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玉能（1943—2022），武漢人。美學家。1967年本科畢業于華中師范學院（今華中師范大學）中文系，1981年碩士畢業于復旦大學中文系，此后執教于華中師范大學。曾任華中師范大學美術系主任，華中師范大學圖書館館長。著有《美學要義》《新實踐美學論》《審美王國探秘——席勒美學思想論稿》《席勒的審美人類學》《西方文論思潮》《西方美學思潮》《深層審美心理學》等，譯有《德國古典美學》《秀美與尊嚴——席勒藝術美學文集》《席勒散文選》《席勒美學文集》等。

《席勒美學引論》張玉能 著 天津教育出版社

《審美教育書簡》[德]席勒 著 張玉能 譯 譯林出版社

我與張玉能先生相識在20多年前。大約是1997年，教育部組織編寫一套供“專升本”學生使用的中文學科各門課程教材，我申請了其中的《美學》并得到批準立項。當時，根據教育部師范司的建議，我邀請同樣參與了該項目申報的若干師范院校的資深學者參加編寫工作，但很多人都推脫了，轉而推薦與我年紀大體相當的中青年學者參與此項工作，只有華中師范大學中文系的張玉能教授親自加入編寫組，擔任副主編，認真負責地完成了大量編寫、統稿工作。該教材2000年出版，2008年出版第2版，一直使用至今。張玉能比我年長十幾歲，那時已是成就斐然的著名學者，卻能如此積極主動地配合我主持的教材編寫工作，讓我不由得產生了深深的敬意。

張玉能是著名美學家蔣孔陽先生招收的第一屆碩士研究生。他的碩士論文《審美王國探秘——席勒美學思想論》是中國美學史上第一篇研究席勒美學思想的碩士論文。1981年碩士研究生畢業后，張玉能被分配至華中師范大學中文系工作，逐漸成長為新一代西方文論和西方美學研究的大家。他也一直是中國席勒研究最重要的學者。

張玉能普通人家出身，表達普通人的審美觀，在充滿著“精神貴族”氣氛的美學界是難能可貴的，我喜歡稱他為“布衣美學家”——有一種日常生活中的崇高氣質。

3月17日張玉能因病辭世后，我就想寫篇文章，既為了紀念張玉能，也為了描繪那一代在20世紀80年代“美學熱”浪潮中走出來的美學研究者的學術貢獻和精神品格。我認為這是一件有價值和意義的事。

探秘席勒的審美王國

在中國現代美學發展過程中，宗白華翻譯了康德的《判斷力批判》，朱光潛翻譯了黑格爾的《美學講演錄》、萊辛的《拉奧孔》、柏拉圖的《柏拉圖文藝對話集》，這些翻譯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影響了中國美學的思維范式和理論走向。新中國成立以來，學界曾經發生過三次規模廣泛的“美學大討論”，其中都能看到康德美學、黑格爾美學的廣泛影響。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大眾文化的興起，席勒的美學思想具有了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和影響力。從法國學者雅克·朗西埃的“審美革命”理論，到后現代主義關于“崇高”的美學研究，再到審美人類學、審美人道主義等理論研究，無不受到席勒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美學界對席勒美學理念的認識和了解，離不開張玉能所做的大量理論工作，包括他對席勒著作的翻譯和對席勒美學思想的研究闡發。

1859年4月19日，馬克思在致斐迪南·拉薩爾的信中寫道：“……你的最大缺點就是席勒式地把個人變成時代精神的單純的傳聲筒。”長期以來，國內學界的許多人把這封信中所說的“席勒式地”與席勒本人的創作以及他的美學思想混淆起來，作出一些簡單的判斷，然而這些判斷是缺乏理論支撐的，導致對席勒美學思想的地位和價值的消極評價。在這樣的背景下選擇研究席勒，應該說是有一定學術風險的。但張玉能沒有因為成見的存在而放棄研究，更沒有因為成見的影響而人云亦云，而是在全面、深刻研究席勒美學主要觀點和范疇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觀點：“無論是在舞臺上、詩壇上，還是在美學中，席勒都是一個偉大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者。他不僅以他的優秀劇作和杰出詩篇，而且以他的美學著作，為實現人道主義崇高理想而戰斗探索。他的美學思想使他在西方美學史上，特別是德國古典美學發展中占有獨特而重要的地位。他的人道主義美學體系，最充分地表現在他的美學著作《審美教育書簡》中。這個美學體系，不僅在德國古典美學的發展中具有承前啟后的作用，而且對現代資產階級的美學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同時，對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美學思想的形成也有不可漠視的啟迪。”（《審美王國探秘》，長江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這個結論，既是張玉能在充分研究席勒著作基礎上得出的客觀結論，更是他呼喚以人文主義思想重構當代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努力。張玉能以席勒的德文著作為基礎，參照俄文版譯本，獨自編譯完成了40余萬字的《席勒美學論文選》和《席勒散文選》。在掌握了第一手研究資料的基礎上，完成了中國美學界第一部席勒美學研究著作《審美王國探秘》。

