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見到吳福輝先生相當偶然，大約是1989年4月某日，我奉王富仁老師之命去中國現代文學館找舒乙館長借錄音帶，那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紀念‘五四’七十周年學術座談會”的現場錄音，需要整理成文。這是我第一次踏進北京西郊萬壽寺的這座院落，樹影婆娑，優雅寧靜，想想這就是現代文學的著名殿堂，心中難免忐忑不安。當時，舒乙館長好像有什么公事，我得等待。正在局促惶惑之際，一個身材高大、溫文儒雅的中年人熱情地招呼我在辦公室坐下，詢問我的情況，十分自然地和我聊了起來，我這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吳福輝先生。那個時候，我對現代文學正如癡如醉，雖然在北京聽各位知名學者談文論道并不是什么稀罕之事，但是能夠與一位名家面對面晤談卻還是第一次。那一天談了些什么我已經記不清楚了，總的印象卻至今清晰如昨，那一份溫暖和親切存留始終。

后來，隨著我一天天走進現代文學的隊伍，向吳老師這一輩的學者求教的機會也越來越多，彼此逐漸熟悉了起來。1994年，我有機會參加嚴家炎先生主持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叢書”，在接受任務的當初，心中困擾不斷，當時，區域文化與文學的研究尚屬起步，如何有效展開實在沒有把握，一切都需要重新學習。直到有一天，我在查閱資料之時讀到吳老師關于海派文學的一段文字，那種融文學感受于地理體驗之中的語言方式一下洞開了我淤塞的大腦，我仿佛看到了一種從生存環境解析文學生態的可能：

洋徑浜原來是黃浦江的一條支流，它的聞名是因1845年開辟英租界時成了南部界河，為華洋交界線。到了1849年法租界在上海縣城南市與英租界之間狹長地帶揳入，此河又成了英法租界的分界河。1915年被填平后用英皇愛德華之名稱愛多亞路，即今之延安東路。洋徑浜作為一條河流消失后，仍然活在上海人的口頭上。“洋徑浜”一詞在上海方言里涵義豐富，大約用來指一切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既新又舊，非驢非馬的人與事，從來是貶義的代名詞。比如洋徑浜英語，就是一種用中國土音尤其是寧波土音。寧波人在江南一帶最先與外國人打交道、中國語法注出的可笑外語。但人們不應忘記，就是這樣的一種洋徑浜語又稱“鴿子英文”，在上海從上一世紀四十年代至本世紀二十年代之前，它是最頂用的外語，以至連英國人都要學習它才能同中國人交流。①

在這里，對海派文學的描述與自我生存的真切記憶水乳交融，客觀的社會歷史文化與文學的思想情感世界相互連接，向我們展示了“區域文化”與“現代文學”的融洽對話情景，我似乎悟出了新的學術的可能。一年多以后，我的《現代四川文學的巴蜀文化闡釋》完成，其中，關于巴蜀區域山川形勝的勾勒依稀可以見出吳老師上述文筆的影子：

打開地圖，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盆地的四川，綿延不盡的崇山峻嶺聳立在它的周圍，它的東北為大巴山，褶皺重疊，海拔1500-2000米，東緣有巫山、七曜山與湘鄂西部山脈相連，南部是海拔1000-1500米的云貴高原，北部秦嶺山脈海拔800-1500米，劃開了中國南北兩種不同的自然區域，西緣以岷山、龍門山、邛崍山，夾金山和大涼山與巨大的青藏高原連成一片，今天，當我們乘著客輪一路峰回路轉，穿越長江三峽東出夔門，將能夠深刻地感受到這種連現代交通工具也很難改變的地理事實。②

我想，今天的我不能回避吳福輝老師這一代學人所帶來的重要影響。1960年代出生的我們，無法改變“先天不足”的遺憾：在我們需要文學啟蒙的時代，所經歷的卻是“文革”中后期的荒蕪，斷斷續續出版的小人書和“供批判使用”的稀少的文學著作就是我們精神財富的全部，我們當中的絕大多數都是在1980年代的大學教育中開始打開視野，走進文學之門的，到1990代摸索著在學術的道路上蹣跚學步。吳福輝以及王富仁、錢理群這樣的“第三代”前輩，他們的思想、文字、感受方式甚至舉手投足，都是我們莫大的榜樣。盡管如此，在以后的歲月里，我還是慢慢體會到，這些前一輩的學人身上，依然有很多的東西是我們所難以傳承的，或者說根本就只能是我們仰慕的對象。比如讀吳老師的文章，特別是與吳老師交談，你會深深地感受到，現代文學對于他而言，主要不是一種“學問”和“知識”，而是他人生和生命記憶的一部分，其中儲存滿滿的是他之于各種生命形態的探究的“趣味”。吳老師生在浙江，長于上海，在鞍山度過青年時代，中年在北京成為研究生，完成了學者生涯最重要的積累。這些人生軌跡實際上又承載著他的學術歷程。他關注京派，更鐘情于海派，每每對上海的建筑風土、人情世態如數家珍，他的夫人朱珩青是川西人，從事現代文學的研究和編輯工作，這也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生命的聯結，吳老師對沙汀等四川文學的興趣顯然與此不無關系。在《沙汀傳》里，他以細膩的筆調描繪著這位作家的生存環境：

從成都到安縣三百多里，楊朝熙青少年時代的傳統走法，是先乘汽車到綿陽南三十里的新店子，下來再轉乘馬拉車或黃包車。共計三天的路程。路上的客棧，多半是雞毛店，破舊得像用豬圈樓板裝修的，檐口掛長方白紙號燈，上寫“雞鳴早看天”。像樣點的有官店，比較干凈一些。從新店子到安縣，途經界牌、花荄、黃土，都是一些有名的鄉鎮，一路上爬過一處山坡，便是一片平壩，再上一級高地，又是一片平壩，人不知不覺已進入高原山境。直到遠遠地看到城南山上的一座塔身，才能為結束顛簸之苦長吁一口氣。③

