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學，不只是東、西方文學的總和，它注定還有一些別的什么，那些還沒有形成文學系統與文學寫作，還沒有被我們肯定，被我們認識，沒有引起我們注意，但切實構成并改變了我們的東西，比如想象，比如虛構，以及虛構所依存的無垠世界和我們的有限認知。

世界，本身已是一位巨大的“原創者”，我們的文學“原創”只能基于對它的描摹與速寫之上嗎？

當然不是。

意大利理論物理學家卡洛·羅韋利在一部著作的開頭回顧了二十世紀之初——一九〇五年——一位偉大同行向《物理學年鑒》投去的三篇論文：第一篇討論原子的存在，第二篇奠定量子力學的基礎，第三篇提出狹義相對論。三篇論文中的任何一篇都能使論者本人獲得諾貝爾獎。我在說出論文作者的名字之前，諸位已經猜到。是的，愛因斯坦。從我書架上的《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可以查到包括卡洛·羅韋利提及的四篇論文——一九〇五年三月完成的《關于光的產生和轉化的一個猜測性觀點》，四月完成的《分子大小的新測定法》，五月完成的《熱的分子運動論所要求的靜液體中懸浮粒子的運動》，而提出狹義相對論的是六月完成的《論動體的電動力學》。這些凝聚著可觀創造力的研究似乎都在為另一理論做著積淀，十年之后，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廣義相對論破殼而出，以致同為物理學家的列夫·朗道稱其為“最美的理論”。如果用最通俗的話來解釋廣義相對論，它大約可以由這樣一些頗富詩意的句子構成：

“引力場不彌漫于空間，它本身就是空間。

空間不再是一種有別于物質的東西，而是構成世界的物質成分之一，一種可以波動、彎曲、變形的實體。”

但這些看似胡言亂語的思想，在距今整一百年前的一九一九年被一一證實。

愛因斯坦和宇宙

世界由于一個科學家，重又變得絢麗奪目。“在這個世界里有發生爆炸的宇宙、有坍塌成無底深洞的空間、有在某個行星附近放慢速度的時間，還有像大海揚波一般無邊無際延展的星際空間”，它們都和一朵花的開放、一棵樹的生長、一聲嬰兒的啼哭、你我間愉快的交談，共同存在于一個世界上。當我們出神地觀望著這些變幻莫測、驚喜無限的景象時，那變化著的宇宙也同時與我們心中的曼妙圖景形成對襯。沒有愛因斯坦，我們的文學，可能會是另一個樣子，因為我們眼中的世界是另一個樣子。當然，愛因斯坦沒有改變世界——世界還是它本來的樣子，愛因斯坦改變的是我們看待世界的態度，簡而言之，他改變的是我們長久以來對于世界的因循守舊的看法，他改變了我們的世界觀。

而這種改變，想一想驚心——距我們現在也已過了一百多年。

世界，不再僵化板結，而是靈動莫測，世界不再清晰可辨，它呈現給我們瑰麗多姿、驚世駭俗的“容顏”。這是二十世紀的科學所帶來的大翻轉。這個愛因斯坦式的翻轉，重新引爆了文學的想象力。就此意義而言，如果沒有二十世紀的愛因斯坦，就不可能有二十一世紀中國的劉慈欣和《三體》。也不可能有科幻文學的今天。

當然，科幻小說并不是二十世紀唯一的受益者。在安德烈·塔科夫斯基的電影《安德烈·魯勃廖夫》中，我們看到藝術對于空間的無窮性的探索。電影的可見部分是故事開端——一群人綁緊火堆上方的氣球而企圖飛起來的狂熱場景。農民飛行家葉菲姆想通過這種原始的辦法脫離地面卻最終跌落在地。那是一個連農民都生發著超拔的想象力的年代，重重地摔落在地的這種現實的失敗，并不能夠阻攔藝術家在自己的領地中發揮想象力。在《鏡子》中，我們看到了由夢境、照片、詩歌多種元素共同串起來的對于母親的回憶。這種將時間之鏡通過空間圖示翻轉的做法，未嘗不受到空間即引力場的啟示，而把這種啟示發揮到極致的，是塔科夫斯基那部放在今天來看也同樣極端前衛的電影《索拉里斯》。這部改編自斯坦尼斯拉夫·萊姆的小說之所以對塔科夫斯基構成吸引，并不在于它科幻小說的外識，而在世界的可知性這種深刻的哲學如何用精確的心理構想獲得不一般的表達路徑。

