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玉樹街頭，一個美好的冬日。

人行道寬而平，機動車道更寬更平，行道樹挺拔而茂盛，似乎向世界展示著涌動不竭的活力。目光越過樹巔，落在木它梅瑪山山腰，依山而建的結古寺，那紅白相間的醒目，恍然就在眼前。煦暖的陽光輕撫下，瞬間，仿佛梵音繚繞耳畔，溫柔地漫過心靈。

路對面是格薩爾廣場，格薩爾王雕像高高矗立，不論是隔著一條路，還是隔著悠遠的歲月，我瞬間看到許多厚厚的有字與無字大書向我奔來，遂不由得涌起許多鐵血與柔情兼具的動人傳說……

至今，到玉樹藏區采訪已過去頗長一段時間了，但孩子們羞澀單純的笑臉，連同他們臉上的“高原紅”，一直縈繞于心；一如那次過去更久的大地震，仍然為人深深記取一樣。

此次來玉樹采訪，我的同行者是李彥池——一位年輕而優秀的圖書編輯，知名童書閱讀推廣人。我們的采訪對象是一群藏族孩子。他們的藝術才華吸引了我們，抹平了北京到青海的八千里路云和月。

不少人說，這些待雕琢的藏族璞玉原本并不知道自己擁有過人的藝術天賦，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的生活區間都很逼仄，大部分時間里被在經濟并不富裕的家和學校之間兩點一線地定義著；生活主題也相對簡單——趕快畢業，為家里掙錢。或和父母一起放牧，或在蟲草季挖蟲草，或做點兒小生意，或成為一名唐卡畫師。

自然也有幸運兒。他們的父母寧愿生活緊張些，也要供他們讀大學，到外面的世界學真本領，畢業后或留在西寧等大城市，或回到玉樹建設家鄉。

他們卻是幸運的。由總部設在北京的一個基金會出資，在玉樹市第一完全小學成立了一個畫室——大唐畫室，并在西寧市延請了一位畫家——陳有龍，前往畫室支教。

于是，才華橫溢、愛心滿滿的陳有龍老師來了，一路風塵，兩肩月光。孩子們與陳老師、與藝術的緣分之門自此開啟！

在大唐畫室寬敞的教室里，我佇立于《三江之源》這幅畫作前，久久不忍移步。這是一幅版畫，畫幅很寬，從門口正好延伸至后墻；畫面很高，因重量不輕，遂用一排木柜做支架，使之斜靠于畫室最前面的墻壁上。

受材質限制，很多即便是赫赫有名的版畫尺寸也很小。譬如著名版畫家古元先生創作于1943年的版畫《區政府辦公室》的尺寸為13×10cm，其另一版畫《擁護老百姓自己的軍隊》較大，也僅有37×27cm。

而《三江之源》的尺寸竟然為600×150cm。規制之大，令人驚嘆！

“這版畫是我構思出來，由4位老師和18名咱們一完小的學生共同完成的。”陳有龍老師口氣透著驕傲，“孩子們可是創作主力，老師們只是輔助，只是起個指點的作用，其實就是打打醬油。”他雙眼放光。

版畫由10塊小版拼成，但不仔細看完全看不出來，像極了一整塊。三條江——長江、黃河、瀾滄江曲曲折折，仿佛可聽到江水洶涌澎湃流動的聲音；遠處是雪山，層層疊疊，連綿不斷。線條之流暢、景物之連貫，完全像一氣呵成的；其氣勢大氣磅礴，力道似乎要從畫面中隨時傾泄而出，哪兒像孩子們稚嫩的小手雕刻而成？

但我完全相信，我知道扎加和扎巴的傳奇故事。他們都是陳老師的得意“門生”。

扎巴隨畫室的小伙伴們到北京的運河邊作畫時，他的即興作品《北京運河霞光》尚未完稿，當場便被一位收藏家相中；扎加也另有傳奇，因其畫作《岡仁波齊》的設色極為復雜，甚至與有些成名畫家相比也毫不遜色，因而引起了州委書記的關注，當得知扎加已輟學時，州委書記親自過問，硬將他從小商販隊伍中拉回課堂。

更具傳奇色彩的是才仁永吉。2010年玉樹地震時，她才出生幾個月，尚在襁褓中。被埋長達48個小時后，她被救援隊成功挖出。有位救援隊員遞給她一塊餅干，她緊緊將餅干握在手中，雖一臉血痕，眼神卻炯炯明亮，惹人憐愛。從此，她被人疼愛地稱為“餅干寶寶”。永吉的美術才華也是過人的。她非常熱愛美術，尤愛巖畫。同樣的題材，她總力求畫出與眾不同的風格。其《敬禮》《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團結》均堪稱佳作。更讓我驚愕的是，采訪時我發現，雖然永吉“見多識廣”，在接受采訪上“身經百戰”，但仍然保持著靦腆的性格，何其可貴！

在陳有龍老師和助手多杰才仁老師悉心指導下，藝術之門向他們敞開，孩子們的繪畫水平提升很快，各種獎項——國內的、國際的，紛至沓來。他們面前，是一個精彩絕倫的藝術世界。

采訪中，我和李彥池忙碌、感慨并快樂著：錄音、錄像、拍照；觀賞、傾聽、記錄；轉化文字、發酵思緒、提煉思想……如何快且客觀地記錄陳有龍老師和孩子們努力向繆斯奔跑的身影、寫出他們的精神？靠近，求真，這也是我努力的方向。朝這個方向奔跑中，長篇紀實作品《微笑的格桑花》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事實上，它不僅是我的作品，更是陳有龍老師和大唐畫室孩子們的作品，是州、市兩級黨委、政府與社會各界共同完成的作品。我想，讓孩子們像格桑花一樣微笑，讓這笑容永葆美麗，是每個成年人、是全社會都在努力做的。大家的共識是，這種努力不會止于寫作或文字層面，而是實實在在的愛心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