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傳記作家歐文·斯通曾經轉引法國十九世紀大畫家米勒的一句名言：“藝術家沒有業余的”。其中包含的意思為：無論一個人是否專門從事藝術工作，在時間使用上占比多少，皆源于心靈的摯愛，皆為心靈滋生之物，所以必定居于生命最本質、最核心、最主要的部分，牢牢據守生命的中心位置。看起來只是業余時間作一首詩、一幅畫，卻使用了心力。

如果從另一個方面來理解這句話，也可以認為：真正的藝術行為都是業余的。因為一個人的藝術沖動不可能像做其他工作一樣按部就班。靈感的出現許多時候是猝不及防的，那種藝術思維的靈光一閃，猶如劃亮的閃電，所以它往往產生于正常生活和工作的間隙之中。如果生活總要有一種專業和職業來維持，首先滿足物質之需，那么任何藝術也只能是一種物質生存所需的職業或者專業之余，藝術沖動的職業化反而不能算是一種正常。

如此講來，即道破了一切藝術奧秘之所在。無論形式上多么莊重與專心，都不能說明所從事之藝術與心靈與生命的關系，一切敷衍、茍且、不用心之精神產物，都不會是真正的藝術。那種產物一定是心靈之余：并未用心，更未曾使用深刻的心力。所以這種藝術就真正變成了業余之物。可見，藝術必有“業余”之真偽。一個藝術家看起來只在空閑之時完成一件作品，卻要源自生命的深處，使用了極大的不為外人所知的心之力量。

有些所謂“藝術”不過是主業疲憊之后的一種補充和消遣，不過是游戲而已，這是真正的“業余”。但是我們仍然要區別這種閑適的底色，看它究竟是一種怎樣的心靈狀態：是回避和消極的外部形態，還是出于積極探究而形成的心靈品質，二者當有區別。王維的部分詩章流于形式，除去風格與審美特質所固定的品貌和慣性，似乎還缺少一些生命的激情，不僅難以尋覓深痛深愛，也沒有刻下心靈之深痕。無論哪種風格，都需要深切的感染力，這力量可以來自不同的方向，但靈魂的力量是否存在，仍然是可以感受的。那種所謂的閑適是否需要激情？是否屬于一種變相的感動和沉浸？是否同為一種深深的向往？

閑適不等于渙散，空寂也不是空蕩，不是真的了無一物，而是另一種顯性的存在。這種存在是變形的真力，是隱伏的高亢，是委婉的沖蕩，是急切的反面。這些極致之美所產生的撩撥和觸動之力，同樣是強大的。比如王維的部分杰作盡管看起來十分“空寂”和“清美”，卻不乏此種力量。它的觸角一旦接近我們，那種感染力就會出現和生發。它像一種電波，是一種無形而神秘的東西，很快擴散到我們全身，在發際間產生輕微的震顫，這是生命在做出反應。這些感受還要仔細領悟。

“清美”不等于輕浮無力，不同于淺薄廉價的藝術，有時候顯現這樣的格調反而更難。低度酒有一種醇厚迷人的后味，一種綿長與悠遠，也就更難。高度酒以其強烈迅速替代和掩蓋其他不足，讓人有一種被撞擊的折服感，這好比那些社會與思想層面極其外露的藝術品的特征：它們或是揭示顯性的尖銳問題，或是令人震驚的某些裸露，或是類似的一些顯著的存在。它們逼向前沿，逼到生命不得不即刻做出反應的極限。

王維有一些文字，言辭是淺淺劃過的，辭章似乎工整華美，但終究缺乏貫徹的心力。方法的熟練運用頗有遮掩性，良好的文辭修養也有同樣的性質。如果沒有耗費心力，安寂之心或執拗之心都不曾投入，即主要使用了嫻熟的能力。王維四百多首詩中有二十多首“奉和圣制”詩，還有部分應酬詩，就是屬于形式周備的應付之作。語言富麗典雅，錯彩鏤金，而源自內心的熱量是收斂起來的。他的心力沒有在此耗散，大概覺得不值。除此之外，一些閑適詩、一些王維式流韻豐沛的詩句，也是如此，性質大同小異，可以視為業余之作。這使我們想起產量很大的白居易、蘇東坡和陸游等詩人，他們雖然有許多膾炙人口的杰作，但是也有大量文字游戲，實際上屬于“業余”。

這些“業余”性質遠非依靠文學修養所能改變，這不是什么技術層面的問題，而是生命力的問題。這就好像畢加索的后期繪畫，當寬裕生活、熟練技法等條件具備之后，對于思想、真理和藝術深處的不懈追求力也就開始減弱，心力逐漸渙散。一根心弦一直繃緊，直繃得斷掉，也許就因為這種恐懼或其他，結果出現了大量的游戲之作。因為他們的才華和修養固在，早已定型，這些都會于一種慣性動作中發揮出來。但這一次創造發揮得究竟如何，能否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藝術品，卻仍然要看這一次生命投入的大小和深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