世紀之交，隨著社會轉型，人們的世界觀、價值觀發生了很大變化，與經濟快速發展不相協調的不良心態、重物質輕倫理等問題成為不可忽視的社會現象，作為一種理論回應，張玉能撰寫了《席勒的審美人類學思想》（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從審美人類學的角度進一步研究了席勒的美學思想，探討了美學和人類學基礎、人類學結構以及人類學功能等問題，并聯系實踐美學進行闡述，揭示了席勒美學的理論內涵及其當代意義。這部書通過對席勒美學的深入研究推動了審美人類學這一新興學科建構。在我看來，張玉能其實是希望通過席勒美學所蘊含的審美人類學思想回答這樣幾個問題：審美教育的意義何在？審美教育的依據何在？審美教育的標準是什么？審美教育的方法或途徑是什么？張玉能指出，席勒早在啟蒙主義時期就深刻認識到工業化社會人的異化狀態，提出了以下思想：1.“美”既不是單純的生命現象，也不是單純的形式，而是生活的形式，是真正的人、審美的人的生活形式；2.人只有在游戲中感受到“美”才能自由游戲；人只有在“人類”這個詞的充分意義得到實現的時候才能自由游戲，而只有當他“游戲”時，他才是一個完整的人。張玉能在書中所闡發的席勒的審美人類學的美育思想對我們開展當代美育工作提供了有意義的理論支持和方法論上的指導。

如果說，《審美王國探秘》是張玉能對席勒人道主義思想的贊美，是一種學理上的研究，那么，他的《席勒的審美人類學思想》則是對席勒人道主義思想和審美人類學理論現實意義的深度開拓，是一種把理論在實踐中落實的重要工作。這是一個質的飛躍，這種飛躍，體現了一個美學家對現實社會問題的深切關注，這是一種深切的人文關懷精神。

50余萬字的《席勒美學引論》（天津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是張玉能研究席勒美學思想的集大成之作。該書以席勒美學著作德文原著的中譯本為依據，全面、系統、精深地研究了席勒的人道主義美學思想體系，論述了席勒以人性為核心，以美、崇高、喜劇、悲劇及其藝術作為審美教育的手段和途徑，恢復人性完整性的獨特美學思想體系，剖析了席勒主要美學著作的內容和表述的特殊意義及價值。他還揭示了席勒對于西方美學發展的重要貢獻：席勒是西方悲劇沖突論的奠基人，是西方關于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兩大文學主潮論的創立者，是西方崇高與悲劇關系論的初創者，是西方審美人類學研究的開拓者，是西方完整美的范疇體系的提出者，是西方詩歌美學學科的創立者等。通過對席勒在美學上貢獻的系統梳理，張玉能完成了對席勒美學思想重要性和貢獻的理論論證。

在論辯中發展實踐美學

在經歷了80年代的“美學熱”之后，20世紀的最后十年，中國美學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在“拿來”各種西方美學理論的熱浪逐漸退潮之后，面對現實生活提出的新的美學問題，在學理上深化和發展各種美學理論成為中國現代美學發展的主要特征。作為一個從80年代“美學熱”中成長起來的研究西方美學和席勒美學的優秀學者，張玉能將研究的重點逐漸從西方美學轉向新實踐美學相關問題。從1994年至2008年，張玉能發表了40余篇關于實踐美學和新實踐美學的研究論文，并于2001年主持了一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課題“馬克思主義實踐美學范疇體系”，200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專著《新實踐美學論》。在這一系列論文和著作中，張玉能厘清了一些關鍵問題，為實踐美學的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

