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開慧與毛澤東的故事是中國革命史上感人至深的華章。1957年，毛澤東創作《蝶戀花·答李淑一》，以“驕楊”“忠魂”悼亡抒懷，升華了紅色伴侶的忠貞形象。凝結在這千古戀情里的不僅有忠貞的愛情，更有堅貞的信仰。陜西省戲曲研究院眉碗團的新編碗碗腔現代劇《驕楊之戀》，講述的正是這樣一段情義與大義相融的紅色故事，塑造的也正是這樣一個“焉得不驕”的女革命者形象。

在舞臺上，話劇、京劇、越劇、黃梅戲等多種藝術形式都曾從不同角度講述過楊開慧烈士的故事。《驕楊之戀》對題材的處理另辟蹊徑，從楊開慧29年的壯烈人生中截取了她與毛澤東相知相戀以及被捕入獄至犧牲的片段。從時間節點上，該劇起于1920年終于1930年。創作者充分發揮戲曲寫意的優長，在第三場結束時，楊開慧向母親深施一禮，在紅霞滿天中走向愛人，而轉到下一場時，卻已是10年之后，楊開慧被國民黨反動派關進了監牢，正經受著嚴刑拷打。

就此而言，該劇的六場戲在邏輯上不妨視為“兩場”。一場是楊開慧對“驕楊之戀”的傾情尋找，另一場是她對“驕楊之戀”的生命守護。這兩場如兩束強光定格了她人生中最壯麗的時刻。為了前者，她毅然拒絕了傳統舊式婚姻，舍棄了衣食豐盈、出國深造的洋派生活，在革命理想加持的甜蜜愛情中勇敢做一個“真純真愛真女孩”；為了后者，她“入魔掌人間酷刑全受遍”，但堅信“心中有火種，燎原終有期”，是如此的“哀痛者和幸福者”。

相比于人物原型的真實生活，舞臺時空總是極為有限的。因此，舞臺塑造人物既需狀貌，更要傳神。切口是否精準、開掘是否深入，往往決定了作品藝術表現力和感染力之高下。該劇選取的只是楊開慧的兩個人生截面，但劇本的細膩描寫、演員的誠意表演和舞臺的意境營造，則以計白當黑、虛實結合的巧妙手法，勾勒出她如流星燦爛的一生，把完整而感人的革命者形象刻印在觀眾心中。

欣賞《驕楊之戀》，不啻一場感悟楊開慧心路歷程的精神洗禮。在兩個多小時的戲中，楊開慧的精神世界逐層有序地得以展現。其中，“勸降”是重頭所在。創作者用兩場篇幅來表現國民黨反動派對楊開慧的威逼利誘。第四場中，敵人知道楊開慧意志堅定，轉而把魔爪伸向了小岸英。此時的楊開慧“聽岸英撕肝裂肺將媽喚，腿發抖心發顫胸如箭穿”，在“舍不下丈夫救不下兒”的心理重壓之下，她最終決定以死抗爭，迫使狠毒的敵人改“武勸”為“文勸”。第五場中，叛徒任子夫奉命對楊開慧發起了另一場“攻心戰”。面對巧舌如簧的誘降，楊開慧怒斥任子夫放棄信仰、出賣同志，唱響了“天地間自有春秋正氣，伴日月運行生生不息”的革命正氣歌。

這兩場的設置既高明、有效地推進了楊開慧人物形象的升華，又把整個作品的主題渲染得更加鮮明。如果說第四場更多表現了楊開慧對毛澤東、對革命的情意之堅貞，刻畫了她作為一個妻子、母親“重情”的一面；那么，第五場通過楊開慧對叛徒的大義駁斥，表現出她對馬克思主義信仰的理性認識。在叛徒可恥面目的映襯下，楊開慧的靈魂愈顯高潔。這相輔相成的兩場戲也使楊開慧的革命者形象完成了從感性到理性、從情義到信仰的遞進和鋪陳。在此基礎上，當劇情進入第六場，楊開慧在就義前教育小岸英要自食其力，低吟劇中的定情曲《傻俊角》，以及慷慨赴死時情深義重的革命宣言，則讓母子情、夫妻情、革命情、家國情融匯一體；自立的女兒、慈祥的母親、忠貞的妻子、偉大的革命者形象怎不動人心魄，感人至深？

該劇緊扣楊開慧的人生片段展開，主角戲份很重且有大量的內心戲，這對演員融合劇種特色和人物性格的表演構成了極大考驗。主演李梅以對碗碗腔的嫻熟駕馭和含蓄雅致、張弛有度的表演風格，表現出生于書香門第的楊開慧作為新女性的知性優雅，又以清新婉轉的演唱表達了她內心之純凈、人格之高潔。無論是尋找愛情階段撐著竹篙徐徐而行的清麗，還是身陷囹圄鐐銬加身時，以鏈為舞的翻身魚躍、跪步膝行，抑或怒斥敵人時疾風暴雨的唱腔，以死抗爭時凄婉的慢魚臥，都巧妙地用戲曲特有的方式展現了人物的內心世界，為戲曲現代戲的創作積累了寶貴經驗。

旋轉變幻的舞臺也為該劇賦予了別樣光彩。隨著劇情的演進，舞臺上一會兒是青石錯落、曲徑通幽，一會兒是垂柳依依、湖蓮朵朵，湘湖大地的美景躍然眼前；轉過場來，忽又牢屋逼仄、鐵窗森然，嚴酷的斗爭環境赫然在目；烈士就義之時，臺上白裙紅綢、花瓣漫天，莊嚴圣潔、令人動容。這樣的舞臺處理和楊開慧的內心是高度一致的，從而讓情節敘事特別是精神表達擁有了新的空間，對人物形象塑造起到重要的烘托作用。

總之，該劇在題材與劇種、劇本與舞臺、表演與表達方面相得益彰、互相成就，在成功塑造楊開慧藝術形象、謳歌偉大建黨精神的同時，展現出碗碗腔蓬勃的藝術生命力，為共產黨人精神譜系增添了美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