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起始于柏格森還是更早的時候？空間在以往被當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辯證和靜止的東西；相反時間卻是豐富的、多產的、有生命的、辨證的……19世紀沉湎于歷史。②

——米歇爾?福柯

大約2004年初，筆者應《上海文學》當時的副主編楊斌華先生的邀請，為其籌劃一個詩歌專欄。考慮到那時適逢新世紀之初，民間詩歌運動大有波瀾再起之勢，各地出現了眾多依托網站或民刊的民間性詩歌群落，且在文化與美學上呈現出顯著的差異性與豐富性，我以為有必要對這些群落的樣貌有一個粗線條的勾勒和初步的反映，遂取題“當代詩歌的民間版圖”，為其選擇了二十余家活躍于當時的民間詩歌群落予以介紹，內容包括其活動簡史、主要成員的新作，同時每期配發一個隨筆式的簡評。該欄目持續兩年后，因基本達到目的而告終結。

之后在2006年初，時為春風文藝出版社社長的韓忠良先生當面邀約，要我將該欄目發表的內容結集出版。我考慮到如果要成書，簡單化的匯編處理，其文獻意義不大，因為一則內容不全，未能詳細介紹民刊活動歷史，各主要成員的代表作，以及代表性言論與詩歌觀念等，二則收入的群落數量也有較大缺漏，所以尚不能反映中國當代民間詩歌群落的全貌，因此我主張重起爐灶，在收集更多材料的基礎上，編一個更有代表性、更全面和更有文獻價值的書稿。

這無疑是給自己找了一個難題，之后的工作可謂曠日持久，因為涉及大量的人員聯絡工作，資料的收集與選擇整理也至為復沓瑣碎，故一直到2008年底，大約經歷近三年時間，期間還蒙張德明博士的協助——彼時他恰好隨我做博士后研究，才最終完成了書稿。2009年秋該書基本完成了編校，其臨時做好的“樣書”甚至已經參加了當年的法蘭克福書展，正準備付梓之際，卻又因為一個意外而擱淺。之后，出版計劃夭折，歷經數載辛苦居然功虧一簣所導致的沮喪之情，甚至使我產生了一種“選擇性遺忘”的病態心理，將之作為一個“精神創傷”而束之塵封，不愿再提起。拖至2014年，才忽有沖動要重新找一家出版社將之面世，以慰眾多與此書有關的詩人和朋友們的關注關愛之意。

以上就是《中國當代民間詩歌地理》一書的誕生小史。之所以要花費筆墨來交待這個歷史，是希圖說明“中國當代民間詩歌地理”這一學術話題的一個背景簡史，因為近年來已逐漸有很多同行和友人在談論此類話題，或從事相關研究，筆者在此提及此書的前因后果，亦非屬臨時起意，而是有一個年深日久的來龍去脈。

我們為什么要談論“當代詩歌的民間文化地理”的問題？這顯然還是一個必須要回答的命題。其實，早在2010年該書未出版之前，筆者就已將其序言稍加修改發表在《文藝研究》上了，文章取題為《當代詩歌的地方美學與地域意識形態——從文化地理視角的考察》③，該文就為什么要從文化地理的角度談論當代詩歌，當代詩歌的地域文化特征的歷史流變，當代詩歌中的“地域意識形態”的特質，以及在文化地理屬性影響和規定下的地域美學等問題，都做了梳理。如今看來，這些梳理仍然有效，但“為什么要談論這一話題”，仍是我必須回答的。

正如我在文前所引的福柯的質詢與追問，我們談論該話題的起點，其實針對的是一個時間的“神話”和“政治”④。“沉湎歷史”的其實何止19世紀？20世紀才真正堪稱是登峰造極。而且關鍵的是，一切還都遵從了一個“進步論”的價值模具，以此來鑄造一切歷史的敘述，連文學的歷史也不得不與社會歷史一樣，被構造為由資產階級文學，到無產階級文學的進化。即使不是從政治的角度，按照另一套“先鋒派”的話語體系來評估和描述，也仍是一種時間構造的敘事，正如英國人彼得?奧斯本所一針見血地指出的，“‘現代性’和‘后現代性’、‘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以及‘先鋒’都是歷史的范疇，它們是在理解歷史整體的水平上建構而成的”，或者說，它們是一種將“歷史總體化”的方式和結果，是一種“與這些時間化相關聯的……歷史認識論”，因而也是一種“特定的時間的政治”。“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與保守主義、傳統主義和反動一樣——侵入了時間的政治的領域”⑤奧斯本一針見血地揭示了“現代性”作為一種“價值虛構”，所體現的西方社會的文化霸權與統治力量，也指出了這種評判方式對于現代人類的深刻影響，包括對于文學、文學史觀、文學創作的不容置疑的價值規定性。

