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出生到考入大學的近20年時間，我們全家一直居住在愚園路上的錦園。錦園所在地原為榮氏企業創始人之一榮宗敬先生的私人網球場，后辟為榮氏企業高管寓所，住戶基本為供職于“申新”系和“福新”系的高層管理者，且大多為無錫同鄉。

這條在當時頗為惹人注目的新式里弄之所以取名“錦園”，意在紀念榮宗敬（宗錦）先生。有人曾如此描述錦園：“三四十年代的‘錦園’，是愚園路上一道風景線。無論是出租車，三輪車，或黃包車，只要說起愚園路的白房子，沒有不知道的。紅色的瓷磚墻裙，乳白色的外墻，朱紅色的鋼窗，沿墻是齊窗臺高的碧綠冬青樹，錯落的建筑中央是個矮黃楊環繞橢圓形的花壇，橢圓形兩端細竹竿棚架上，爬滿著薔薇、玫瑰、喇叭花，花壇里美人蕉、大立菊，四時鮮花，清香不斷；還有散落在花壇四周的長欄凳、短欄凳；弄堂后面是夾竹桃和黑色槍籬笆隔開的‘網球場’……”近百年歷史風雨的洗禮，使得如今的錦園已面目全非，昔日的靜謐雅致蕩然無存，弄堂里曾經有過的活色生香故事也已隨風飄逝，只是幾位當年的伙伴仍居住于此，維系著我與這條弄堂的感情紐帶。

錦園出自哪位建筑師之手，當年我無從知曉。隨著“建筑可閱讀”活動的掀起，人們的興趣聚焦于尋訪城市角角落落每一幢建筑的前世今生，許多當年的建筑大師的名字被拂去歷史塵埃，慢慢浮出水面。其中有鄔達克、賚安那樣的西洋建筑師，也有范文照、陳植、趙深那樣的本土建筑師。其中的無錫籍建筑師趙深，則因為青年會賓館和上海音樂廳而被人提及。后來我才知道錦園便出自趙深之手。不過，相對當年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筑系同窗梁思成、林徽因、陳植而言，趙深的名字顯得有些落寞，人們對其生平也只是略知一二。

近日讀《烽火中的華蓋建筑師》（張琴著 同濟大學出版社）一書，得以從歷史縱深里，一窺趙深先生作為一代建筑大師對中國現代建筑事業所作出的貢獻。從書中得知，趙深出身于無錫寒門，其父為當地私塾老師，家境清寒。父親去世后，他家的生活更是一落千丈，靠族人接濟勉強度日。由于營養不良，趙深從小體弱多病，據說5歲那年患重病幾至奄奄一息。家人眼見孩子回天乏術，只得含淚預備后事。臨下棺前，祖母為其梳發，趙深忽然睜開雙眼，家人又驚又喜，連忙將他抱出棺材，延請郎中救治。經祖母和母親精心照料，趙深終于轉危為安。或許有過這樣一次向死而生的經歷，趙深從此以懸梁刺股般的毅力，刻苦學習，13歲便考入北京清華學堂，8年求學期間，品學兼優，享受公費待遇。隨后，他又被選派去美國深造，官費就讀，只是因突患腸瘺病要做手術，推遲了赴美計劃。一年之后，入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筑系深造，同窗中有梁思成、林徽因、楊廷寶、童寯、范文照、陳植等。

同窗中還有一位無錫籍姑娘，也就是后來成為趙深妻子的孫熙明。他倆是青梅竹馬，趙深姐姐與孫熙明哥哥又喜結連理，故兩人算是親上加親。孫熙明和林徽因是留學賓大建筑系僅有的兩名中國女學生，藝術天賦極高。孫熙明曾與趙深一起參加上海江灣新上海中心市政府大樓設計方案征稿，并拔得頭籌，后來因受家庭事務羈絆，英才惜被埋沒。趙深的養孫女曾見過那些珍貴的圖紙，并用文字描摹孫熙明晚年的心境：“阿婆的獨特，在于她用一種智慧自救——任憑線條在紙上不規則地蔓延。直線、弧線、斜線，縱橫有致的線條排列出多種建筑輪廓……隱隱有鐘樓的尖塔，那細細的光束已把暗夜照亮。當她悄然打開草圖時，黑夜就被關到門外去了。她在孤獨的想象力中自我周旋。‘把生活欠下的，交給美去完成吧。’草圖，是她精神的泄密者，‘在白天我什么都不是，在晚上我就是我’。”孫熙明胞妹孫熙仁許配榮德生長子榮偉仁，故趙深與榮偉仁是連襟。或許因為這層關系，趙深承接了包括無錫江南大學、申新紗廠無錫分廠和錦園在內的設計項目。

