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望》寫的還是芳村。十幾年來，我一直在書寫芳村，書寫那個華北平原上的小村莊。我不想說，我不斷的訴說和抒發是出于對故鄉的熱愛和眷戀，出于對那片土地以及那片土地上的人們源自根脈的樸素的深情。我想說的是，這么多年了，我其實是渴望通過以文學的方式，發現和重建故鄉與世界、歷史與現實、個體命運與時代生活之間的關系。我渴望通過對一個村莊的書寫，記錄當代中國滄桑巨變的深刻履痕，為一個時代珍藏鮮活而真實的國家記憶。

從某種意義上，《陌上》是《野望》的前史。《野望》中的人物以及人物關系，同《陌上》一脈相承。我得承認，寫完《陌上》以后，我意猶未盡。那些活潑潑的人物，一直在我的內心深處，他們喧鬧著呼喊著，哭著笑著，幾乎要紛紛跳到我的筆端。我喊了翠臺來，做《野望》的女主角。為什么是翠臺呢？有媒體朋友問。是啊。為什么是翠臺呢？在芳村眾多女子中，翠臺可能不是最耀眼的那一個，可是，因為她是翠臺呀。翠臺身上，有著深厚的傳統的底子，樸素如泥土，厚實如大地，土生土長，如同田野里的莊稼，時節如流，歲歲榮枯。圍繞著翠臺，是一個村莊的千絲萬縷，一個時代的光影跳躍，一個國家的山河浩蕩。

每一次回鄉，走在鄉間小路上，大莊稼地森森然綠浪翻滾，田野散發出濃郁而熱烈的氣息，村莊安靜而喧嘩，大地沉默而沸騰，而歲月綿長，日常的河流生生不息。我常常震動于這偉大而平凡的日常生活，震動于鄉村生活廣袤無邊的河床上那淤積沉淀下來的深沉厚重的傳統的底子。在劇烈變動的歷史進程中，我關心著中國鄉村的“常”，我想寫出“常”與“變”之間的內在關聯，或者，只有把這新變置放于恒常之中，才能更加凸顯出這“變”中蘊藏的巨大能量。在《野望》里，我用二十節氣結構全篇。當然，這也許并不新鮮。二十四節氣誰不知道呢？哪一個中國人，不活在二十節氣的循環往復中，并且在這循環往復中更替代謝、生老病死呢？千載而下，二十四節氣不知經歷了多少輪回，歷史的長河滔滔向前。時間周而復始，而萬象更新。巨大的恒常與偉大的新變，它們互為表里，彼此映照，在一個村莊的雞鳴犬吠中，在一個時代的日月星辰之下，發出意味深長而又一言難盡的喟嘆。我不得不承認，我在這意味深長的喟嘆中百感交集，輾轉難安。我常常在村莊里隨性亂走，像一個熱切尋找謎底的孩子。

是的。在《野望》里，我照例沒有講故事的野心。我不是不信任故事。我只是固執地認為，對于一個村莊而言，故事還是顯得狹隘了。一個村莊會缺少故事嗎？或許，一個村莊最不缺少的，就是故事。那些飛短流長，那些街談巷議，帶著鄉土民間特有的傳奇色彩。我不想寫那些到處流傳的村野奇談，我想寫出平凡的樸素的流水一般的日常，雜花生樹，草長鶯飛，混沌的，纏繞的，濕漉漉毛茸茸，煙云浸染，飽含著生活的汁液。這么說吧，我是想寫出一個村莊的眾聲喧嘩，像一條奔騰不息的河流，日夜流淌，不時發出激越的動人的轟鳴。

細心的讀者會發現，在《野望》里，我不斷地寫到芳村的大喇叭。怎么說呢，大喇叭是鄉村生活的一部分，在一個村莊，這樣的喇叭必不可少，它擔負著多種功能，廣播消息，宣傳政策，娛樂群眾，發號施令。在《野望》中，大喇叭里不斷傳出自己的聲音，有時候是國家政策，關于鄉村振興，關于生態環保，關于美麗鄉村建設；有時候是民間信息，賣桃子的來了，賣韭菜的走了，哪里有招工的，誰家丟了一只貓；有時候放一出戲，河北梆子，《打金枝》《空城計》《龍鳳呈祥》。這些聲音通過大喇叭，傳遍村莊、田野、河套、果園，同鄉村的風聲雨聲混雜在一起，同村里的雞鳴狗吠閑言碎語交織在一起，與鄰村的大喇叭一唱一和，遙遙呼應，國家話語與民間話語，宏大與瑣細，抽象與具體，歷史與當下，傳統與現代，彼此纏繞彼此激發，有一種豐富復雜的意味在里面。我是在后來才發現，大喇叭這樣一個無意的裝置，其實是一種隱喻。通過大喇叭，自然而然地呈現出中國鄉村在時代激流中新的表情、新的氣質、新的風貌。大喇叭在村委會，然而它又無處不在。大喇叭發出的聲音，在村莊里不斷回響不斷激蕩，這是一種富有意味的形式。它大約只屬于中國鄉村。或者說，只有中國鄉村，才能為這種形式賦予豐饒而廣袤的想象空間。

《野望》是樸素的，也是誠懇的。寫《野望》，我幾乎是信筆直書。我仿佛回到我的故鄉，回到那個村莊，每一句話，每一個眼神，每一次心跳，都有溫暖的綿長的回應。這真好。

也許有人說，一個村莊有什么可寫的呢，你打算什么時候寫寫芳村以外更大的世界？對于這個問題，我不知道該如何回答。我不想說，或許我寫出了一個村莊，我也就寫出了中國。這太狂妄了。人到中年，我漸漸學會了謙虛——你叫做謹慎也好。當然，我也漸漸學會了沉默。作為一個小說家，我是在人生走到中途的時候，懂得了生活的矜持，也懂得了生活的包容。我在現實生活中沉默不語。我只在虛構世界里高聲喧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