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0后”小說家中，付秀瑩無疑是創作辨識度較高的一位，我想這可能與她近些年的系列鄉土小說創作有關。

付秀瑩的長篇小說《野望》以新時代新農村典型化的芳村為故事發生場域及背景，在家長里短、七大姑八大姨的親情倫理勾連中，展示了鄉村社會的瑣細生活和繁博風物，對鄉村人情物理空間進行了新的有效開拓，還成功地捕捉到了當下社會轉型期鄉村中所涌現出的新氣象、新風尚及新人物。可以說，這是目前我看到的對新時代新農村生活圖志及風俗人情的最早、最及時、最準確地予以呈現的小說作品，堪稱新時代新農村敘事的典型化文本。

在閱讀過程中，《野望》不斷復活著我青少年時代的鄉村生活場景及人情倫理，同時最為關鍵的是它勾連著當下最鮮活的鄉村世俗生活，寫出了時序流傳中鄉村社會的變與不變，是對當下鄉村社會最及時而準確的文學書寫。這無疑考驗著作者介入當下現實社會的敘事能力與毅力，沒有“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的鄉土情感體驗，沒有對當下社會生活的及物觀察與文學轉換能力，沒有對新時代鄉村振興的美好愿景，是難以支撐作者寫下這部長篇的，是作為城市人的付秀瑩對鄉土社會的最新凝望、定格與深情確認。

付秀瑩以虛構的文學方式切入鄉土生活，寫出了極具文學地理坐標意義的芳村，這個芳村是中國新時代新農村的一個縮影，它的風物志，它的生活流，它的陣痛，它的變遷，它的流轉，從側面印證著新時代鄉土社會的變遷。從這種意義而言，《野望》就是我們新時代的《創業史》和《山鄉巨變》，用文學記錄著我們這個時代農村社會所正在經歷的變革。

人情物理與日常生活流交織成的芳村生活志

《野望》展現了固有的穩定的鄉村倫理關系。中國的鄉村大多數是以親族聚居的方式存在著，由這種關聯性極強的空間布局產生了基于血緣關系的鄉土倫理。鄉土倫理關系是鄉土社會關系中最為核心的部分，對鄉土人情物理空間影響深遠，其復雜性、幽微性遠勝于城市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芳村是個熟人社會，這種熟人社會是由七大姑八大姨的瑣細密集親屬關系勾連而成，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小說中的主人公翠臺就身處這種復雜關系中，其婆家、娘家和親妹妹家都在芳村，這三種關系又會衍生出無數的親屬關系，結成了芳村社交的繁密情感之網，從而呈現出了文學審美意義上的人情物理空間的張力感。一方面可以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紅白喜事在這方面體現得尤為明顯；另一方面，在這種相對密閉的情感空間中，是非流言也是最易滋生的，如翠臺的好友小鸞和村支書的流言蜚語滿村盡知，翠臺和妹妹因為父親偏心問題而鬧得不可開交等。

在芳村，幾乎沒有什么翻天覆地的大事發生，作者采用散點透視的筆法，在小說中不厭其煩地敘述了芳村人的相對恒定的普通細密的生活，這種家長里短、雞零狗碎的瑣細日子里，呈現出了芳村人的日常生活流，也展現出了變與不變的永恒辯證關系。芳村人除了日常飲食之外，就是務農、上班以及照顧老人、孩子，處理以婆媳關系為代表的鄉土倫理關系，還有就是操心外債問題。翠臺就是其中鮮明的代表人物，她一生中遇到的最大的事就是請村里的七大姑八大姨幫著請兒媳婦回來過小年。因為在娘家過小年是不符合芳村的人倫認知的大事，所以身為婆婆的翠臺必須求爺爺告奶奶地將兒媳婦請回芳村過小年。對翠臺而言，照顧好家庭成員的吃喝拉撒以及處理好與兒子、兒媳婦的關系，與妹妹的關系，與好姐妹小鸞的關系，空閑時能夠工作掙點錢貼補家用，就是其人生的全部價值與意義所在。在《野望》中，這些綿密的生活細節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中流轉著，勾勒出了芳村有溫度、有聲色的日常生活圖志。

在這種展現中，也暗含著新時代的山鄉巨變——鄉村振興、養殖集體化、產業園區化、生態文明化等。難能可貴的是作者沒有像慣常的此類題材的文學作品那樣處理，將這些作為敘事的重點大寫特寫，而是巧妙地將其作為新時代山鄉巨變的一個背景性存在，通過芳村人的轉變及村里的大喇叭、宣傳畫、廣告語等巧妙地體現出來。