在發展實踐美學的過程中，張玉能始終直面“后實踐美學”的種種詰難：有的學者把“實踐美學”判定為一種“知識型的美學”，認為其未突破主客對立的二元結構以及古典美學理性主義的窠臼（這顯然沒有真正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簡單化地把“主客體關系”混同于“主客觀關系”）；有的學者以對人類生存方式的三種劃分（“自然”“現實”與“自由”）作為“超越美學”的基礎，由此來論證審美屬于超越于現實的自由生存方式（這一劃分本身過于隨意，存在著難以自圓其說的邏輯漏洞，何況馬克思在其經典著作中表明，“自由王國”建立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之上，而在必然王國里，“自由”體現為人們對必然規律的熟練、自由的掌握和運用，而非只存在于超越性的精神領域）……張玉能一直認為，實踐是人類生存、發展的根基，是美和審美發生的基礎，也是研究美和審美的邏輯起點。沒有實踐就沒有人、沒有創造，沒有人的自由，也就沒有美和審美。他指出：“整個美都是以實踐的、創造的自由作為本原、根基的。”（《新實踐美學論》）這個結論是對馬克思主義美學觀的堅持和發展。

針對某些人對“實踐”的誤解或曲解，張玉能認為，實踐本身是一個多層累、開放的結構，它包括物質交換層、意識作用層和價值評估層等三個層次。它們在美和美感的產生過程中都具有相當重要的作用：“實踐的物質交換層的整體作用使得對象具有了美的外觀形式性、感性可感性和理性象征性，而這三者組成了一個形式和內容不可分割的整體，體現在某一個美的對象之上，可以統稱為美的外觀形象性。”“從實踐的意識作用層來看，實踐具有需要沖動系統、目的建構系統和情感中介系統，它們使得美具有精神內涵性、超越功利性和情感中介性，這些特征可以歸結為一個總體特征，可以稱之為情感超越性，它與外觀形象性一起構成了美的兩大層累結構。”“實踐的價值評估層的合規律性評估系統、合目的評估系統、合規律與合目的相統一的評估系統，使得實踐生成出來的美的對象的美，具有了合規律性、合目的性、合規律與合目的統一性，歸結為美的自由或自由的顯現性。正是這種自由顯現性，使得審美對象成為塑造人的真正人性的有效手段，使得人在審美對象之中，在審美活動之中，充分地感到自己的自由，超越一切功利限制的、超越一切實存范圍的、超越一切社會局限的真正個體自由。”（《新實踐美學論》）張玉能對實踐的結構及它們作用的分析有效地印證了蔣孔陽先生所說的美是一個多層累、恒新恒異的創造的重要觀點，也充分說明了人類實踐的豐富多樣性與美的多姿多彩性的密切聯系。

“實踐美學”與“后實踐美學”之間的正面遭遇戰，其意義誠如旁觀者閻國忠所言：“與五六十年代那場討論不同，當前美學的論爭雖然也涉及哲學基礎方面問題，但主要是圍繞美學自身問題展開的，是真正的美學論爭，因此，這場論爭同時將標志著中國（現代）美學學科的完全確立。”

張玉能以幾位學者關于實踐美學的觀點為基礎，提出了“實踐—創造—創造的自由”這個富有創新意義的關鍵命題。這個命題在新實踐美學理論體系中的地位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他提出實踐是以物質生產為中心，包括物質生產、精神生產、話語生產的感性的、現實的活動；實踐是美、審美和藝術作品真正的歷史起點。第二，他主張實踐過程中的自由創造是美和美感產生的原因，自由的創造表現在對象中是美，體現在主體上就形成美感。第三，“實踐—創造—創造的自由”是新實踐美學建構自己獨特美學范疇體系的軸心。張玉能認為，人類的“實踐—創造—創造的自由”是一個歷時性的過程和一個共時性結構，因此，它不僅有不同的自由程度和不同的自由境界，而且還有自由、反自由、不自由和準自由四個維度：美是顯現人類自由的形象的肯定價值；丑是顯現人類反自由的形象的否定價值；崇高（剛美）是顯現人類準自由的形象的肯定價值；幽默和滑稽是顯現人類不自由的形象的矛盾性價值，幽默是內美外丑的不自由形象，滑稽則是內丑外美的不自由形象。在這些美的范疇之內還有一些亞范疇：美可分為柔美（優美）和剛美（崇高），柔美又可分為優美、優雅、秀美，剛美又可分為壯美、崇高、大美；丑可分為陰丑和陽丑，陽丑又可分為畸形、鄙陋、卑劣，陰丑又可分為怪異、怪誕、荒誕；幽默又可分為機智、諧謔、戲仿；滑稽又可分為諷刺、譏誚、反諷。因此，一個以“實踐—創造—創造的自由”為軸心，通過審美關系體現在對象世界中的美的范疇體系就建立起來了，這是張玉能對實踐美學的重要貢獻。從學理上看，張玉能對實踐美學的發展，一方面受益于席勒的審美人類學思想，另一方面，更為關鍵的是，從學理層面闡釋和論證了馬克思主義美學通過審美和藝術而改造世界的思想。

