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南方寫作”的文化感知與邏輯自洽

“新南方寫作”作為一個文學批評命題確實具有相當的敏銳度與前瞻性，觸及了某些正在逐漸彰顯的問題。但就現有討論看，其中又存在著可以進一步深化和提升之處。

我們首先對相關討論的大致輪廓和基本內容略做梳理。

按照命題主要倡導者的思路，“新南方寫作”包括三方面的要義。從外延看，“新南方寫作”既是針對“北方”的南方，又是針對“江南”的“南方以南”，具體是指海南、廣西、福建、粵港澳大灣區和東南亞華文文化圈；從內涵看，“新南方寫作”之“新”有四點：文化遺存和文化族群豐富多元的“地理性”，相對于傳統中國“土地文學”的“海洋性”，陸與海、方言之間和美學風格的“臨界性”，有待召喚和塑形的“經典性”；從實踐意義層面看，“新南方寫作”“實際上已經超越了單一性民族國家的限制，……政治（主權）無法抵達的地方，漢語的主權卻可以預先書寫和確認”，因而可以成為走向“世界文學共和國”的方向和路徑（楊慶祥《新南方寫作：主體、版圖與漢語書寫的主權》，《南方文壇》2021年第3期）。

其他討論主要從命題內涵充實和文學史視野拓展兩個方面展開。在命題內涵充實方面，既有學者從理性層面的意義維度強化，如“地域性與時代同行”（賀仲明）、“地方性與世界眼光”（劉小波）等；又有作家從藝術感覺層面的內在特質真切化，如“蓬勃的陌生”（林森）、“蠻荒及其消隱”（李壯）、“異樣的景觀”（朱山坡）、“新尋根、異風景與高科技神話”（王威廉）等。在文學史視野拓展方面，討論者或者從“成長性和提示性”的角度，將韓少功、劉斯奮、林白、東西、鬼子、凡一平等作家和王十月、鄭小瓊的“打工文學”，分別作為“新南方寫作”的源頭和支流（張菁）；或者從具體文本出發，將黎紫書的《流俗地》、陳繼明的《平安批》、林白的《北流》等近期有影響的作品，都作為“新南方寫作”經典出現的可能性來看待（見林培源、曾攀、蔣述卓等人的相關論文）。

這些論述與言說各有其切實的領悟和針對性明顯的思考。但在認同之余，筆者又發現其中存在某些未能邏輯自洽之處。首先，“新南方”針對北方和江南而言的深層次基礎和依據是什么？在“異質性”背后，南北之間的關聯和矛盾統一性又是否存在、基于怎樣的背景而存在？其次，“新南方”側重于揭示其本土性的內在特質，但在估量由外來力量所構成的文化豐富性方面則有所欠缺。具體說來，“新南方”常年生活著數以百萬計的湖南、湖北、江西、四川等地的打工農民，他們分屬楚文化圈、贛文化圈和巴蜀文化圈，對改革開放前沿地區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影響至大至深，這些形象的審美意味卻既不是“地理性”“海洋性”所能涵蓋的，也不是“臨界性”所能充分闡釋的。再次，“新南方寫作”的主要關注視野是一些新南方地域中嶄露頭角的青年作家，“寫作”一詞內含著“在新南方”和“寫新南方”雙重界定。但實際上，表現“新南方”的作家類型眾多，本土作家中既有年輕的也有年長的，還有鄧一光、陳繼明這樣的“新移民作家”，又有韓少功等“兩棲”作家，甚至地道的四川內地作家羅偉章也創作出了表現“新南方”的精品力作。所以從邏輯層面看，反而是將“在新南方”的界定去掉，修正為從題材和內涵層面著眼的“新南方文學”更為妥帖。

總體看來，在已有探討的基礎上，我們尚可從“新南方”之“南”、“新南方”之“新”和“新南方文學”的背景與線索幾個方面，對相關討論略做深化、拓展與提升。

二、中華文明差序格局與“新南方”之“南”

