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圖像”來呈現晚清以降迅速崛起的“演說”，似乎很容易，做起來可真難。除了我專門論述的晚清畫報中的演說，還有聞一多創作的“天安門前的青年講演者”，我特別關注涉及演說的老照片，尤其是能確認時間、地點、講題以及拍攝者的新聞攝影。真的如大海撈針，借助若干數據庫，我還是沒能找到清末民初著名政治家宋教仁的演說照片——盡管都知道他擅長演說。聞一多也以演說見長，可到目前為止，我找到他的演說照片也就兩張，一見于1946年版《人民英烈——李公樸聞一多先生遇刺紀實》，一載于1948年開明書店/1982年三聯書店版《聞一多全集》。

我曾這樣談論如何“觸摸歷史”：“沒有無數細節的充實，‘五四運動’的‘具體印象’，難保不‘一年比一年更趨淡忘了’。沒有‘具體印象’的‘五四’，只剩下口號和旗幟，也很難讓一代代年青人真正記憶。提供足以幫助讀者‘回到現場’的細節與畫面，對于‘五四’研究來說，并非可有可無。因而，本書之選擇圖像與文字相配合的表述方式，不全是為了愉悅讀者——也包括對歷史研究方法的反省。”基于此理念，當初在制作《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時，我們曾確定一個原則：不純從審美角度“插圖”，選擇歷史圖像時盡可能貼近“五四運動”這一規定情景，人物照片則大致不出事件前后十年。就這么一個“簡單”的要求，也都讓我們上下求索，費盡心機，且所得依舊有限。

很難想象，作為一個從一出生就被廣泛認可且流傳久遠的政治事件，“五四運動”可供使用的老照片其實不多，學界用來用去就是常見的那些。受制于當年的拍攝器材、報刊的編輯策略以及書籍的印刷水平，想找到合適的圖像資料很不容易。《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的“總說”部分，請本書作者之一、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即現中國國家博物館）從事“中國通史陳列”晚清部分設計工作的蘇生文配圖，其使用圖像資料的便捷，可謂得天獨厚了。比如第16頁的“北大講演隊第九組隊旗”，那是1919年6月4日北京大學學生上街演講時攜帶的，實物現存中國國家博物館。前些年“復興之路”基本陳列曾展示這面縱45.5厘米、橫64.3厘米的白色布旗，那是學生撕開被單自己縫制的，右側尚存有白色棉線。此旗的來源非常可靠：學生被捕后，“這件講演隊的布旗也隨學生們一起被帶到警察局，直到1959年由北京市公安局檔案科撥交國博，作為見證五四愛國運動中青年學生的拳拳愛國之心而一直被珍藏”。

“五四運動”的成功，很大程度得益于新的傳播手段，比如集會、游行、旗幟、標語、傳單、通電，還有極為重要的街頭演說。晚清迅速崛起的演說，作為一種十分有效的通俗教育形式，到民初已經成為一種制度建設。比如“五四”前京城就有十三家正規的講演所（城里10家，郊區3家），“北京還有一支專門的講演隊伍，巡回于廟會、集市，每月還在8個不同的講演所里講演”。講演者是有報酬的，“固定講演人每月薪金10元，而那些經驗豐富的巡回講演人每小時2元”。而北京城里規模最大、設備最完善的講演所，當推1915年開辦的直屬教育部、位于珠市口西大街的模范講演所：“講演廳內有450個座位，平均每場人數為300人。講演每晚7:00—9:00，講演前通常有唱片音樂會，而后常有電影放映。”這些得到政府支持、大都由京師學務局主管的講演所，在“教育國民，改良社會”方面，曾發揮很好的作用。日后聲名遠揚的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剛成立時，也曾與其開展合作。

刊載于1919年4月28日《北京大學日刊》的《平民教育講演團致團員函》，稱已與京師學務局協調好，借用城里十個講演所中的四處，“可于各所講演鐘點外，或前或后加講一點鐘”。安排給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的場所和時間是：位于珠市口南路東的京師公立第一講演所，時間是下午二時至四時；位于東安門外丁字街路南的京師公立第四講演所，時間也是下午二時至四時；位于西單牌樓南路西的京師公立第五講演所，時間是下午三時至五時；位于地安門外大街路西的京師公立第十講演所，時間是下午一時至三時。閱讀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的演講題目，1919年5月4日是個明顯的分界線，此前是一般的通俗教育，此后一轉而為激烈的政治抗爭。因此，那張被廣泛使用的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團員平靜地站在京師某公立講演所前面，必定拍攝于五月四日之前。因為此后北大學生發表反抗政府的政治演說，只能改在風雨飄搖的十字街頭，而不可能是安謐平和的講演所里。

