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重要講話中強調：“新時代需要文藝高峰，也完全能夠鑄就文藝高峰！我們要堅定這個自信！”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彰顯著高度的歷史自信和開辟未來的歷史主動精神，指明了文藝工作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的地位作用和重大使命，飽含著黨對廣大文藝工作者的信賴、期待與激勵。廣大文藝工作者應該積極響應時代的呼喚、黨的偉大事業的號召，肩負起神圣的使命和崇高的責任，積極探索如何鑄就文學新高峰。

一、弘揚中國精神，彰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追求

中國古代文人向來就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志向和傳統。曹丕《典論·論文》中說：“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強調了文學對于治國的重要作用和對于人生不朽的深遠意義。被蘇軾稱贊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的韓愈，提倡“以文貫道”的思想，把人生理想、藝術追求與政治建設、現實發展緊密結合起來。在努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時代，廣大文藝工作者應該秉承古代文人的優良傳統，擔負起歷史賦予的光榮使命，努力創作出無愧于我們這個偉大民族、偉大時代的高峰文學作品，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強大的價值引導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動力。

高峰式文學作品通常是弘揚民族精神的史詩性作品。黑格爾在《美學》中說：“作為這樣一種原始整體，‘史詩’就是一個民族的‘傳奇故事’、‘書’或圣經。每一個偉大的民族都有這樣絕對原始的書，來表現全民族的原始精神。在這個意義上史詩這種紀念坊簡直就是一個民族所有的意識基礎。”在19至20世紀，《戰爭與和平》《靜靜的頓河》等一部部遼闊、深邃、透徹的史詩般鴻篇巨制，造就了俄羅斯文學的巍峨高峰。歌頌俄國頓河地區哥薩克民族精神的《靜靜的頓河》，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這樣評價：“由于他在描寫頓河的史詩般作品中，以藝術家的力量和正直，表現了俄國人民生活中具有歷史意義的面貌，對時代的記錄和人性的體現有著深刻和深遠的意義……”《靜靜的頓河》似的作品，為我們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和可供借鑒的經驗。當下，中華民族處于風云激蕩的國際形勢下，更加呼喚史詩性高峰作品，氣勢磅礴地描繪大時代洪流下波瀾壯闊的大畫卷，弘揚中國精神，凝聚起推進民族復興眾志成城的強大力量。

從古今中外的文學史來看，文學大師往往都與時代、與人民有著血肉聯系。那些偉大的史詩作品之所以能夠寫得那樣真實、細膩、深刻、磅礴，就是因為這些作者們的寫作是一種植根于大地、植根于人民的寫作。我們廣大文藝工作者只有深入人民群眾，與人民共情共鳴，洞悉生活本質，敏察時代脈動，與時代同頻共振，把握當代性，緊扣民族復興的時代主題，真切地表達時代的呼聲，以直面現實的勇氣寫出當代中國的復雜性，淋漓盡致地呈現人世間復雜的人性，表現出歷史的深刻性，揭示中華民族的當代境遇，達到一定的思想深度，才能創作出中華民族新史詩。

在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創作高峰式文學作品還要開辟面向未來的精神向度，在視野、格局、境界上有所超越，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向著人類精神世界的最深處探尋，對人類生存的意義進行深度的精神拷問，從而獲得更高層面的精神品位和深度，揭示人類命運和民族前途。

恩格斯說：“我們越是深入地追溯歷史，同出一源的各個民族之間的差異之點，也就越來越消失。”費孝通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思想，認為各民族文化首先要正確認識自身，并深刻理解其他的多種文化，才能在世界文化的多元體系中確立自己的位置，從文化自覺走向文化自信，在文明互鑒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有共同認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與各種文化都能和平共處、各抒所長、聯手發展的共處守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本質內涵正是和諧共處，引領全世界的人民共同開創美好的未來。堅持弘揚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創作出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反映全人類共同價值追求的優秀作品，謳歌為自由、和平、正義、真理而奮斗的人類精神，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譜寫新篇章。

二、博采古今中外，提升文學表現力

列寧說：“馬克思主義這一革命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贏得了世界歷史性的意義，是因為它并沒有拋棄資產階級時代最寶貴的成就，相反卻吸收和改造了兩千多年來人類思想和文化發展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新時代文學高峰同樣需要吸收和改造人類思想和文化發展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集古今中外優秀文學成果之大成。

我們中華民族文化遺產是一座積淀深厚的文化寶藏。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等文體形式，和莊禪境界、志怪傳奇、比興留白、格律章回等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文學審美風格，不僅需要進行充分吸收利用，更要與時俱進、推陳出新。劉勰《文心雕龍·通變》講文學創作的規律在不停地演變，“變則其久，通則不乏”，變于古才能長久，通于今才能不乏；要“望今制奇，參古定法”，要看到文學發展的新動向而創造出奇異的作品，參照古人的創作而制訂出新的創作法則。回望數千年中國古代文學發展長路，高峰往往出現在文風革新之后。從初唐到盛唐，詩歌經歷過三次重要革新，改變了浮華綺麗的文風，形成渾厚、雄壯的盛唐氣象。盛唐時期的詩歌，“何如海日生殘夜，一句能令萬古傳”，令人嘆為觀止。晚唐、北宋詩人則另辟蹊徑，開創詞體，創造出另一番輝煌。藝術創新問題正是新時代文學邁向高峰亟待解決的問題。我們需要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激活其生命力，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使文學形式多樣化發展，從而更有親和力和影響力。

