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隨著黨和政府對民族事業的重視，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取得了長足發展，產生了一大批具有廣泛影響力的作家作品。但是，在整個當代中國文學的構成中，少數民族文學所占的分量還需要進一步提高。這不是數量方面的提高，而是需要涌現出更多產生深刻影響的大作品，讓更多寫作者和讀者深刻意識到，依托于民族文化，同時借鑒廣闊的視野，能夠產生時代性的佳作，從進一步增強我們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少數民族作家不論是縱向繼承還是橫向移植，都需要進一步擺脫掉昨日的束縛，不斷地自我突破，促使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從“交織”走向“交融”、從“秘聞”走向“秘史”、從“延續”走向“創新”。

從“交織”走向“交融”

少數民族作家的創作靈感與創作激情，大多自覺不自覺地來源于家園故土。特別是上世紀80年代“文化尋根”思潮的深入和1990年代知識分子對新話語模式的找尋，更是助推了“民間”的熱勢。有著得天獨厚資源優勢的少數民族作家，紛紛打撈和開掘各民族的文化資源，他們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帶有無法抹去也不可淡化的民族地域特色。少數民族文學的優勢正在于其民族性與地域性，因此，這些對于地方風物和人情社會的描寫，得到了讀者的歡迎。然而，我們也要看到，一些作家筆下的地域風俗與民族風情，多是在盲目的認同中一味地直接截取或拿來，一如照相館中任意置換的幕景，高超的工藝和技法雖能讓它“逼真”，卻終是無法讓其“成真”，轉換成美學意義上的“藝術真實”。

一些少數民族作家為了完成自我文化身份的建構，或讓作品表達出民族文化內涵，常常在敘述中生硬地嫁接民族元素。這些民族元素的突兀出現，如同走臺上的展演，看似豐富了文本的敘事空間，卻并未鏈接起文本的精義旨要。民族元素與文本敘事之間并沒有連通血管和神經，二者間是涇渭分明、決絕分離。當然，有了一定修為的實力作家對這種生搬硬套式的嵌入可能進行了一些“圓潤”的處理。他將民族文化元素編織進遙遠的歷史時空之中，讓人憑吊或悼念。他們沉潛在對奇風異俗的渲染之中，此起彼伏地構筑著一座座少數民俗博物館，自我陶醉地講述著那些遙不可及的故事。那些隨著時間的流變而不斷嬗變的民族風情習俗，卻被永遠地靜止在了他們的筆下，變成了一個個僵死在今天的異類。

我們知道，歷史、習俗不是停留在昨天，而是跟隨人們的腳步，走進當代人的生活之中。因此，我們不能想當然地陷入對傳統文化的簡單膜拜和圣化之中，而是應該以當代眼光審視其當代嬗變，并分析這種變化與人民現實生活之間的辯證關系。在創作實踐中，僅僅將民族特色如線網一樣交織到文本之中是不夠的，還必須將線網變成脈絡和神經，將“交織”變成“交融”，并充分吸收時代的營養，接受陽光和雨露的滋潤，才有可能長成大樹。

而且，生活的真實往往并不等于文學的真實，從少數民族生活日常到少數民族文學敘事，其間有著艱難而復雜的轉化、提純與擢升。少數民族文學既要忠實于民族生活，更要忠實于文學規律本身，甚至文學真實須更高于生活真實，否則作家的職能可以完全被記者所取代。這不是說作家可以拋棄生活，相反，需要更加尊重生活，理解民族生活的內在邏輯。少數民族文學不是“民族+文學”的簡單疊加，而是“民族×文學”的深度復合。如果說，少數民族的文化與生活是骨架、文學是血肉，骨架與血肉的粘貼相加，依然只是僵硬裸呈的標本；只有它們深度交融，血肉豐滿骨架，七經八脈相連并賦予靈魂，才是生生不息的活體。

從“秘聞”到“秘史”