努力做一個實踐型知識分子

“實踐型知識分子”是英國馬克思主義文論家和文化研究領軍人物托尼·本尼特的一個重要觀點。托尼·本尼特認為，在當代社會，批判性知識分子已經不能有效地推動社會發展，只有積極參與社會實踐，把知識分子的人文關懷通過實踐轉變成改造世界的行動，知識分子的使命才能真正實現。

2013年，已是古稀之年的張玉能退休了，但他依然保持著旺盛的學術創造力。退休后，張玉能每年在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20余篇。即使身患絕癥，他仍然老驥伏櫪，筆耕不輟，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對于這種現象，作為張玉能曾經的合作者，我有自己的理解。我認為，作為一個平民出身的高級知識分子，張玉能對學術事業懷著一腔與德國古典美學大師們同樣的激情。20世紀90年代，他從奧地利訪學回國后，當時的校領導考慮到他出國前已經擔任過美術系主任和圖書館館長的工作經歷，建議他向校級領導方向發展，還與他有過一次談話，但張玉能謝辭了領導的建議，回到文學院做普通教授，也開始了他學術上新的征程。此后，他在席勒美學思想研究、西方美學史研究和新實踐美學的理論探索等領域不斷耕耘，取得了很多令人矚目的成績。

在張玉能的心目中，世俗性的成功和待遇雖然重要，但是，能在學術上有所貢獻，特別是在學術史上留下腳印，是他最為看重的。因此，對于現實的名利、地位，張玉能十分淡泊，但內心卻像康德、席勒、黑格爾、費爾巴哈和馬克思一樣，有一種崇高的學術激情。因此，張玉能成為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天的學者。在去世之后，他投稿的論文還在各種刊物上陸續發表。例如我們《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上刊發的論文《朗西埃的“3W”藝術史》就是張玉能辭世后一個月出版的。

如果說在20世紀80年代“美學熱”中，美學家們大都以“批判性知識分子”的形象出現，并且在“撥亂反正”“思想解放”的美學研究中得到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和支持的話，那么，在進入21世紀之后，隨著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的改變，特別是隨著以康德式的美學概念為基本框架的“美學大廈”逐漸“瓦解”，大眾化的人民美學逐漸興起和發展，美學研究中“人類學轉向”“社會學轉向”逐漸深入，形式美學向日常生活美學、當代藝術批評美學逐漸轉變，實踐性知識分子逐漸走向了美學研究的前臺。在歐洲美學方面，馬克思、席勒、雷·威廉斯、雅克·朗西埃、阿蘭·巴迪歐、特里·伊格爾頓、齊澤克等就是這樣的知識分子。

作為一名真正的、純粹的當代知識分子，作為一個著名美學家，張玉能更看重自己的學術生涯。他堅持馬克思喜愛的格言“走自己的路”，始終以馬克思主義美學的“實踐美學”和席勒美學思想研究為主線，雖然也廣泛地涉及審美心理學、審美人類學、西方美學思想史、后現代主義思潮等理論所提出的理論問題，但是他的研究始終圍繞著馬克思和席勒的美學思想展開，對當代美學諸多熱點問題的討論也有自己的理論主張，而不是隨波逐流，人云亦云。在消費主義文化已經滲透到人文學科研究和美學研究之中的當代社會，張玉能這種特立獨行的學術品格格外引人注目。

張玉能和他研究的席勒都是“布衣美學家”。席勒出現在德國啟蒙主義興起的“狂飆突進”運動時代，張玉能出現在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這一中國現代化的重要歷史階段，我們可以從他們的學術激情中，感受到來自生活的強大力量。在我看來，正是在這些布衣美學家的不懈努力下，卡爾·馬克思通過審美活動改變世界的愿景，正逐漸清晰地呈現出來。

（作者：王杰，系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