中華文明自古就以開放包容聞名于世，在與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鑒中不斷煥發新的生命力。新時代文學高峰，應該是在世界文學視野下的高峰。在全球多元文化激蕩下，必須堅持世界視野，與世界優秀文化對話，吸納世界文學的經驗內化為我們自己的文學經驗。

瑞典學院院士謝爾·埃斯普馬克研究發現，現代文學發展中存在著一個極為重要的現象：許多不可替代的杰作就是在外來刺激與本土元素的對話、激蕩中產生的。例如，英國詩人T.S.艾略特具有突破性的詩歌貢獻，他一方面受到19世紀法國象征主義的啟示，另一方面則受17世紀早期英國“玄學派”詩人的影響，從而達到一種新的詩歌境界。對拉丁美洲文學的繁榮來說，福克納富有幻想的文學方法與拉美本土口頭文學傳統的交叉滲透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數十年來，中外文學不斷有大師涌現，各種藝術手法發展得爐火純青，創作手法千姿百態。新時代文學只有堅守中華文化立場，進一步跨越民族性與世界性之間的障礙，才可能獲得更加深厚的藝術力量，創造出更有質量和更有高度的美學品質，形成新的高峰，不斷擴大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格局中的影響力，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發揮強基固本的作用。

三、尊重創作個性，優化文學生態

馬克思主義堅持實現人民解放、維護人民利益的立場，以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和全人類解放為己任，反映了人類對理想社會的美好憧憬。文學完全是一個人作為個體的獨創性的展現，只有尊重創作個性，抒寫表達作者各自的情思，充分展示藝術個性和獨創精神，才會有文學的多樣性，才會有百花齊放的文學。

文學創作需要寬松自由的良好環境。鄧小平同志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的《祝辭》中說：“寫什么和怎樣寫只能由文藝家在藝術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在這方面不要橫加干涉。”他還曾說：“在藝術創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風格的自由發展，在藝術理論上提倡不同觀點和學派的自由討論。”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強調：“要用符合文藝規律的方式領導文藝事業，充分發揚學術民主和藝術民主，保護好文藝工作者積極性和創造性。”鑄造文學高峰，需要遵循藝術規律，尊重創作個性和創造性勞動，營造寬松自由的創作環境，不斷激發文藝工作者的創作活力。

一部皇皇巨著經作者尤其是新人之手出爐之后，需要出版人和文學出版機構能夠慧眼識珠。路遙的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起初被拒稿，后來成為新時期以來的重要作品之一。阿來于1994年創作完成長篇小說《塵埃落定》之后，屢次遭到出版社拒絕，直到1998年才得以出版，后來獲得了茅盾文學獎。千里馬最需要的就是伯樂，對于文學新人來說，更是如此。要想使一部偉大的作品順利走向社會，需要有更多視野廣博的文學發現者。

一部作品過了面世關之后，批評家敏銳的鑒別力和深刻的闡釋力也十分重要。不同的文學批評對于同一作品會有不同甚至相反的看法，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如果批評家把創新性作品看成無稽之作、平庸之作，那將是文學的悲哀。脂硯齋評《紅樓夢》，數千條批語解讀文本、點評人物、畫龍點睛，極大地幫助讀者深刻領悟小說深意。脂硯齋和后來的王國維，對于《紅樓夢》被標舉為中國古典小說高峰，可謂功不可沒。我們當下的文學批評需要進一步提升鑒別力和闡釋力，不斷地與文本對話、交流，發掘并賦予新的意義，推動文學創作的高峰進程。

讀者對文學的關注喜好和藝術感受力的強弱，也是文學生態的一個重要因素。宋詞高峰的涌現，與“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這樣的宋詞熱度分不開。而在當下圖像時代視覺文化的沖擊下，文學受到極大的沖擊。當人們喝茶飲酒、談天說地，分享的是閱讀某部文學作品的感覺或創作體驗時，文學便充滿了進一步發展的希望。

文學的繁榮與社會的發展密切相關。縱觀中國古代文學史，文學高峰往往誕生在社會興旺發達的時期。例如，盛唐誕生了詩歌的高峰。而宋代，陳寅恪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宋詞無疑是另一座高峰。今日中國走進新時代，GDP達到世界第二，蓬勃發展的中華民族復興偉業為我國文學繁榮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廣闊天地。

偉大的時代呼喚偉大的文學家，呼喚鑄就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時代的文學新高峰。我們廣大文藝工作者要深刻把握民族復興時代主題，增強對生活和藝術的厚重積淀，提升對世界的洞察力、對生命的徹悟力以及在思想上的穿透力，向新時代文學高峰邁進，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凝聚起磅礴精神偉力。

（作者系北京市文聯《北京文藝》執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