新世紀以來，因地域性特色的凸顯，有力地應對了全球化同質現象，進一步助推了“地域文學”風潮的興盛。這極大地激活了少數民族作家的興奮密碼。他們善于在自己的文學作品中講述那些古樸神秘、波詭云譎的秘聞軼事。毋庸置疑，對地方性知識的自覺嵌入，是少數民族作家在創作時的思維習慣，也是將其作品特色化的重要策略。

但是，在作品中書寫秘聞，又極容易讓作家陷入就事說事的窠臼，進而導致敘事模式的程式化與敘事主題的概念化。因作家對相關物象缺乏獨特的生命體驗與深刻的藝術體驗，即便描述得再繪聲繪色，依然存在著微觀視角的捕捉與嫁接不夠、對內心情思的發掘與表現不足、對時代背景的理解不深入等問題，既難以深入進少數民族生活的內部，也難以窺視出歷史發展的本真。

因此，少數民族作家必須超越自己對少數民族生活與物象的碎片化認知，充分張揚主體意識，通過對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刻把握，來建構起厚重的體驗認知與具有整體性的歷史文化意識，并在強烈的人文意識指引下，從生活世俗的表象抵達存在的意義與生命的本質。同時，少數民族作家對自己所書寫的熟知的少數民族生活，既要貫注充沛的生命體驗與審美情懷，又須極力擺脫掉“地方血統”的意識控制，不斷深化并自覺提煉廣闊而豐富的經驗與資源，并注重滲透來自于時代生活與世界文學的豐富體驗。這樣的少數民族文學作品，才有著更為持久的及物性與審美活力，也才有可能呈現出這個民族生存與發展的秘史。

從“延續”走向“創新”

因為對家園故土的深情，很多少數民族作家都擁有一個沈從文式的共同夢想，書寫出屬于自己的“湘西”。我們看到，一些作家循著沈從文的路徑依然能夠取得很大成功。可是，同樣地借鑒沈從文這一“樣板”，為什么只有少數的幾位獲得了成功？在我看來，主要是因為很多少數民族作家多在簡單地延續而缺乏創造地承繼，缺乏對以往模式的超越性延展，缺乏對豐富資源與文化傳統的陌生化審視。

而且，我們對沈從文的理解，可能存在著一些偏見。比如，關于他的城鄉二元文明對立觀。沈從文并沒有一味地美化鄉村世界，他對苗族文化本身也有自己的反思和批判。從《邊城》到《長河》，沈從文把那個孤立的湘西世界放到動態的社會關系之中，審視它的時代變遷。對于我們當下的寫作者來說，如果只是沿著《邊城》的模式簡單模仿，是很難寫出自己的特色的。

現實生活在發展，文學的審美趣味在變遷，新的寫作內容需要我們開拓新的寫作模式。我們需要繼承民族的古老傳統、現當代作家的成功經驗，但也需要基于現實內容的需要進行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創新。這并不是要求大家丟棄自己的民族本位，而是應當學習沈從文對少數民族文化的審視與詰問，掙脫掉民族文化傳統的局限，以全新的藝術理念來觸摸現實，寫出時代的新意。在這其中，沈從文對小說文體的突破與創新、對小說人物的現代化轉型，以及在這個過程中體現的的求新求變的探索精神，或將更值得少數民族作家學習與借鑒。

不僅僅是沈從文的“《邊城》模式”，各個民族大都有一些固定的敘事原型，有對后來寫作者構成巨大“影響焦慮”的大作家。新的寫作者面對這些傳統、前輩，既要虛心學習，也要結合寫作的題材、內容進行拓展、創新，融入自己對于歷史、現實、人生的豐富思考，讓民族特色與陌生審美經驗并存于自己的創作之中，使自己的創作不斷得以開拓與超越。

總之，民族地區的生活正在發生著深刻的發展變化，其中涌動著無數動人的故事和細節。如何以嶄新的藝術形式寫出這些故事與歷史、時代的深刻聯系，深刻反映人民群眾的復雜內心世界，是有志向的少數民族作家正在努力解決的文學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