鄉土風物志變遷中的芳村新人物群像

鄉村生活根源于農耕文明，與自然時序關系密切，可謂是休戚與共。這在《野望》中的芳村有鮮明的體現。作者為了突顯這一點，有意地以二十四節氣作為每個章節的小標題，暗示著芳村人的生活、生產方式與自然時序有著巨大的關聯性。大寒時節，一進臘月，是芳村人娶聘的大事。雨水時節，過了正月十五，芳村人都忙著干活了，就連村里的大喇叭也忙活起來，全是各地的招工信息。芒種過了，芳村人收割麥子。夏至時節，芳村人種豆子……芳村的飲食風俗也頗具體色，如按時應景的吃食，谷雨時節吃香椿炒雞蛋，處暑時節吃絲瓜……常吃的有“炒豆瓣醬”“疙瘩湯”“大鍋菜”“干粉”“肉鹵子面”“面皮兒”“豬頭臉兒”“燜子”等，都是典型的中國飲食文化的呈現。

不難發現，時序的變遷影響著芳村人的日常生活，體現著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但在這種同頻共振的和諧關系中，也因新時代農村日常生活方式的進步而孕育著新的轉變。如臘月二十三送灶王爺上天言好事、再請回新的灶王爺貼到灶前墻上，如今的芳村只有上了年紀的還講究這個老禮兒，而年輕人們早就不管了，因為廚房里都是電磁爐、液化氣了，根本沒有灶臺了。

婚喪嫁娶對于芳村人而言就是日常生活中的頭等大事，是芳村人日常生活的突出表征，小說中以翠臺為敘事視角予以了全方位的呈現。如芳村在喪事上有鬧女婿的風俗，并且越鬧越兇，竟然在貴山娘的喪禮上出現了搶其女婿手機微信支付煙酒的事件。還有到土地廟燒香、遇到難事請跳大神的等。這說明芳村人舊有不良風俗觀念的根深蒂固，難以改變。但是，在聘閨女方面，芳村人的觀念也在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有所轉變，廣聚家的閨女在廣東打工卻嫁給了湖南的小伙子，廣聚聘閨女竟陪送了一套房子、一輛汽車、全套家具等。在這個情節描寫中有個場景描寫，非常生動形象，有一群婦女在東屋里包餃子，竟然有的戴著金戒指包餃子，有染著紅指甲的也在包餃子，還有的一邊包餃子一邊刷著手機。趕集也是芳村人風物志的一種有效呈現方式，比如講價，必須要經過一場激烈的討價還價的話語爭鋒之后才能達成交易，只不過現在的交易方式是微信掃碼支付。這些細節寫活了新時代農村的新風尚。

方言俗語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植于當地人民群眾的現實生活中，明白曉暢，通俗易懂。芳村也有一套獨屬于自身的方言俗語體系。作者有意識地在文本中突出了這一點，大量地運用方言俗語，也是本書藝術特色之一。芳村人管村里的老頭們叫“等死隊”，形容性格溫吞叫“肉”，管自由戀愛叫“自己談的”，管房前屋后的空閑地叫“居連兒”等。這些方言俗語廣涉居住環境、生活、性格、飲食等方方面面，從而形成了獨特的審美藝術空間，更加強化了芳村的風物志。

《野望》在切入當下現實生活方面的一個突出貢獻是塑造了轉型期的鄉土社會新人物群像。這里既有以直播農村生活的網紅主播為代表的“鄉村藝術家們”，又有返鄉的大學生村官及創業者，還有半工半農的新人物以及集體化、產業園化的鄉村致富帶頭人。在以往的關涉當下鄉土現實生活的文學作品中，對返鄉做村官和創業的大學生以及鄉村致富帶頭人這兩類人物形象塑造得較多，因為他們是新時代農村社會最有能力的變革者和引導者，也是新時代這個典型環境下對典型人物塑造的要求。《野望》中并沒有回避對這兩類人物形象的塑造，如翠臺的女兒二妞就是要回鄉創業的大學生的典型性代表，翠臺的妹夫就是鄉村致富帶頭人，而其丈夫根來的養豬事業也正走在集體化規模養殖的康莊大道上。難能可貴的是，《野望》還塑造了半工半農的新農民形象，比如翠臺及其兒子、兒媳婦等。正是城鎮化進程的加快，這些與純粹的外出打工者不同的，既駐守鄉村又參與工廠化、規模化生產的新時代農民更為具有典型性。他們是當今中國農村社會轉型的最重要表征，從最開始的迷茫、無助、不知所措，到后來的被迫裹挾參與，再到主動參加，他們心理上這種轉變預示著新時代農村天地的大有可為，他們才是新時代新農村建設的中堅力量，也是我們走向鄉村振興、共同富裕的基礎。

作者以貼近新時代鄉土大地的及物敘事，切入新時代農村生活的機理，抽絲剝繭，以平緩的節奏呈現出新時代鄉土社會的生活志、風物志，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塑造出了山鄉巨變中堅力量的人物形象，在眾聲喧嘩的新時代文學創作中獨樹一幟，由此確立了新時代文學中難能可貴的芳村文學地理新坐標，為終將消失的鄉土社會保留了鮮活的方言俗語體系、飲食文化傳統、婚喪嫁娶風俗等生活圖景，這無疑是對新時代文學最為重要的貢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