很顯然，從空間與地理的角度談論文學，與從時間和歷史的角度談論是不一樣的。前者通常并不企圖在多個文學現象或文本間建立“歷史的”邏輯關系，即甲影響或派生了乙，或者反之乙“發展”了甲，實現了甲的變革云云，所有文本之間并不具備時間序列上的必然聯系。中國古代的“文學總體性”的建立，其最早的模型是孔夫子對《詩經》的刪定，其格局顯然不曾看重時間因素的重要性，雖然其產生的時間可能橫亙數百年的差距；相反是正面展開了其空間的“地理構造”，如“十五國風”的編排，其實就是體現了一種文學分布的“地域意識形態”。很顯然，每一國風的內容與風格都是有所側重和差異的，會體現其風俗與文化的不同，音調與語言的微妙差別。所謂“惡鄭聲，鄭聲淫”之類，自然也是對地域性的強調和凸顯方式。其“修辭的總體性”當然是十分廣闊而浩大的，是一個幾近無限豐富的效果，但卻未曾有一個“文學史”的想象在其中，與某種格局的時間模型幾無干系。

其后歷代的文學經典或詩歌總集，多是以夫子為范例的。南朝梁太子蕭統所編的《昭明文選》，其同代徐陵所編的《玉臺新詠》，南齊鐘嶸所編的《詩品》，宋人郭茂倩的《樂府詩集》，直至清人沈德潛編纂的《唐詩別裁集》，以及吳楚材、吳調侯所編的《古文觀止》等等，都是“以人為本”或以風格品級為界的選擇，即便以文出的朝代為序，也不曾在時間鏈條上建立太多聯系性；即便有，也是強調了“復古”的合法性，而從不以“進步論”來觀之，更不會以某種固化的歷史邏輯來予以闡釋。這是我們必須要意識到的。

進步論起自何時？當然是起自近代中國人“睜了眼睛看世界”之時，是來自西方人近代以來的時間觀與歷史觀所賜。這當然沒有錯，進步論賦予了中國人基本的現代觀念，開啟了近代中國啟蒙主義的歷史進程，但也給中國人的思維中種下了根深蒂固的觀念，就是用“時間價值”的眼光看待衡量一切，包括文學和詩。然而殊不知，作為一種“時間政治”的進步歷史觀，恰恰又是來自現代地理學意義上的空間知識的獲得。正如黑格爾所說，“世界的新與舊，新世界這個名稱之所以發生，是因為美洲和澳洲都是在晚近才給我們知道的。”⑥現代性在西方的自覺，實際上是因為空間意義上的地理大發現的產物。無獨有偶，近代中國人的現代性觀念的生成，也是由于林則徐的《四洲志》和魏源的《海國圖志》等近代地理學著作的出現——在《山海經》這樣的古代“神話地理學”基礎上，當然不可能產生出“進步論”價值與現代歷史觀。某種意義上，是先有了現代地理學意義上的新視野之后，中國人才意識到，我們的國家并非是亙古不變的“天下”的“中央之國”，世界上還有比我們更先進和更合理的文明。因此才會出現了嚴復的《原強》中所表達的那種“宗天演之術，以大闡人倫治化之事”的社會進化論思想，以及鄒容的《革命軍》中所說的“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世界之公理也”的革命邏輯。很顯然，無論是進步論還是革命理論，其真正來源都是近代中國人在地理學上的自覺。

這也就可以反過來進行反思：為什么我們從現代的地理學上得以啟蒙，卻以單一時間維度的價值觀屏蔽了空間意義上的地理觀？而且還病態地堅持了一種簡單化的觀點，即，將來一定好于現在，現在一定勝于過去。在文學史中必定要建立一個從“低級向高級”的成長邏輯，或者改頭換面，由政治的模型，改裝為技術的或美學的模型，即“新”一定勝于“舊”，“現代”一定好于“傳統”。綜觀1970年代末以來的當代詩歌，我們確乎是以這樣一個邏輯來建立文化與審美價值邏輯的，“新的就是好的”逐漸成為了所有人的共識，從“朦朧詩”到“新生代”，從“90年代詩歌”到“新世紀”，這個軌跡確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當代詩歌的進步道路。我個人也從不反對這樣一個價值邏輯，因為曾幾何時當代詩歌為了從意識形態的藩籬中解放出來，曾有多少人付出了多少血的代價，這個進步論的歷史模型是不可以輕易懷疑和動搖的。但另一方面，我們又必須看到，一維的和簡單化的時間構造，也同樣會遮蔽歷史本身的豐富性，遮蔽和壓抑每一時期詩歌生長的可能性。假如我們一味被時間意義上的變革邏輯所攫持，也會發現我們的詩歌本身其實已經“走到了盡頭”，有了一種山窮水盡的感覺，曾經有效和充滿反叛意義的先鋒寫作在上述邏輯的促動和逼迫下，已變成了僅具有標志意義“極端寫作”，雖然有人聲稱可以“先鋒到死”，但再往前走似乎已經沒有路了。

