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克塔維奧?帕斯的一句名言，大約是說，所謂詩歌就是讓某個流動的瞬間在語言中凝固下來，變成連續的現在。是不是原話，記不太清楚了，大意應該不錯。愈是到了中年，愈是感到這話有道理，越是說出了寫作的真諦。

然而要想記下生活中的每一刻，并且使之產生意義，是不容易的。并非每個片段的瞬間都值得記下來，每個瞬間都能夠產生出意義。因為人都有弱點，都有過度關注自己，而不關注他人的毛病。這個弱點在希臘神話中，化身為了一個名叫那喀索斯的少年。那喀索斯對世界毫無感覺，只關心自己的容貌，他雖然生的俊美，但在自戀中不能自拔，最終變成了一株漂亮而柔弱的水仙。

我很想記下生活中的每一刻，讓它們凝固成永存的話語，但對于那喀索斯式的認知，也懷著不得已的警惕。所以，我不斷地提醒自己，務必要訴諸轉化，不要成為一個語言的專橫者，習慣上的自我中心主義者。那樣寫下的東西不止是沒有意義，連趣味也不會有太多。

沒別的辦法，只有將個人的經驗和感受歷史化，使其與歷史、與前人，與現實、與他人的共同處境建立聯系。即使不能成為公共性的經驗，也要盡力能夠讓別人有可以進入的暗門。也就是說，要設法在自己的詩歌里建立一個“隱性的他者”，讓自己成為與別人一樣的人，而不只是自己。

這句話假如換成更經典的說法，就是希望使自己的詩歌能夠成為別人的知音。極端一點說，就像是海子的詩歌理想，“使一切人成為一切人的同代人”。這自然很難，但卻應該成為一個寫作的人的抱負——成不成是能力問題，想不想則是態度問題。

這里就有一個“處理現實”的問題。現實很復雜，也難以把定，需要我們學習嘗試將現實的某些場景和感受，予以公共性的賦形。這個過程中，敏感性和洞察力很重要，而人文主義的看法亦非常關鍵。假如沒有一個詩人的獨立看法，則某個強行嵌入的概念之物，就會使寫作變得面目可憎。所以，堅持個體的立場是非常關鍵和必要的。

而且，“現實”其實也就是一些能夠產生意義的片刻，某些可以讓人思考的細節景致，如“秧歌隊”中的某些動作，如公園里跑步的健身者與迷惘的掉隊者之間的差別，還有《噩夢》中侵入他人隱私的暴力情緒等等，都可能或多或少地觸及到現實中的某些情境。“現實”在詩中可以是很復雜的，也可以是很單純的，惟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必須“有效”——可以敏感地指涉某些東西，某些可以喚起讀者共同的體驗和感受的東西。

正如艾青在詩歌中首次使用了“鋼鐵的城市”，“手推車”和“北方”這樣的詞語，海子在詩歌中劃亮了“麥地”、“天鵝”、“雪山”和“村莊”，歐陽江河在詩中重置了“手槍”、“玻璃”、 “廣場”和“鳳凰”，西川在詩中重新處理了“蝙蝠”、“鷹”和“小老兒”，王家新也曾在詩中嵌入了“木柴”、“雪”和“俄羅斯”，我也希望能夠處理一些雖然渺小，卻也有潛在價值和可能的當代感的詞語、事物和現象。

另一種情況是深入到人的“無意識”。無意識是非常個體性的東西，但也具有公共性的可能。當代性的寫作，我以為一個最重要的元素，就是要能夠觸及讀者廣泛的無意識經驗，惟有如此才能夠深入人心。不過，要想使無意識書寫產生出更多意義，就要讓這些看起來無目的的東西，產生出現實、歷史或者人性的向力。筆者的《海鷗》一首，或許是一個例子：一方面，它是我個人的一個刻骨銘心的記憶，一個不無荒誕的夢境；但另一方面，它可能也是歷經過1980年代的熱愛詩歌寫作的人一個共同的夢境，一個代際性的傷疤。

言不及義，想說的似乎還有很多，但想過之后，又感到不如少說。因為對于寫作來說，問題通常就是一個辯證法，少就是多。

2021年5月8日深夜，北京清河居

（本文是為2021年的組詩《一陣風讓空氣有了身孕》所寫的創作談，收入《鏡中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