從賓大建筑系畢業后，趙深應同窗范文照之邀回滬，沒想到，他剛抵達上海，便被旅美華裔設計師李錦沛捷足先登。李錦沛推薦他參與八仙橋青年會大樓（現為青年會賓館）的設計。經趙深、李錦沛和范文照共同努力，一幢中西合璧建筑風格的大樓矗立在西藏南路上。建筑主體以現代樣式為主，局部帶有民族形式，尤其是頂層有兩重藍琉璃瓦翼角飛檐，檐下設有斗拱，新穎別致，體現了建筑師力圖融合東西方文化的思想。趙深與范文照合作設計的南京大戲院（現為上海音樂廳）則深受西方古典式建筑風格和折中主義思路影響，建筑立面為新古典主義構圖，門廳內有如巴黎歌劇院的大理石樓梯，以及二樓的十六根羅馬立柱，氣勢恢宏，雍容華貴。

沒過幾年，趙深、陳植、童寯三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創立了上海華蓋建筑事務所。按《烽火中的華蓋建筑師》所書：

“‘華蓋’之名由趙深的好友，陳植家的世交葉恭綽選定，一寓意為中國建筑師在中國蓋樓；二愿景為在中國頂尖，蓋為‘超出、勝出’之意。英文名Allied Ar-chitects。華蓋建筑事務所，無論其中文名字還是英文名字，都非常貼切地預見了之后長達二十年其在中國建筑界的輝煌成就和難以撼動的領先地位，以及三位合伙人保持終身的令人感動的互相信任和誠摯友情。”華蓋建筑事務所成立后，承接了不少載入史冊的項目，譬如大上海大戲院和上海金城大戲院等。以大上海大戲院為例，當時的雜志就給予高度評價：“大上海大戲院的外表，可說是一座匠心獨運的結晶品。‘大上海大戲院’幾個年紅（霓虹）管標識，遠遠地招徠了許多主顧，是值得提要的。正門上部幾排玻璃管活躍地閃爍著，提起了消沉的心靈，喚醒了頹唐的民眾。下部用黑色大理石，和白光反襯著，尤推醒目絕倫也。”上海金城大戲院（現為黃浦劇場）也新穎獨特，“圖樣為華蓋建筑事務所設計，采用最新式。除入口上部開辟高大之窗數行外，另則設小窗幾點而已。其余部分，則施以極平粉刷，不尚雕飾，為申江別開生面之作”。當時，《桃李劫》《風云兒女》等影片均選擇金城大戲院作為首映之地。《風云兒女》主題曲《義勇軍進行曲》也是在此唱響。

抗日戰爭爆發后，“華蓋”在上海的業務處于停滯狀態，40歲的趙深轉赴云南尋求發展機會。昆明的南屏電影院便是他在云南時期的杰作。據當地報紙報道，南屏電影院“外部建筑圖樣及內部燈光座位等，均依據科學，參合美術而完成”。隨著南屏電影院的成功，趙深成為云南炙手可熱的建筑師，設計、項目源源不斷。

然而，危險也悄然而至。1941年3月，由“華蓋”設計和監工的昆明大逸樂影劇院坍塌，導致重大死傷案，輿論一時嘩然。其實劇院坍塌并非因為設計問題，而是因為遭日軍飛機轟炸，劇院山墻墻體受損。謹慎起見，趙深專程赴劇院查看，果然發現山墻出現了傾斜，于是提醒劇院董事會及時加固，并提出了具體的修復計劃。但董事會考慮到資金問題，遲遲未作答復，終釀大禍。事發之后，趙深敢于擔當責任，親赴警局“自首”。盡管事實清楚，但趙深仍陷牢獄長達數月，身心受到極大傷害。“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禍福之間有時會發生微妙的轉變。正是因為這場無妄之災以及趙深負責任的態度，“華蓋”與趙深名聲大振，并得到龍云和盧漢等云南實力派人物青睞，“華蓋”在云南建筑業版圖不斷擴大。“華蓋”的其他兩位合伙人童寯和陳植都十分認可趙深的管理、協調能力，稱其為“華蓋”的靈魂人物。陳植晚年感嘆：“三人合作20年，自始至終非常融洽，竟未有任何齟齬，貴在意見相互尊重，設計共同切磋……”

當年的“華蓋三杰”，童寯歸于沉寂，趙深與陳植一直活躍于設計領域。在華東建筑設計院任副院長兼總建筑師期間，諸多重大項目都留下了趙深的心血。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趙深不顧余震危險，親臨災區工地視察，加快重建唐山步伐。兩年后，趙深先生積勞成疾，駕鶴遠行。離世前半年，他還赴南京與童寯等老友聚首。臨別時，他與童寯緊緊相擁，互道平安！

有人如此總結趙深先生一生：“多數時候，他都是緘默的，卻在緘默中活出了人生的最響亮！”的確，他以建筑這一凝固的交響，默默地為我們生活著的城市譜寫了華美的樂章，為時代也為自己交出了響亮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