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一座名為“亞瑟·G.多齊爾男子學校”的教養院建立，該校也是美國佛羅里達州的第一座少管所。多年后，一支大學考古隊意外地發現了這所學校的一處墓地，才將此地掩蓋了一個多世紀的罪惡公布于眾，該校因此于2011年正式被查封。作家科爾森·懷特黑德看到相關報道后，以此事件為原型，寫出了《黑男孩》一書。圖書出版后，熱度不減，并于2020年斬獲“普利策小說獎”。

據當時的新聞報道，在亞瑟·G.多齊爾男子學校的校園內挖掘出許多具非裔美國人的尸骸，且有證據表明，遇害者死于謀殺，并有明顯的受虐痕跡。《黑男孩》以此為切入點，故事情節展開于一個名為“尼克爾”的學校里的一片“隱秘墓地”。無疑，尼克爾的原型就是亞瑟·G.多齊爾男子學校，懷特黑德雖然也創作過非虛構作品，但這一次，他創作的是一部小說，需要動用“虛構”的力量。

為了寫好這部小說，懷特黑德對此事件展開了深入的調查，他后來告訴記者：“我越是深入此書的創作，就越感到壓抑和憤怒，恨不得拿著汽油和火把沖到那個地方去。”想必讀者在接觸這類題材時，首先激起的肯定也是憤怒和壓抑。但作者在小說中顯然沒有囿于這些。除去這些，怎樣引起讀者的反思，并將它以小說的虛構性體現出來，才是寫作的關鍵。

普利策小說獎得主科爾森·懷特黑德

小說的虛構性遠非更換了學校的名字這么簡單。《黑男孩》的英文原名為“Nickel Boys”。“Nickel”一詞一語雙關：其一，指的是小說中那所學校的名字；其二，Nickel原意是“五分鎳幣”，小說點明了其用意：“這里的男孩之前總說這里之所以叫這個名字，是因為他們的命連五分錢都不值”。作者突出的是來到這所學校的男孩的命運之卑賤。除去“尼克爾”一詞之外，更值得關注的“男孩”（Boys）在原文中是復數。

小說的時代背景設定在“吉姆·克勞法”被廢除的年代。吉姆·克勞具體指涉何人，在美國歷史上眾說紛紜，其中一種說法認為，所謂的“吉姆·克勞”是一個名叫賴斯的白人在舞臺上扮演的南方黑人角色。這個白人故意將自己的臉抹黑，學著黑人的姿態跳舞，一時間成了美國街頭巷尾喜聞樂見的娛樂節目，久而久之，“吉姆·克勞”就成了黑人的代名詞，更成了黑人文化的符號。后來美國政府通過了各種針對黑人的種族隔離法案，這些法案被統稱為“吉姆·克勞法”。甚至在特定的時候，“吉姆·克勞”就是“種族隔離”的代名詞。直到20世紀60年代，伴隨著民權運動的展開，“吉姆·克勞法”才得以廢除。懷特黑德將小說設置在歧視性法案被廢除的年代，真正想要觸及的還是他一貫關心的主題：種族問題和美國歷史。換言之，復數的男孩都是一個人：“吉姆·克勞”，他們都是生活在特定歷史時期的一類人。

此外，小說開始于一場意外的考古發現，雖然如前文所說，這一設定有具體的真實事件為依托，但作為小說的場景，也可視為帶有明顯隱喻性的一個“原初場景”。考古挖掘的不是稀世珍寶，也不是輝煌的過去，而是一段被掩蓋的屈辱史。對于所有死者來說，他們或許連生前的名字都無法保留，只有一個復數的稱呼：尼克爾男孩。非裔美國人生前是“吉姆·克勞”，死后是一個集體性的稱呼，他們被代表，被掩埋，消失在歷史中。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懷特黑德也在進行一場考古活動，他要將小說嵌入歷史和現實之中，賦予死者以姓名的尊嚴，并給予屈辱的“吉姆·克勞”以血肉的正義，進而迸發出更深層的真實，就如同他的偶像加西亞·馬爾克斯一樣。