導演塔科夫斯基表示：“對我來說，科幻電影、歷史電影和當代電影沒有什么區別……最現實主義的情節（總是編造的），總是空想的產物，而一個真正藝術家的思想與觀念總是有關時事和潮流的，它們總是現實，無論這些思想可能采取怎樣不可能或超自然的形式。畢竟，真正的現實主義不是復制任何特定的生活環境，而是現象的展開，是它們的心理或哲學性質的展開。”我想，這段話同樣適用于物理學。物理學的指向性在我看來，從來不是落地為“物”的，而是物中之理，是在茫茫空間中指向的那個不斷變化的、永動的現象或規律。《索拉里斯》寫了一位宇航員在與世隔絕的巨大無著的空間中的自我迷失與親情記憶，塔科夫斯基拍攝時，斯坦利·庫布里克已于一九六八年發行了《2001：太空漫游》。這部電影今天已然進入電影史與教科書，但是我要說，塔科夫斯基的《索拉里斯》更值得一看，它探索的是人與自我內空間的深層關系，而不只提供人所向往的宇宙外部空間的無邊無際。

《鏡子》劇照

對于一顆星星的見解，哲學家齊澤克說：“與索拉里斯星的交流……失敗不是因為索拉里斯星太陌生，不是因為它是無限超越我們有限能力的智力的預兆，和我們玩一些反常的游戲（游戲的基本原理永遠在我們的掌握之外），而是因為它使我們太接近我們自己內在必須保持距離的東西，如果我們想維持我們的象征宇宙的一致性。”而針對這一世界本質，一位叫魯米的波斯詩人寫道：

“有一顆恒星在形式之外升起。

我迷失于那另一個世界。不看

兩個世界，是甜蜜的，融化于意義之中，

就像蜂蜜融化于牛奶之中。”

而他在另一首詩中，這樣表述：

“這一刻，這份愛來到我心中休息，

許多生命，在一個生命之中。

一千捆麥垛，在一顆麥粒之中。

在針眼里，旋轉著漫天的繁星。”

魯米生活于十三世紀。距今七百年的詩句里，難道不包含著二十世紀的物理學家關于宇宙的認識？！

我現在似乎明白了為什么理論物理學家卡洛·羅韋利在《時間的秩序》一書的三個部分十三個小節的敘述與論證前，都首先引用古羅馬詩人賀拉斯《頌歌集》中的詩。每章開頭的詩之引用，或許都在暗示著某種科學與人文之間古老的相通與默契。要知道，賀拉斯談論時間的時候，魯米遠沒有出生，而魯米談論星辰的時候，愛因斯坦之于世界的關系也尚未建立，他們之間，大約都相隔有不止七百年的光陰，但是，世界就是這么微妙，仿佛冥冥之中，他們相互能夠傾聽并且聽見。或者說，賀拉斯、魯米、愛因斯坦，當然還有更多的人，在宇宙間的鏈條不僅從未中斷，而且還會延綿無盡。繁星之下，你若仔細聽的話，你會聽到人類所有包含于創造與想象中的竊竊私語與秘密回音。

科學家告訴我們，我們身邊的所有物體都由電子、夸克、光子和膠子組成，它們是粒子物理學中所講的“基本粒子”。那么，“夸克”一詞又來源于哪里？它的出處，當然是科學家默里·蓋爾曼的取名，但“夸克”的靈感來源的確是文學的——詹姆斯·喬伊斯的小說《芬尼根守靈夜》中有一句人物對話：“向麥克老大三呼夸克！”如果不是對照閱讀，又有誰知道這位文學家對于現代物理學的詞匯學上的貢獻呢？一九八二年，喬伊斯誕辰百年，《紐約時報》推出紀念文章，把喬伊斯在西方現代文學中的地位與愛因斯坦在物理學中的地位相提并論，認為“現代文學如果沒有他”，將如同現代物理學沒有愛因斯坦一樣不可思議。

看來一切淵源有自。

我們完全可以大膽假設，在今天成為了天體物理學家的人，在幾千年前的古代，極有可能就是中國的老子或莊子。當然，這種假設里也有待于證明它的“黑洞理論”。

我們已然知道人類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我們真的知道嗎？

比起以億為量度的光年紀事，人類的紀事也只有幾千年，而我們每一個個體的生命，據現代醫學估算應有一百五十年。在這樣一個仍然有限的生命長度中，人類從來沒有停止過對于時間的追問。知道這一點，我們就會明白，史蒂芬·霍金的《時間簡史》雖然石破天驚，但并非毫無來源，它也是永動的時間中的思想一環。時間在永動之中，沒有終結，物理學中，沒有任何物體對應于“現在”這個概念。然而我們細小而強韌的生命，卻是由一個個如粒子般的“現在”構成的。