《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的“總說”部分，配了很多歷史照片，比如北京各校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集會、游行隊伍在行進中、軍警逮捕學生、北京各界歡迎被釋放的學生，以及學生回校后舉行慶祝活動等，可惜這些照片大都不夠清楚，因為是從舊報刊翻拍的。唯獨第49—51頁那三張演說照片，明顯清晰很多。后來才知道，那是從美國社會學家甘博（Sidney.D.Gamble，1890—1968）刊行于1921年的英文著作Peking，A Social Survey中復制而來。該書包括50幅珍貴的黑白照片及38張地圖和圖表。幸運的是，就在《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出版半年后，具體說就是1999年9月16日—10月1日，中國歷史博物館舉辦了包括210幅圖片的“風雨如磐:‘五四’前后的中國—（美）西德尼·甘博1908至1932年中國攝影北京首展”。此專題展因大獲好評，此后若干年在中國多個城市巡回展出。至此，社會學家甘博的攝影成就，方才逐漸被中國人了解與欣賞。

對于甘博在《北京的社會調查》《北京的物價、工資與生活標準》《北京市民的家庭生活》《定縣——華北農村社會》等專業著作之外，留給后世的“甘博鏡頭下的中國”，著名漢學家史景遷有精彩的描述：“他對攝影的愛好為他關注那個時期的社會危機又增添了一份客觀詳實的新聞報道能力”；“甘博的照片在質量、想象力、技術水平和多樣性方面均超出了僅僅作為記錄中國人生活或風景的那些照片的水平，人們把他置于那為數不多的被挑選出來的優秀攝影師的行列中是理所當然的”。

現存甘博所拍5000多幅黑白照片與500多張手工上色的幻燈片中，最主要的是人與社會、城市與建筑、宗教與民俗等；這種攝影眼光，是他的社會學及人類學訓練決定的，也為其著作插圖做了充分儲備。出乎意料的是，來華時碰上了若干重要歷史時刻，于是，甘博的新聞攝影大展才華。

曾在美國馬薩諸塞州州立大學以甘博為博士論文題目的邢文軍，在《老照片》第十八輯（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1）上刊發《西德尼·D·甘博鏡頭下的中國》，后又與陳樹君合作出版《風雨如磐：西德尼·D·甘博的中國影像1917-1932》（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5）。在后者的“引言”中，邢文軍稱：“甘博的照片風格融紀實、素描、民俗、社會學和藝術于一體。他的照相機抓住了旅居中國期間的重大社會歷史事件，其中最具意義的是1918年華北和天津的大洪水、紫禁城的停戰和平慶典、1919年“五四運動”、1925年孫中山的葬禮、1925年五卅慘案和20世紀30年代的平民教育運動。”

而在我看來，甘博新聞攝影的重中之重，應該是“五四運動”。甘博四次旅居中國，我最關注的是1917—1919年這一次。因為，1918年夏，甘博開始擔任北京某青年會的義務調查干事，負責對中國首都進行一次史無前例的社會調查。關于甘博在該青年會的服務時間，或稱1918—1932年，工作范圍是“研究工作”；或分為1918-1919年、1925-1926年兩段，職務為“干事”。居京期間恰好碰上了“五四運動”，回美國后，“1920年1月29日，甘博以“五四運動”的目擊者身份，在美國《大陸》雜志發表文章，首次詳細、生動、全面地介紹了“五四運動”的展開和學生們反對軍閥政府的經過”。1921年《北京的社會調查》出版，展現了這個神秘的東方古都的方方面面，論述“政府”的第四章中，作者專設“學生運動”一節。在綜述性質的社會學著作中，分析剛剛發生的新聞事件（文字之外，還有若干圖片），這很能體現作者的立場與興趣。

隨著《北京的社會調查》中譯本出版（北京：中國書店，2010），以及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編譯的《甘博攝影集》（全十五冊，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8）刊行，像我這樣的外行，也都開始對學者兼攝影家甘博產生濃厚興趣。從第一次重新發現甘博存世照片的1984年，到其長女和家人推出攝影集的1988年、第一次舉辦攝影專題展（紐約）的1989年，再到十年后開啟其在中國的奇妙歷程，甘博的社會學家形象逐漸被攝影家取而代之。但我還是認定，這批照片的主要價值，不在攝影技巧，而在于其立場、主題、學養與溫度。

