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一生共為女性寫過六首詩詞，其中三首為楊開慧而作，足見其在心目中的地位。楊開慧為中國革命所銘記，不僅因為她年僅29歲就壯烈犧牲，是中共早期為數不多的女烈士之一；更因為她是革命領袖的妻子，因為那首著名的《蝶戀花·答李淑一》。這樣一個融合了信仰和愛情的女性形象勢必會成為文藝創作重點關注和發掘的對象，單就戲曲而言，幾十年來就有京劇、豫劇、評劇、黃梅戲、越劇等多個劇種以其為主人公創作的舞臺作品，它們從不同角度展現了楊開慧短暫而光輝的一生。

正因楊開慧的特殊身份，所以在相關題材的藝術創作中勢必會涉及對領袖私人情感究竟應把握到何種尺度，可以多大程度上予以虛構的問題。在構思故事情節和進行細節刻畫時，傳統觀念的“主動屏蔽”和單純“拔高”是否會削弱主人公的復雜性和豐富性？并且，歷史往往是鮮活和流動的，新發現的相關文獻史料不僅會在一定程度上豐富和“補充”特定時期的革命歷程，更會對歷史人物的深化研究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那么如何選擇和利用這些新史料也考驗著編創者的見識和水平。從這個角度而言，陜西省戲曲研究院眉碗團創作的碗碗腔現代戲《驕楊之戀》與同類題材相比就具有一定的突破意義。

所謂“驕楊之戀”，不但指楊開慧對毛澤東之戀，也包含毛澤東對楊開慧之戀。該劇第二場中有一個有意思的情節：正沉浸在對毛澤東思念之中的楊開慧，突然聽同學李淑一說，經過陶斯詠與校方的交涉，毛澤東已從上海回到長沙，而且即將來福湘女中演講。眾女生聞訊后無不歡欣鼓舞，唯有楊開慧備感失落。作為當時湖南學生運動的風云人物，陶斯詠一度與毛澤東過從甚密，無論在思想上還是物質上都曾對毛澤東的革命活動予以支持。以往很多表現毛澤東早期革命的文藝作品中，陶斯詠的形象也曾出現過，但基本都限于“純潔的革命友誼”，很少涉及男女之情。但在此劇中，第二場楊開慧對毛澤東的癡戀這一重場戲恰是通過陶斯詠的突然介入而延伸開來的，即便陶斯詠為毛澤東的到來與校方的斗爭是作為暗場處理，而且這也并不意味著他們之間確實存在著戀情，但此行動卻在客觀上導致了楊開慧的猜疑和痛苦。這一場中，楊開慧解纜登舟的唱做表演完全是建立在主人公這種復雜的情感基礎之上的。

如果說編創者利用陶斯詠這個人物展現了少女楊開慧對毛澤東的癡戀，那么王春和的“出現”則是強化了她對毛澤東愛情的純粹和堅定。楊開慧對毛澤東的感情既有世俗層面的男女之戀，也有超越其上的精神和信仰之依托。作為曾苦苦追求和挽留過楊開慧的一位真實人物，編創者把王春和處理成現實物欲的追求者雖然有些失之于簡單，但他也第一次在戲曲舞臺上成為豐富楊開慧和毛澤東愛情關系的一個特殊形象。

無論是陶斯詠還是王春和，他們在劇中的出現也反映了當下紅色革命題材中塑造英雄人物的一種方式，即在敵我矛盾之外，把英雄“還原”為常人，對英雄給予人性化的抒寫。英雄也有普通人的情感，也有苦惱、恐懼和憂慮，只有超越了這些肉體和精神的淬煉，才能真正成長為一個英雄，這正是觀眾愿意看和喜歡看的，觀眾能從英雄身上發現與己相似之處，深切體會到主人公之所以成為英雄的原因。《驕楊之戀》在情節層面上大大突破了以往相關題材中常用的正面武裝斗爭的橋段，而把筆墨集中于楊開慧的內心情感，側重表現她與同窗、追求者、母親、妹妹等人之間的情感關系，只有到了最后被捕入獄的階段才開始正面表現她與敵人的交鋒，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此前相關題材創作中人物關系設置的“常規化”，豐富了主人公最后獻身革命的內在情感動機，塑造了一個既熟悉又新鮮的楊開慧形象。

不過筆者看完此劇后又不盡滿足，感到編創者在題材的把握上，雖然轉換了塑造人物的視角，但在情節構思和人物塑造上仍沒有完全跳脫以往的格局。比如1982年和1990年曾先后在楊開慧的板倉故居墻縫中發現她親筆寫下的8份珍貴手稿，這是近幾十年來研究楊開慧的重要文獻。5000余字的文獻中包括她的生平自述、與毛澤東的戀愛回憶以及表達她對丈夫深深思念的情詩、書信等。王春和這一人物形象就曾出現在這些文字中。這些手稿不但表現了楊開慧對毛澤東的牽掛、思念、等待，也傳達了她作為一名普通女性的哀怨。當她寫下“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備？孤眠誰愛護，是否亦凄苦？”的問句時，當她發出“我不能忍了，我要跑到他那里去。天哪，我總不放心他，只需他是好好的，屬我不屬我都在其次，天保佑他罷”的呼號時，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猜測埋怨卻從未動搖、始終奉獻直至犧牲的楊開慧。這是一個把自己的生命和愛徹底交付給愛人的鮮活女性。筆者相信，該劇主創必定深入研究過這些文獻，可惜文獻中所呈現出的豐富情感卻并沒有在劇作中得到更充分的傳達。當然，在領袖人物相關的題材創作中保持審慎的態度是必要的，但與此同時如何適當拓展題材的邊界，建構起更加多元的歷史場景和人物關系，塑造出更為豐富立體的英雄形象，這將是今后劇作家在創作此類題材作品時還需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