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因為文學的緣故，有許多親切的人和往事會躍然而出，浮動于眼前，猶如一幅幅生動的畫卷；又因為文學的緣故，會有星星點點的燈火，不停閃動于漫漫人生路上，無論回顧還是展望，那些明亮的光照總會帶給人溫暖和向往。前些日子，湖北恩施州文聯主席周良彪來信約我為當地“第三屆簽約作家文叢”作序，并發(fā)來入選的七位作家及作品簡介，沿著這些筆耕者所開掘的文學路徑，我再一次回到了恩施。

不由想起1980年代初期，隨著中國文學爆發(fā)式的復蘇、蓬勃，地處偏僻的大巴山和武陵山脈交匯之地的鄂西，也如春潮涌動，有了新時期鄂西文學的清新萌芽和花朵的綻放。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鼓舞下，恩施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視鄂西文化發(fā)展，由州委宣傳部、文化局主持召開了全州創(chuàng)作會議，一批工作和生活在鄂西各地的老中青三代作者相聚一起，興奮地交流創(chuàng)作經歷和打算，并因得到社會的重視而勁頭倍增。時任州委宣傳部部長張克勤及文藝科長余友三等，著力各項文化舉措的出臺與實施，經過幾年間的多方協調，促使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得以正式成立，州政府劃撥一定人員編制和經費，先后調入王月圣、甘茂華、田蘋等作家和編輯，創(chuàng)辦刊物《清江》，興辦起各種文學活動。難忘張克勤這位當時恩施文化人最為敬重的領導，他不茍言笑，一臉威嚴，開會講話從不用講稿，卻是條理清晰，既有理論亦有實踐，讓人心服口服。他十分愛惜人才，高度關注全州不時出現的文學新人及作品，時常對文聯工作加以精心指導，而由他派往州文聯擔任主要負責人的余友三則是一位熱情開朗的前輩作家。余友三很早開始文學寫作并于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就在《長江文藝》等刊物上發(fā)表作品。那時恩施地區(qū)能在省級刊物上發(fā)表作品的寥若晨星，僅有余友三、田開林、安邦等幾位，被剛踏上文學之路的青年們視作了不起的賢者。余友三對年輕的作者們既有幫扶，也論友情，常與夫人做出美味的湖南家鄉(xiāng)菜，我們一干人經常前去蹭飯，他與夫人笑臉相待。我們也不拘禮，坐下來拿碗就吃，有時在小桌旁，有時就在火盆邊。他與人交談多為推心置腹，盡管年過五旬但每及動情處也會眼淚汪汪，常有年少者與之開玩笑，他也從不動氣，在場老少三輩總會嘻哈一片，其樂融融。

如果說文學是燈，這些于新時期點亮鄂西文學燈火的園丁又怎能讓人忘卻？他們薪火相傳，一代代嘔心瀝血，小心呵護這方文學園地的每一寸光景，擦拭那初始微弱而后逐漸明亮的燈火。或許正是因為那些光芒的燭照和吸引，一批批鄂西文學人如雨后春筍，武陵山地呈現出延續(xù)不斷且越來越繁茂的文學景象，新人輩出，佳作不斷。自新世紀以來，先后有鄧斌、向國平合著的《遠去的詩魂》，楊秀武的《巴國儷歌》，田天、田蘋合著的《父親原本是英雄》，徐曉華的《那條叫清江的河》等作家獲得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駿馬獎及其它文學獎項，不僅形成了一支具有影響的鄂西作家隊伍，而且從作品中整體展現了鄂西地域獨特的自然風貌、人民生活、民族文化及精神氣質，具有寶貴的不可替代性，為湖北乃至更大范圍的文化創(chuàng)造和積累作出了不可忽略的貢獻。

恩施州文聯自新世紀之初開始實行“簽約作家制”，鼓勵扶持具有創(chuàng)作潛力和一定創(chuàng)作計劃的當地作者，為他們深入生活、創(chuàng)作及出版提供幫助，這一方式雖然并非獨創(chuàng)，但認真實行起來，已取得明顯效果，先后已有兩批經過遴選的作者完成寫作計劃并順利出版經過多次推敲的作品。這次入選文叢的七位作家及作品分別是楊秀武詩集《羊的電話》、付小平長篇小說《和風細雨付流年》、安麗芳中篇小說選《踩蹺子》、趙春峰長篇小說《金笛銀簫》、董祖斌長篇小說《撒葉兒嗬村莊》、周仕華散文集《故鄉(xiāng)植物記》、黃愛華散文集《故園夢筆》。引人注目的是，這七位作家來自不同民族，年齡不等，風格多樣。幾乎從1980年代初就開始寫作并獲得豐碩成果的楊秀武、安麗芳寶刀不老，歷久彌新，以源源萌生的敏感多情描畫清江，訴說施南往事，書寫鄂西人民的命運及與時代同步的精神脈絡。曾寫作多年的趙春峰則將目光投向了宋末元初的恩施土司時期，塑造了抵御外侮、保家衛(wèi)國的土家兒女群像，彰顯了土家民族自古以來“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家國情懷。付小平、董祖斌的筆觸顯然更為直接地透視著當下離去的村莊、進城務工的鄉(xiāng)親，以及鄉(xiāng)村的堅守者創(chuàng)業(yè)者，記錄著新時代的山鄉(xiāng)巨變，搜尋中國作為農業(yè)大國突出的“三農”問題在武陵山區(qū)的種種表征，探求城鄉(xiāng)文明的沖突、交融以至轉型，在講述故事的同時，滲透了難能可貴的種種思考。更為年輕的周仕華、黃愛華以他們的散文帶給讀者新的期待。鄂西地處北緯30度，山川奇麗，植被豐茂，人在與大自然的相處之中獲得了值得反思的深刻經驗教訓，周仕華試圖以植物的視角體味生長的智慧以及人類的位置，從而更好地呵護家園，抵達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良好愿景。黃愛華則在記錄家鄉(xiāng)山水人事的同時，于點滴之間表現新一代寫作者對自然環(huán)保的關注和憂思，從而使傳統(tǒng)的風光抒懷進入了新的領域。總之，可以認為，經過一輪輪“恩施文叢”的書寫和出版，鄂西文學在不斷走向壯大與豐美。

曾經，著名文藝理論家馮牧先生于1980年代末來到鄂西，他在游歷了三峽神農溪、利川魚木寨、騰龍洞等地之后的一個黃昏，站在一座山頂俯瞰晚霞之中起伏的巍峨群山，沉吟良久之后感慨地說，這個地方是應該出好作家好作品的。是的，鄂西不僅有著獨特的青山綠水，也有著豐厚瑰麗的文化積淀。現當代以來，曾在這片土地上奮斗過的馬識途創(chuàng)作了《清江壯歌》《夜譚十記》等佳作名篇；祖籍為鄂西建始的韋君宜留下了《似水流年》《母與子》等引發(fā)人們無盡思緒的求真之作；成長于鄂西鶴峰的李傳峰為書寫故鄉(xiāng)流連忘返，以他的《退役軍犬》《白虎寨》等享譽文壇；還有王月圣《饑餓的土地》《鄉(xiāng)景》、甘茂華《鄂西風情錄》《定風波》、羅曉燕《這方涼水長青苔》《鹽大路》等等……一部部不勝枚舉的鄂西文學作品成為雄峻的大巴山和武陵山脈聳起的綠色森林。

不言而喻，經由許多辛勤舉薦和墾植的《恩施作家文叢》也正是如此。那一方土地和人民養(yǎng)育了文學，而文學又反哺大地，以熱忱和謙卑融入那片厚重而又靈秀的巴山楚水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