值得指出的是，“吉姆·克勞法”被廢除的年代也是黑人在紐約哈萊姆區進行文學藝術復興的年代。著名黑人詩人蘭斯頓·休斯在《哈萊姆》這首詩中曾寫過這樣的詩句：“延時實現之夢會變得怎樣？是否會如暴曬下的葡萄般變得干枯？”盡管隨著民權運動的興起，黑人能在文學藝術上發聲，但他們自己的歷史和屈辱，依舊如同烈日下的葡萄那樣，因為被遺忘而脫水、縮小，即便無法被徹底去除，也會漸漸成為一個隱沒的黑點。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科爾森·懷特黑德是在通過小說，不斷給這顆脫水的葡萄注入水分：打破“吉姆·克勞”的符號性，并喚醒被人遺忘的死者。

主人公埃爾伍德的家庭本身就是一個需要進行挖掘的“考古現場”，他的父母、外祖父等家庭成員的經歷本身就是美國歷史的沉淀。作者通過寥寥數語，勾起黑人持續在美國遭受歧視的過往。埃爾伍德因一個偶然的機會，獲得了一份禮物——馬丁·路德·金的演講唱片，從而成了有望打破家族命運的人。絕非巧合的是，作者在賦予改變埃爾伍德擺脫命運之偶然的同時，也給了他墮入厄運的突然：埃爾伍德僅僅因為搭車而被認為是偷車賊，從而進入了尼克爾教養院。偶然得到的幸運，突如其來的荒誕，這兩點使埃爾伍德身上最顯著的特質——堅定——得以放大，這不僅僅構成了這部小說的敘事內驅力，也成了人物身上最具個性的特質。只不過，這種特質如果被無限放大，整部小說就會顯得僵硬，人物就會顯得單一，似乎有以一種符號打破另一種符號之虞。但小說的另一個主人公特納的出現無疑化解了這一潛在的缺陷。與埃爾伍德相比，特納世俗、隱忍，甚至有些得過且過的意味，他不僅能在噩夢般的教養院里擁有自己的一片天地，并無數次地躲過可能的處罰，還時不時地給埃爾伍德的認真和堅定潑冷水。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一點恰恰也拯救了埃爾伍德。兩個人在尼克爾結識、互相了解的過程，也代表著黑人群體中對待暴行的兩種態度逐漸融合的過程，這不僅讓讀者可以在這兩個人身上安插自己的視角，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沉痛的故事背景帶來的壓抑感，也讓小說的情節顯得跌宕起伏，展現出了科爾森·懷特黑德的小說創作才華。

此外，更值得指出的是，這兩個人最后的“結合”更具有小說主題上的升華。懷特黑德并非想鼓吹要從尼克爾逃出來，需要堅定的勇氣和善于周旋的頭腦的結合，而是想要突出一種“轉變”。埃爾伍德的堅定使得他擺脫了家庭的命運，也逃離了尼克爾的厄運，換言之，讓他避免成為另一個“吉姆·克勞”。而他在“特納”身上的“復活”，不僅讓特納繼承了他的堅定（這對特納來說是最大的改變，細心的讀者可以對比小說最后幾章作者語言風格的改變），而且讓自己不至于最終成為一名死者，遁入被遺忘的角落。這種轉變借由小說寫作特有的人稱轉變來完成，無疑是小說中最為高光的一筆，在主題和形式上進一步凸顯了懷特黑德用文學關懷現實的情懷。

懷特黑德曾在采訪中對《時代周刊》的記者說，他希望通過寫作這部小說，喚起最廣泛的人群對種族問題的關注。他說：“政客們迎合人們最基本的偏見……因為利用人們的恐懼以及人們身上非理性的弱點，比做一些對人們有利的事更有力量。當那些詭計多端的人想方設法地劃分他們的州，以剝奪有色人種的選票時；想方設法地關閉某些投票站，使人們很難抽出時間去登記或投票時，我們也在一起……”

由此可見，復數的“男孩”既指一個人身上的他們，也指他們身上的一個人；既指生者存有死者未盡的使命，也指死者蘊含生者改變未來的秘密；既指你，也指他，更指我們。

本文為《地下鐵道》作者科爾森·懷特黑德新作《黑男孩》的譯后記

《黑男孩》，【美】科爾森·懷特黑德/著 林曉筱/譯，浙江人民出版社·好讀文化，2022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