寫作從未離開我。”

“有人討厭杜拉斯，覺得她很夸張，很自戀。但她最大的優點不正是真實嗎？勇敢做自己。她比大多數男人都要更加勇敢，很多男人會被功名利祿束縛，但杜拉斯不會。” 袁筱一表示，“弱小的人容易被自己的欲望控制，而一生都在詮釋欲望為何物的杜拉斯，卻從未被欲望控制，這或許就是杜拉斯給我們帶來的意義。杜拉斯如果有永恒的情人，那只能是寫作。”

杜拉斯肯定自己的欲望，勇敢做欲望的主宰者，這點引起了對談者的共鳴。黃雅琴表示，在那個相對保守的年代，杜拉斯敢愛敢恨，主宰自己的人生，沒有受到男權社會的規訓，可謂發出女權主義的先聲。同時，杜拉斯筆下的男性回避陽剛的偏見，這種不為世俗認可的男性形象沒有杜拉斯自戀情節的投射，反倒說明了在杜拉斯心目中男女是平等的。

（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