顯然，從寫作的角度看，進步論造成了一個價值陷阱，即一個并不總是有效的邏輯，因為異端并不總是有意義的，原先代表變革與希望的先鋒寫作在今天差不多已“異化”為另外一種東西，即除非維持“非詩”和“反詩”化的策略便無法保持其“先鋒性”，這樣的寫作如果成為常態，便成為了一個問題；與此相反的另一種趨勢，是不得不蛻變為一種“中產階級趣味”的復制與仿造品，兩者都走向了先鋒藝術的反面，也如哈貝馬斯所說，現代主義與先鋒派已經走到了盡頭，耗盡了現代性本身的推力。關于這樣一個演化和蛻變的線索，筆者已在《先鋒的終結與幻化——關于近三十年文學演變的一個視角》⑥一文中做了較詳細的梳理，這里不擬展開。我的意思是說，我們要對于寫作本身的價值陷阱作出反思，需要借助另一個價值維度，這個維度便是非時間性的“文化地理”——引領寫作者更重視自己的空間背景，或者至少可以少一些“時間焦慮”，多一些萬古不變的看法。在我們的新詩百年節點帶來之際，在經歷了走馬燈式的兵荒馬亂的變革之后，多一些靜水流深的開掘和潛滋暗長的化育，或許是更有意義的。

再者，從研究者與詩歌批評的角度看也同樣值得反思，某種意義上，與寫作者一樣，當代詩歌的研究與批評之被現代性價值邏輯所推動甚至綁架，與現代主義的時間政治之間，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的。在劉勰那里，“時運交移，質文代變”，雖然也隱約包含了一個“時代”觀，但只是標明他對于文學與詩歌的觀照是因時而變的，但并沒有為時運交移設定價值上的抑揚依據。“新時期”以來，盡管我們為重建現代性價值不懈奮斗，掙脫了政治學意義上的進步論的價值陷阱，但不知不覺也重新設定了另一個困境——因為“現代性”與“先鋒”也同樣是一種“時間政治”。基于此，研究者已習慣于用過于簡單的方式，用那些在文學史上“刻下痕跡”的現象來構造一個文學史的框架，而對于詩歌運動內部的復雜性以及并置意義上的眾多文本現象則視而不見，或失去了處理能力。尤其對于其藝術上的復雜性，更是缺少悉心的辨識與有說服力的分析。所見文學史和詩歌史式的描述，大抵近似，就是這一簡單化處置方式與邏輯的表現。

有沒有可能構建一個“非單一進步論視角的”當代詩歌史，或者不依賴于單一時間敘事的當代詩歌史呢？我以為是值得我們思考和努力的。或者即便一時沒有，那么替代性的方式也會具有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當代民間詩歌地理》便是一種探索，一種建構的嘗試，其中時間的譜系感并非全然缺席，但更重要的是則是一種共時性的展開，相比時間構造的和進步論邏輯的詩歌史文本，它可能更有利于呈現當代詩歌的復雜性與共生性的特征，更有利于讀者觀賞文本的豐富性，而不是隨之將之簡單化的判斷和予以“知識化”的認知。雖然這種總體性的努力還并不完整，但至少，它是一種建立對照性和反思性文本的嘗試。

這種反思在我看來，還有一種強烈的“隱喻性”，民間詩歌地理構想的提出，就像上世紀90年代初期陳思和的“民間性”或“民間文化”這些概念的提出一樣，是有其清晰的針對性的，它是對于某種中心論觀念與種種權力固化秩序的反抗的隱喻。這個隱喻的意義究竟有多大，每個人可能會有自己的判斷，但在今天看來，它之于當代中國社會的三種文化元素——即權力文化、知識分子文化與民間文化——的構造與互動關系的巧妙指涉，對于90年代初期精英寫作的合法性的重建，給出了必不可少的和關鍵性的支持。很明顯，“民間”的意義從來都不限于其自身，而是政治與知識分子都從未放棄的合法依托，因此這個隱喻有可能是政治意義上的，有可能是文化意義上的，只有在最低限度上才是文本意義上的。在9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歷史情境中，民間其實就意味著對于權力固化秩序的反抗，意味著對于精英文學思想與潮流的一種合法護衛與道義援助。