此時此刻，吳福輝先生已經化身為當年的沙汀（楊朝熙），以沙汀的腳步行走在這片“四圍皆山”的土地上，也以沙汀的眼光打量著山境，以沙汀的心靈感受著這層層疊疊的鄉土。這一份感同身受的敘寫再一次展現了吳福輝先生的學術個性：這不是一般意義的文學史建構，而是他自己的人生意趣的自然流露。他不是作為“現代文學工作者”在完成學術著作的寫作，而是懷著對川西這片土地的強烈的關切在與人生對話，也在和沙汀的靈魂對話。這就是一種深沉的”趣味”，一種遠遠超過書齋學術的來自生命內部的呼應和契合。幾乎在所有的現代文學論著中，吳福輝先生都鐫刻了這樣體貼有加的文字，幾乎每一處他所描述過的對象都無不留著他“行走”的步履，散發著他親手撫摸的溫度。與他同事多年的李今證實：“幾十年下來，他探險般的足跡遍布現代作家的出生地、寫作地和活動地。通過遍訪胡適的老家績溪上莊，對比周邊歙縣、黟縣、祁門、休寧、婺源等地，讓他震驚于胡適何以能夠從如此貧苦的農村走向杭州、上海和世界的好奇心；長治鄉下趙樹理家帶花飾欄桿樓房的故居，打破了他對這位文藝新方向旗手貧下中農出身的臆想；在周氏兄弟故居，經過對紹興新臺門、老臺門的細致勘察，他才意識到其家族原是多么大的一個官宦之家，體味到魯迅所說‘家道中落’的內涵；豐子愷的緣緣堂雖然早就毀于日機的轟炸，但他卻不放棄，終于在浙江石門舊址后修的故居中，找到了被鄰居搶下的燒焦的木門，目睹原緣緣堂唯一保存至今的物品，摩挲不已，徘徊不去，讓自己的心靈經受一次陣陣襲來的情感震撼。”④他的學術未曾覆蓋青年時代的故土——鞍山，這成了他需要特別解釋的補償的心結：“我在文學上總覺得欠這個工業城市點什么，但又說不出。最近我的女兒出了一部長篇小說《樂天地》，是寫鞍山形成歷史的，其中應該也包含了我對它的某些感受，算是部分還了個愿。”⑤

我有幸幾次成為吳老師這種人生“趣味”的見證人。1990年代中期，吳老師的夫人朱珩青女士到重慶北碚查閱路翎史料，考察相關史跡。吳老師親自寫來長信，將相關事宜一一托付，細致到每一個史料可能的出處，每一處遺址可能的位置，仿佛是他本人如影隨形，親臨現場。2010年前后，他又籌劃川北川南旅行，托我尋覓南充、自貢一帶的向導，當時我已經在北師大工作，可能對我千里遙控的效果不太放心，吳老師又專門約我在北京碰頭磋商。那一天，令我大為驚訝的是，他竟然對川菜的流派侃侃而談，從“上川東”（蜀派）、“下川東”（渝派）到居間的“鹽幫菜”，無不了如指掌，對其中的流脈掌故娓娓道來，簡直讓我這個在川渝行走多年的巴蜀人自嘆弗如。這是一種將學術融入生命，將研究當作自我人生滋味加以咀嚼的特殊能力，應當承認，體制化的今天，這樣的”趣味”在學人那里越來越少。

在紀念吳福輝先生的文字中，我想起相識的點點滴滴，想起他在學術中所洋溢著的那份特殊的趣味，當然首先還是一種自我反省。新時期過去了，我們的高等教育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如我們一代那樣因為“知識匱乏”而視一切人生的見聞履歷如“知識”的時代結束了，古今中外的學問都爆炸式地陳列在大家的面前，令人目不暇給，無所適從。于是，求知逐步演變為一種學習的技能，學術成了必須精心操練的“方法”。當然，在這新的“學術訓練”的時代，我們的知識基礎和思維能力都獲得了顯著的提升，然而，是不是也有什么深深的失落呢？想到吳福輝先生穿行于歷史故址的悠然，那自得其樂的滿足表情，我必須承認作為后學者的遺憾。在學術趣味的背后，是1980年代那難得的歷史“氣質”，五四新文學有“為人生”之說，到后來，此說已漸漸隱入了時代的背景不復為人重提。其實，在追摹五四中升起的、1980年代歸根結底也是“為人生”的，不僅吳福輝先生的現代文學研究是“為人生”，其他的絕大多數同代學人也無不都在“為人生”，王富仁、錢理群、劉納、趙園、陳平原、藍棣之等等莫不如此，雖然他們各自的表現可能有異。這實在是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學的一種獨特的氣質，一種視他者的歷史故事為一己之生命求索的倔強的秉性，就是這種秉性在“文革”的浩劫之后扛起了時代的大梁，清掃出了一片通向未來的地基，值得我們在今天繼續追念。

注釋：

①吳福輝：《洋徑浜文化·吳越文化·新興文化——海派文學的文化背景研究》，《中州學刊》1994年第3期。

②李怡：《現代四川文學的巴蜀文化闡釋》，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頁。

③吳福輝：《沙汀傳》，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第5頁。

④李今：《用心的學術行走——致敬“石齋”吳福輝先生》，李洱、武新軍主編《吳福輝先生紀念文集》，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45頁。

⑤吳福輝：《中國文學城市與我的四城記憶》，《漢語言文學研究》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