這五千多幀珍貴的老照片，現藏美國杜克大學圖書館的“甘博照片數據庫（Sidney D. Gamble Photographs）”，可免費閱讀與下載。因原圖注明了拍攝時間或主題，我們很容易檢索到，涉及北京的“五四運動”圖片，主要是三部分：第一部分共七幀，拍攝于1918年11月14日，各種學生和平游行場面，慶祝“公理戰勝強權”，中國成為“一戰”戰勝國之一。第二部分共十九幀，其中標注1919年6月3日拍攝的六幀，6月4日拍攝的六幀，其余七幀呈現關押學生監獄的食堂、探視室、操場，以及門口的看守、監獄外堅守的師范學生等，拍攝時間應該緊隨其后，但沒明確說明。第三部分共六幀，乃1919年11月29日學生在天安門前集會（圖1），抗議日艦侵擾福州，發起抵制日貨運動。央視網—新聞頻道—圖片頻道2013年2月3日發布的高清圖集《1919年天安門3萬多學生反日大游行》（七幀），全單照收甘博所拍六幀圖片，另外再將其中一幅局部放大（呈現“同胞快醒”標語），可惜沒有說明圖片來源。

圖1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編譯《甘博攝影集》，自然是來自杜克大學圖書館收藏，但注釋照抄原文，未能詳加考證。就以我最為關注的1919年6月3日、4日那十二幀照片為例，多處出現明顯訛誤，主要問題是將拍攝背景誤認為畫面主角。6月3日拍攝的四幀連續性照片（編號260-1486至260-1489），原文標注“YMCA Students Speaking”，直譯確實是“基督教青年會學生講演”；但稍加辨認，上面有“北京大學學生講演團第十五組”旗幟，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北大學生在基督教青年會大樓前演講。

前面已經提及，1918年至1919年間，甘博任北京某青年會干事，自然是經常出入位于東單北大街的北京基督教青年會大樓（1988年拆除）。這是一座紅磚砌筑的3層樓（外加半地下室），占地面積360平方米，1911年4月開建，1913年7月竣工，在當年屬于北京城里豪華的西洋建筑。甘博《北京的社會調查》第十六章有一節專門介紹其開展的七項工作，排在第一位的是：“在大樓內開展或提供的社會和教育活動——音樂會、電影、演講、游泳池、臺球、餐館、閱覽室、圖書館和宿舍。”書中插圖乃此大樓清晰的正面照（圖2），正可作為上述四幀連續照片的背景資料。

圖2

1919年6月3日，北大及其他院校兩千多名學生走上街頭，分成很多小組，三五成群開展演說，此事各種史書都有記載。位于東單的基督教青年會大樓，距離北大紅樓僅2.4公里，“北京大學學生講演團第十五組”跑來此處演說，在情理之中。而敏銳的社會學家兼攝影家甘博抓住這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在大樓前面跳上跳下，圍著演講者及聽眾，拍下了這一組清晰的演說照片。第一張是全景，站在臺階上的演講者正揮舞小旗幟，奮力演說，幾十位聽眾，有長衫也有短褂，還有一位留著長辮子（圖3）。第二張警察來了，正在交涉中，講演團的旗幟半卷著，看不太清楚（圖4）。第三張拍攝者后退了好幾步，畫面中心成了軍警及其所牽馬匹，好處是遠處“北京大學學生講演團第十五組”的旗幟亮出來了（圖5）。第四張軍警正撤去，戴著眼鏡的演講者做著很有力的手勢，好奇的小孩子注視著攝影師的鏡頭，幾十位聽眾眼神頗為分散，中間還有位年紀很輕的洋人，目送撤退的軍警，整個場面相當平和（圖6）。

圖3

圖4

圖5

圖6

第二天就大不一樣了，風云突變，軍警開始抓捕學生。編號261-1493的圖片，說明文字是：“1919年6月4日，學生被捕，條幅掛在北大學生脖子上。”（圖7）仔細觀看，那被捕學生胸前掛著的旗幟，上面寫著“北京大學學生（講演）團第二二組”，其中“講演”二字看不見，是我根據常理推出來的。那天上街講演的各校學生均有被捕的可能，甘博就拍有三幀題為“清華學生被捕”的照片。前兩幀畫面上只有軍警，被捕的是否清華學生不好說；第三幀比較完整，軍警押解揮舞著旗幟的學生，那旗幟上豎寫的“講演團”三字很清晰，橫寫的則比較模糊，盡可能放大辨認，應該是“國立法政”（圖8）。換句話說，起碼這編號261-1492的第三幀，拍攝的是北京法政專門學校學生被捕。此學校五月四日游行那天出動的人數，僅次于北京大學與北京高等師范學校，乃學運的中堅力量。

圖7

圖8

“五四運動”存留的新聞照片數量實在太少，且拍攝者不詳，輾轉使用的結果，畫面往往模糊不清。難得像甘博這樣的連續跟蹤拍照，且底片保留良好，還注明了拍攝時間和主題（雖不太準確）。仔細推敲這些老照片，將其與歷史檔案、新聞報道乃至回憶錄等相對照，深入發掘其歷史文化內涵，是可以構建較為完整且可信的“演說現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