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韓青辰的很多寫作，是一種痛苦的自我燃燒；但是在柔弱和悲憫里積攢起來的力量就像“蒲公英強健的根”，散落在瓦縫里，等待春天。她等到了一個契機：鎮江丹陽延陵鎮的“蒲公英之家”——一群警察為鄉村留守兒童創建的陪護中心。通過對留守兒童“樂豆”們的深入接觸，對全國二級英模、丹陽市公安局延陵派出所所長、蒲公英之家創始人張葉宏等人的深度訪談，磨礪四年，韓青辰寫出了長篇小說《我叫樂豆》。通過這次寫作，那些在韓青辰的報告文學中煎熬的問題兒童，有了棲居、庇佑的成長能量站；每一個不屈于困境的生命被喚醒，有了自我綻放的高光時刻；韓青辰本人上下求索的心靈苦旅，獲得了一次明亮、暢快的釋放。

作品塑造了從問題小孩到詩書少年的農村留守兒童群像。留守兒童的主題性意義隨著改革開放40年的城市化進程而顯得尤為緊迫，并日益成為脫貧攻堅國家戰略“最后一公里”的重要內容。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有6100萬名農村留守兒童，約占我國兒童總數的25%。他們如蒲公英一樣散落在鄉村大地上，常常處于無人照管、隨意生長的狀態中。比如書中主角“樂豆”的家庭背景：父母以買賣婚姻的方式結合；婚后不久媽媽離家出走；爸爸外出打工，因盜竊入獄；年幼的樂豆只能和奶奶相依為命；此后樂豆還遇到了爸爸重組家庭帶來的沖擊。類似的孩子還有高瓜、團子、小光、小白鵝、李立等，他們的父母或雙雙外出打工，或婚姻分崩離析，或一方正在服刑，或母親是智障人士，或對孩子采用極端的教管方式……在無數的留守與流動兒童主題作品中，這種不幸很容易變成被反復揭開的傷疤，成為“控訴+吶喊”的悲情敘事；這是該類主題作品容易被“反噬”的創作魔咒。

作為一名成熟作家，韓青辰從一提筆就跳脫開這一套路，正如書中所言：“真正的苦難都難以啟齒。”樂豆們的成長不是去闡釋苦難美學，不是等待被救濟、被扶貧、被拯救；而是在人生逆境中選擇正道、相信未來。他們稚嫩的心被張警官、薛警官等一眾民警“爸爸媽媽”慢慢焐熱，彰顯出這個時代中國兒童所具有的善良、正直、勇敢和自信。這個過程其實是艱難、緩慢、反復的，為此韓青辰放棄了兒童文學書寫常態的流暢和快意，讓晦暗的成長日常在不舍晝夜的春風化雨里，洗濯出清晰、明朗的生命模樣。吸鐵石、蛋糕、雨靴，甚至凍瘡膏，都慰藉了樂豆們的質樸和自強；詩歌、畫畫、合唱，都嘉許了樂豆們的樂觀和希望。這些物質和精神、成人與兒童的彼此碰撞、相互融促，讓樂豆們從自卑封閉、尋釁滋事的問題兒童，逐漸走向了光明、坦蕩的人生之旅。

作品從兒童視角探尋了“留守”的困境與出路。在韓青辰的筆下，隱約在孩子背后的成人，代表了一種生活狀態：那些在打工路上迷茫的成年人，或勞燕分飛，或鋃鐺入獄；那些屋里堆滿垃圾、近于呆滯的老人……他們在兒童撫養、教育上幾乎是失能、失序、失范的。如果沒有蒲公英之家的庇佑，沒有公安干警、社區干部、學校教師的干預和關心，這些像蒲公英種子般散落的留守兒童，很可能會重蹈父輩的覆轍，陷入貧困迭代的泥淖；甚至成為公安干警追蹤的對象（最高人民法院統計數據表明，2013年留守兒童犯罪約占全部未成年人犯罪的70％）。從警多年的韓青辰深諳此理，卻撇清了留守兒童“污名化”的預設。在她筆下，每一名警察和志愿者，都是留守兒童的“蒲公英爸爸媽媽”，留守兒童及其家庭，是他們的孩子、服務對象。無論是陪樂豆們過生日，讓孩子們“從警半日”體驗生活，建立合唱團，還是讓孩子們自由討論“未成年人犯罪”問題，民警以及他們所代表的來自國家的愛，溫暖而嚴肅、精心而深沉。稍顯遺憾的是，警察爸爸媽媽們讓渡出了自己的新年假期，陪樂豆們過生日；他們的公而忘私，可能造成了 自己的孩子和家庭的“留守”。韓青辰在耐心地等待讀者去體味；或許，身為警察，他們早已習慣了這種遺憾和舍棄。

作品從成長故事映射了新時代的鄉村氣象。歸根結底《我叫樂豆》是一部兒童小說，每一個孩子的生動形象都在話語的洪流中纖毫畢露。他們歡樂地爭吵、狹促地嬉鬧、漫無邊際地想象與思考……某種程度上，他們的歡騰解構了農村留守生活的沉重；甚至讓迷茫無助的日常生活變得神采奕奕。在和孩童的相處中，成人找回了自己的力量和希望，比如在貧苦里勇往直前的樂豆奶奶。那些老年的嘆息和倔強，那些青菜蘿 卜的盎然，那些賣菜的吆喝聲，讓千篇一律的日常生活發燙、發光；也讓兒童小說獲得一種“完整性”。它們和民警們甜的、暖的、實的關心一起，交匯成了新時代的風華氣象。與其說，這是一場人民警察“送”溫暖行動，不如說這是一個喚醒、攜手、共進的中國鄉村故事。

“農村留守兒童成長”怎樣悄然地抵達日常生活的神經末梢，并融入和成為鄉村振興這一國家重大戰略決策的新常態？韓青辰筆下的樂豆不是填充“留守”主題的素材、佐證；而是根植于這個主題，進而執拗地干預、扭轉著兒童成長的方向；并用兒童自身的蓬勃力量，展示了這個故事的豐盈和必然。更為重要的是，她用錦心繡筆釋放了兒童與成人日常的活力與心靈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