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偵探小說都離不開謎團，讀者跟隨偵探一路來到最終的解謎章節，屏息靜待真相的揭露。然而，偵探小說作者不僅僅喜歡在小說里設置謎團，同時也熱衷于在現實中與讀者玩游戲。許多偵探小說作家會化用筆名來發表小說，而這些筆名就像書中的謎團一樣引出了各種結局。有的筆名在百年之后仍然未能找到背后的作者；有的作者為了通過不同出版社發行更多作品賺錢而設置了多個筆名，結果因為筆名過于相似，陷入了出版社之間的糾紛，煩惱不已；更不用說那些在公眾中引起廣泛猜測的筆名，例如埃勒里·奎因和巴納比·羅斯這兩個筆名背后的表兄弟戴著面具在大庭廣眾之下辯論的佳話。此外，有些筆名的設計頗為大膽，其中翹楚肯定有安東尼·伯克萊和他的《萊登庭神秘事件》。

安東尼·伯克萊·考克斯（Anthony Berkeley Cox）是英國的著名偵探小說作家，活躍于上世紀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他曾與多蘿西·塞耶斯、阿加莎·克里斯蒂等人共同創立偵探作家俱樂部（The Detection Club），成為了偵探小說黃金時代的重要推手，時至今日幾乎所有著名的英國偵探小說作家都是該俱樂部的成員。在創立偵探作家俱樂部之前，伯克萊在偵探小說創作上已有所建樹。他于1925年寫出了首作《萊登庭神秘事件》，相較于他之前的幽默諷刺小說，這本書的銷量高出了20倍。此書的故事與諸多偵探小說的古典名作類似——一群人被邀請到萊登庭大宅中聚會，宅邸主人次日被發現死在書房中，手中握有一把手槍。房間門窗緊鎖，形同密室，是自殺還是他殺成為偵探亟需查明的問題。與會者中的羅杰·薛靈漢自告奮勇地扮演起了偵探角色，他與伯克萊本人有著許多相似之處，他們都是醫生的兒子，參軍前曾在牛津大學受過教育，同是作者身份……書中那一次次驚人逆轉，對薛靈漢一系列行為的幽默反諷，都像是伯克萊與讀者之間的游戲。但他似乎并不滿足于此，在本書出版之前，他就下定決心為讀者設置書外的謎團。

這本書的英國初版由赫伯特-詹金斯公司于1925年發行，封面描繪的是眾人努力推開書房門的場景，而圖上的作者名一欄為“？”。事實上，在伯克萊自藏的校樣中，作者名原為“安東尼·伯克萊”，姓名的字母被黑色方框所覆蓋，顯然他打算以匿名的形式出版此書。但在正式出版時，這些黑色方框被換成了符號“？”。這可能是有史以來第一本作者名用符號表示的偵探小說。伯克萊的這個筆名游戲并沒有就此停止，在次年出版的《維奇富德毒殺案》中，同樣也是匿名出版，作者身份一欄標注為“《萊登庭神秘事件》的作者”。其實，不止作者名，在《萊登庭神秘事件》書中的印刷獻詞里，伯克萊也挑明了這本書是一場與讀者之間的游戲。獻詞大意如下，

親愛的父親，

我知道沒有人比你更喜歡偵探小說，但我可能是個例外。所以我寫了這本書，請你讀讀看，至少我們應該能夠借此自娛自樂。

我希望你會注意到，我試圖讓最終解開謎團的紳士盡可能地表現出他在現實生活中可能的所作所為。也就是說，他遠非神秘莫測，偶爾也會犯錯。我從來都不太相信那些目光銳利、守口如瓶的紳士，他們以沉默而無情的方式直抵事物的核心，即使在錯誤的目標面前也不會踉蹌或轉身。我不明白為什么偵探小說就不能和其他輕松的小說一樣，以創造一種自然氛圍為目的。