那么，什么是“現在”？它的答案也許不必去物理學的著作中尋找，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就提供了很不錯的答案。“現在”，它在文學中的停頓，也是虛妄的，但文學通過語言可以暫時將其鎖定：“此時此刻。”真的有這樣一個停止不前的時間嗎？當然不，“此時此刻”仍在運動之中，文學中所固化的以小時或者天數計量的時間，只是物理意義的。在這生生不息的時間長河中，哪怕就是“現在”這一剎那，也包含著過去與未來，包含著人類的不可磨滅的記憶和面向。“現在”不可停留，一切時間中的事物無不如此，在《浮士德》的終章，浮士德博士喊出：“美啊，你停留一下。”而時間的停留就是終止和死亡，時間不可能終止，終止的只能是個體的生命，而這時宇宙的生命仍在持續，或者說個體的生命歸入宇宙的生命之中，并未終結，仍在持續。

時間的非物理性的發現，也不是二十世紀的專利。早在公元三百和四百年時，寫《懺悔錄》的奧古斯丁就說過：“它在我頭腦里，所以我才能測量時間。我千萬不能讓我的頭腦堅信時間是什么客觀的東西。當我測量時間的時候，我是在測量當下存在于頭腦中的東西。要么這就是時間，要么我就對它一無所知。”的確，時間的延續性有主觀性的一面，正如品嘗瑪德萊娜蛋糕的下午，它包含了這美味的蛋糕進入我們唇齒之前的漫長過程，同時也包含了普魯斯特寫下這一片斷的那一瞬間到現在——我們閱讀時所激起的所有個體的不同感受。時間如大海波瀾，無休無止。那么，“現在”，“此刻”，就變得如此重要，我們的所言所為，無不在未來的面貌中呈現出來。如果我們承認時間的永動性，那么，置于今天的我們，無疑是手握未來鑰匙的人。

哲人曾言：你給我一個蘋果，我給你一個蘋果，我們每人手中還是一個蘋果。而你給我一個思想，我給你一個思想，我們每人所擁有的是兩個或大于兩個的思想。想象力也是如此。你能斷言《海底兩萬里》與當今海洋科學與地質科學的觀測與發展毫無關聯嗎？你能判定《小王子》中有關另一個星球的故事與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絕對無關嗎？你能肯定達利畫中的彎曲時鐘真的與物理學中的“時間”觀念毫無關系嗎？而我在二〇一四年二月于一萬米高空從廣州飛往北京的航班上拿出隨身背囊中王蒙的《明年我將衰老》一書，讀到他描寫的甘肅省平涼市的崆峒之行時，不禁淚流滿面：

“與天合一，與云同存，再無困擾，再無因循。多么偉大的黃河流域！我在攀登，我在輕功，我在采摘，我看到了你……我看到了蝴蝶與鳥，我聞到的是針葉與闊葉的香氣，我聽到的是鳥聲人聲腳步聲樹葉刷拉拉。我這里有黃帝，有廣成子，有衰老以前的肌肉，有不離不棄的生龍活虎，愿望、期待、回憶、夢、五顏六色、笑靨、構思策劃，邀請函件，微信與善惡搞。有漸漸出場的喘氣。當然不無咳嗽。本應該成為劍俠，本應該有仙人的超眾。我將用七種語言為你唱挽歌轉為贊美詩。我已經有了太極。即使明年我將衰老，現在仍是生動！明年我將離去，現在仍然這里。你走了，你還是你，誰也傷不了你。我攀登，我仍然山石繼世長。噠噠噠噠，我聽到了自己的拾級而上的腳步，我像一只小鳥一樣地飛上了山峰，登上了云朵，我繞著空同——崆峒飛翔了又是飛翔了。”

當痛失所愛，萬般不舍，總有一個空間會盛下愛，也總有一個空間會使思者與被思者相見。

古人講：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誰來告訴我，這是古人的發現，還是今人對這曾是預言的過往的印證？！

今天，重讀這些寫于二十一世紀初沉痛而綿長的句子，讓我想到魯米的另一些詩句：

“沒有“我”和“你”我倆都是你我倆都是我。

你是我的靈魂嗎？

你是我的嗎？

你是我嗎？”

魯米寫下這些詩句時在十三世紀。兩位寫作者有近千年之隔。

世界就是無數個巨大的空間的組合。目前為止，人類關于宇宙與生命的所有答案都并不完全。

除此之外，我們不可能知道更多嗎？

在此，請允許我引用某日午后我們一直在談論的一位名為韓東的中國詩人的新詩集《奇跡》中的詩：

“當他和我們毫無隔閡

我們卻與他相距無垠”

對于這個無邊無際、充滿奇跡的世界，對于已將這一世界落在紙上的幾千年的文學，作為一個置身于此時此刻的書寫者，我們準備好了嗎？

文學當然向作家要求很多，但最重要的一件，就是你的世界觀的邊界。  

（原載于《世界文學》2022年第2期，責任編輯：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