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初，江蘇省作協為老爸舉辦了一場別開生面的“退休茶話會”。

老爸今年65歲，到了退休的年紀，卻沒有一點停止工作的意思。我忍不住想，如果老爸一開始沒有寫作，干別的也一定發光發熱。愛工作，是上天賦予老爸的特殊命運，他是工作的使徒，總在服從工作的召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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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4歲是他人生的重要節點

我爸常說，全托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當然4歲的我一點也不喜歡，我入睡極難，隔壁床小孩兒被接回家的日子，我更痛苦加倍，為什么被接走的不是我呢。也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我爸分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套房。他和我媽興沖沖裝修，銹色地毯，天鵝絨窗簾，可以上下伸縮的客廳吊燈，古董唱片機，用小件名額買的日產微波爐，甚至還偷裝了一個窗式空調。鄰居上門收水費，看見黃澄澄飛碟一樣的燈罩，都嘖嘖稱奇，我爸為此很得意。我喜歡把這兩件事情連起來講。我和都柏林的小喬伊斯，和卡爾夫的小黑塞，和那些我喜愛的偉大小說家一樣，在童年的寄宿學校抹眼淚，而我的小說家老爸，卻像忘記了雛鳥的喜鵲一樣，只知道和雌鳥浪漫筑巢。

我爸一秒鐘也不會認可這樣的敘事。我4歲是他人生的重要節點，那一年他發表《棗樹的故事》，在寫作上站穩腳跟。幸虧有全托，讓他在寫作力最旺盛的時候，能專心寫作，也因為全托，我學會了力所能及地照顧自己。坦白講，老爸的瀟灑日子也就只到我幼兒園畢業而已。我媽上班早出晚歸，我的小學不管午飯，這讓他十分頭疼。我們靠家門口的出版局食堂混過一陣子，后來流行盒飯了，四塊錢兩葷三素，連搪瓷飯盒都不用洗，我爸簡直絕路逢生。那時候，還沒有人在乎環保，都感覺發泡餐盒才是美味特調。酷暑正午，高云嶺的路面燙得晃眼，舊時法國使館洋房的窗臺涼篷投下窄窄一排間斷的暗影，老爸穿跨欄背心，引我從一個陰影跳進下一個陰影，做游戲一般往家趕。他急于開始下午的寫作，一到家，先爬上書桌，踩在486電腦后面不到半個腳掌的桌面上，伸手去轉空調的旋鈕。因為電壓不穩，那空調是否送風全看運氣，五天中只有三天能順利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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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天天在家的爸爸

有一段時間小學擴建，改成只上半天課，我回家朗聲宣布，老爸在飯桌上聽了抱頭慘叫。另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慘叫，是他修洗衣機沒斷電，赤腳站在我媽剛拖過的地上。我在家，要他帶，簡直和身體過電一樣瞋目驚悚，一樣毛發斜立。誰能想到，我明明是全托長大的小孩兒，但事實上和我爸相處的時間，卻比大多數人都多得多。我的大多數生活技能，和全托毫無關系，都是我爸隨手教會的。他無數次向人炫耀，我跟他學游泳，一周后就能游一千米。在教我這件事情上，他貪圖高效實用。三年級布置實驗，我和伙伴們躁動不已，嘴上講燃燒的必要條件，一心只想去后山放火。誰知我爸出現了，大拍胸脯：燃燒還不簡單。我和伙伴們就這樣被困在了院子里，隔著紗窗，我媽正一面熱火朝天地燒菜，一面照我爸的指示，遞出火柴，醫用鉗，和濕噠噠的酒精棉球?；叵肫饋?，那天真叫人沮喪，一群小屁孩兒逗留在一小粒焦黑的棉球旁，明知我們的延宕沒有意義，卻不得不對這一場簡陋、敷衍，幾乎毫無用處的實驗，做出點驚嘆的樣子。

有一個不用上下班，寒暑假也天天在家的爸爸，讓我深受伙伴的同情。之前我對這同情一知半解，覺得明明是我爸更慘才對。我爸才是自然作業的受害者。我不過是養了一兩條蠶，統共孵出巴掌大一塊蠶卵，誰知在桌上曬了兩天，就孵出上百條幼蟲。我還把裝幼蟲的竹簸箕打翻過，害老爸匍匐在地，用筷子尖撿線頭大的褐色小蠶，一邊撿一邊罵我喇叭腔。幾天之后，上百條蠶就白白胖胖浩浩蕩蕩躺滿了我們家的客廳。今天回想起“蠶食”的場面，耳邊還沙沙地響，剛鋪滿碧油油的桑葉，一眨眼就變為黑黢黢的蠶屎。為了采到足夠多的新鮮桑葉，老爸例行的玄武湖邊散步，從每天一小時變成兩小時，又變成三個小時，到家時灰頭土臉，仿佛務了一天的農。他成了蠶寶寶的月嫂，白天采桑葉倒蠶屎，半夜里，也要起視蠶稠怕葉稀。這么多蠶最后結了整整一麻袋的繭，怕破繭重生，再飛出來下卵，老爸狠狠心，送給鄰居炸蠶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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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講最最質樸的人生道理

大多數時間，他在家默默寫作，我在家默默寫作業。我要聽張信哲，他要聽蔡琴。我看五分鐘新白娘子，他就如坐針氈，搞不清楚狀況，怎么愛如潮水那個是男的，許仙反倒是女的。我們互相看不上，我對他復雜的欣賞體系，其實也似懂非懂。經典名著大概也不比趙雅芝好看多少，我翻兩頁《紅樓夢》或者《復活》，他又說看這些太早，浪費時間。他沒事也和我講講李爾王，高老頭，冉·阿讓，都是些慘得要命的老爸。那時候，文學遠不如作業重要。逢大小考試，我一緊張，老爸就比我更緊張，那焦慮的樣子，簡直不像個寫小說的人。他從不說，考不好也沒關系，也不說，世界很大你要多出去看看，更不會說，你喜歡做什么都可以。偶爾，講一兩句灑脫話，反而更讓人不敢懈怠。對我，他只講最最質樸的人生道理：要工作，要有效率，要把一件事情做完。

如今，我女兒也快4歲，我雖然始終未學會老爸超人般的勤奮，不過，倒也常常發夢，想狠心把女兒送去寄宿。而古早年間，急于擺脫我的老爸，今天在同一個單元里和我做鄰居。他和我相隔一碗湯的距離，還常常擺脫不了要幫我帶女兒的苦役。

幾十年如一日，我們依然每天散步，他依然擅長尋找躲避陽光的陰涼處，認得清路過的每一棵樹。寫東西受干擾，他就發些奇怪的牢騷，沒頭沒腦，說什么《憩園》竟然是巴金用毛筆蘸著茶碗蓋寫的，怕洇只能用很濃的墨。我畢竟學了那么多年的魯郭茅巴老曹，便搜腸刮肚想與他對答，但他大概沒有聽到想聽的話，很快就開啟了別的話題。我只管跟隨他走，雖然我們也走不太遠，但左走走，右走走，就幾乎每天都有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