另一方面，在筆者看來，現代性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法則，即在時間派生的價值之外，同時還應有一個“民主化的價值標尺”，這個價值類似于丹尼爾?貝爾所說的“天才的民主化”，它有天賦的合理性，當然也意味著一種蛻變和喪失。即從先鋒文學運動、從現代派到后現代主義的一種轉折，就像梵高，或是某位現代主義的大師，由最初的無限孤獨到最后生成為一種“制度化的美學風格”，成為一種消費品一樣。丹尼爾?貝爾把這個過程描述為先鋒文學的沒落，和“中產階級趣味”的彌漫。我最近寫了一篇文章談論“先鋒的終結與幻化”的話題，主要邏輯也是從他的觀點生發出來的：對于先鋒藝術的接受與認同，也意味著其思想價值與反抗意義的最終喪失——它變成一種中產階級客廳里的觀賞物與消費品，而不再是一種孤獨的藝術創造。這就是由先鋒藝術到中產趣味的一個必然降解。在我看來，某些為了保持其先鋒性的寫作者，不得不將寫作轉化為一種“極端文本”，變為德也達所說的“文學行動”，即單純靠文本已經沒有價值，而必須要靠同時存在的一種“行動”，才會建立其意義關系，尤其是靠人格范型的分裂性、自我貶謫意味等，來維持其諷喻意義。這自然是另外一個問題了。民間的隱喻性顯然十分豐富，我們在這里主要是強調其對制度性的反思和反抗因素，來加以肯定的。

最后一點，是“詩歌民間文化地理”的本體性意義。各位剛才的談論非常重要，西川兄所警惕的“偽地方性”，或是歐陽江河先生談到的“被全球化慣壞的地方性”，或者“被地方性裝飾過的一種所謂的全球化”等等，我們確實要設置這樣一些反思的前提，但在此前提之下，還是需要做本體性的研究。在今天，地方性問題我個人認為還是存在的——哪怕是有局限的、被扭曲或者放大了的地方性。比如北京的寫作整體上與廣東的寫作，確乎是有較大差異的——我們在理解個體性的同時，也不可能完全回避“地方性的總體性”這樣一個問題，盡管當我們談論時必須要有限制性的前提。廣東作為“世界工廠”的那種極端性，其兩極分化導致的那種作為底層人物或打工角色的寫作，“天高皇帝遠”式的那些形形色色的實驗寫作，還有他們無限具體與豐富的地域場景，與北京作為首都的敏感的文化氛圍，強大的信息與觀念資源等所支配的寫作之間，都是很不一樣的；還有上海的寫作和大西南的寫作，那幾乎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在杭州所生存的詩歌群落，包括像“北回歸線”群體的那種纖細、唯美與頹廢的寫作，同西部的某種地域性的存在也一定是不一樣的。當然我們也不能把這些東西無限夸大，但是我覺得這些現象的認真研究和梳理也還是有必要的。一旦這些“非時間性”的特征被我們所注意和自覺，我們原來的文本判斷中便會出現一些新的維度，關于當代詩歌以及整個新詩的經典化的工作也會出現新的視點與看法，原有的譜系與標準便會產生一定的改變，更多的有意義和有意思的文本便會被挖掘出來。一句話，整個新詩與當代詩歌的歷史與經典的構成，便會有新的景觀。

以上便是我對于“詩歌文化地理”這一話題的一些淺見。地理維度當然也不可能解決一切問題，但它可以補足時間維度所帶來的弊病和欠缺，可以給我們的研究提供新的視點和動力，也會大大減少我們的價值困境與美學焦慮。

注釋：

①張清華主編：《中國當代民間詩歌地理》（上、下），東方出版社2015年版。

②福柯：《地理學中的問題》，轉引自愛德華?W?蘇賈：《后現代地理學》，王文斌譯，第15頁，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

③張清華：《當代詩歌的地方美學與地域意識形態——從文化地理視角的觀察》，《文藝研究》2010年第10期。

④參閱彼得?奧斯本：《時間的政治——現代性與先鋒》，王志宏譯，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唐曉渡：《時間神話的終結》，《文藝爭鳴》1995年第1期。

⑤彼得?奧斯本：《時間的政治——現代性與先鋒》，第3—4頁，王志宏譯，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

⑥黑格爾：《歷史哲學》，王造時譯，第83頁，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

（本文收入《鏡中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