同樣，我希望你也會注意到，我已經很清晰地記下了每一個被揭示的證據，因此讀者與偵探所掌握的信息是相同的。在我看來，這是唯一公平的行事方式。把一些重要的證據留到終章（順帶一提，這些證據通常使解謎變得非常簡單），或是為了達到驚人的效果，偵探向讀者完全隱瞞了逮捕兇手所依據的證據，這些對我來說顯然都不是在玩游戲。

通過這番簡短的說教，我把這本書交到你手中，以此作為你為我所做的一切的小小回報。

筆者收藏的這本《萊登庭神秘事件》，恰恰就是送給本書的獻詞對象——作者的醫生父親阿爾弗雷德·愛德華·考克斯（Alfred Edward Cox）的那一本。在書前的環襯上有兩行伯克萊的親筆題簽，“A.E.C，來自A.B.C.1925年2月20日”。由于書中印刷的獻詞對象與這段題簽的上款相同，這本書顯然就是簽名本收藏中十分罕見的題獻本。著名的偵探小說作家兼收藏家埃勒里·奎因在《再談作者敬贈》一文中就此打過比方：如果一本書的簽名本有24本，那上款對象與作者并無實際關系的題簽本可能有12本，上款與作者有聯系的關聯本可能僅有6本，而題獻本可能只存在1本。當然，關于題獻本的論斷并不絕對，有些書的獻詞對象可能是兩三人甚至更多，那題獻本自然可能有2本以上；而有些書沒有獻詞部分，那自然不存在題獻本。馬丁·愛德華茲在《“謀殺”的黃金時代》中提到，“伯克萊臉皮很薄，容易受到冒犯，他雖然是個有錢人，卻有著吝嗇的名聲。有傳言說，伯克萊的簽名本之所以罕見，是因為讓他簽名是要收費的。”雖然傳言無法證實，但大部分伯克萊的簽名本確實都來自他本人的藏書，而非簽贈他人。除了這本《萊登庭神秘事件》，在他本人的藏書中還有另一本題獻本《絲襪殺人事件》。這本書的題簽是“致A.B.考克斯，來自作者”，而印刷獻詞部分則是“致A.B.考克斯，非常感謝他在閑暇時為我寫了這本書”——作者送給自己的題獻本！

在筆者收藏的這本《萊登庭神秘事件》中，阿爾弗雷德并沒有留下評注或筆跡。我們無法得知他對兒子這本偵探小說處女作有何感想。他于1936年過世，并沒有機會讀完兒子發表的所有偵探小說，見證伯克萊從“自娛自樂”到“一代大師”的過程。

在“安東尼·伯克萊”這個名字被讀者熟知之后，伯克萊的游戲又換了套路，他的另一筆名弗朗西斯·艾爾斯（Francis Iles）足足讓公眾猜測了兩年才真相大白，出版社甚至在書衣上印上了“誰是艾爾斯？”這句話，還列出了20位“公共出版界”的候選人，包括了阿道司·赫胥黎、埃德加·華萊士、H.G.威爾斯……伯克萊依然我行我素，當出版商希望他提供一張本人照片以供書籍宣傳時，伯克萊坦言自己從年輕時起就不再拍照，也沒有提供過照片用于公開宣傳——“當我看到太多書籍背面那些令人厭惡的作家照片時，我就不想讀它們了！所以，我必須避免自己犯同樣的錯誤。”然而，就是這樣一位特立獨行的作家，為讀者留下十幾本偵探小說作品，其中不少都以實驗性著稱，開風氣之先，有如今在新本格中十分流行的多重解答模式的開端《毒巧克力命案》，比《無人生還》中的孤島模式早了5年的《恐怖聚會》……這些作品不斷再版，吸引著一代代讀者。

偵探作家俱樂部現任主席馬丁·愛德華茲曾說：“在伯克萊身上，智慧、魅力、天賦與惡魔天人交戰。”他那些迷人的偵探小說故事又何嘗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