“南方”“北方”的區分在中國歷史上古已有之，而且存在著不同的層面，其內涵也是不斷變化的。

從歷史文化層面看，“南”“北”的區分起源于西周分封制。先秦時期，中原王朝稱黃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帶為“華夏”，而將周邊四方稱為“北夷、南蠻、西戎、東狄”。戰國策士們沿“秦嶺—淮河”一線在長江與黃河之間的各諸侯國活動，“合縱連橫”“遠交近攻”，逐漸形成了中華文明內在的差序格局，中原正統文化和南北蠻夷文化的觀念也隨之確立。隨著某些王朝的定都與南遷，長江三角洲又發展起來，形成了“六朝古都”“東南形勝”，加之沿海資本主義發展較早，所以直到近現代，長江三角洲始終是生活優裕的“江南”富庶之地。長江中游地區的湖北、湖南、廣東、廣西實際上也稱南方，在歷史上統屬于“中南”地區，這些地區長期作為瘴癘、蠻荒之地而存在，“永州之野產異蛇”就是最好的注腳。在近現代中國的歷史進程中，“中南”地區曾一度領時代風氣之先，具體從事的卻是政治、軍事之類需要“霸蠻”才能成功的行為。中國革命史上存在著“南方根據地”“南方游擊隊”“中共中央南方局”之類的稱謂，這些稱謂基本上是將“東南”和“中南”統稱為“南方”的結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六大區行政區劃中，長江三角洲并不以“南”相稱，而叫做“華東區”，廣東、廣西與湖南、湖北、江西同屬于“中南區”，現在的四川、重慶、云南、貴州和西藏則屬于“西南區”。所以，長江三角洲的“江南”不過是一個古代歷史地理的文化遺存。

在中國文學史上，藝術趣味、審美風格的南北差異也相當明顯。關于北方“內陸文學”的趣味與風格在這里暫且存而不論。在南方文脈方面，從《離騷》化政治冤屈為情愛幽怨的凄艷悱惻，到南朝民歌“郎歌妙意曲，儂亦吐芳詞”的旖旎纏綿，再到宋代婉約詞好作“妮子態”、稼軒詞也不時“男子作閨閣音”（毛晉《稼軒詞跋》語），我們可以梳理出一條相當明顯的側重“陰柔之美”的線索。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的南方審美話語內部，也呈現出三種不同的具體形態，其一是“東南”長江三角洲地區傳承江南士人文化趣味的典雅整飭、精致傷感的審美形態，其二是“中南”地區遠接“楚辭”浪漫神奇傳統的神秘詭異、民間巫風氣息濃郁的審美形態，其三是以周立波《山鄉巨變》、陳殘云《香飄四季》、陸地《美麗的南方》為代表的社會主義牧歌風格的審美形態。在新時期文學中，也存在著蘇童、葉兆言式新歷史文學和韓少功尋根文學的不同南方審美話語。

從這樣的歷史文化與文學背景來看，“新南方寫作”的地域范圍既是區別于長江三角洲的“東南以南”，更是關聯著“中南”“西南”地區的“嶺南”“華南”。只是由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地域差異，廣東、海南走在了經濟變革前列，湖南、湖北、江西等地變成了有待崛起的“中部”，廣西則與四川一道被歸入了“西部地區”，相互之間的關聯未能表面化而已。在“新南方寫作”所列舉的作家中，陳崇正的小說“潮汕巫風”（楊慶祥語）氣息濃烈的魔幻想象，林森的小說對海南島奇風異俗和地域文化的審美熱情，朱山坡小說的反諷、詼諧與荒誕感，我們均可從韓少功的《爸爸爸》等作品中發現審美意象、藝術趣味的端倪。事實上，韓少功曾經“尋根”的湘西本就屬于與廣西、云南接壤的“大西南”地區。所以，“新南方寫作”者的藝術風范雖然不同于長江三角洲的“東南美學”，卻頗近似于浪漫神奇、巫風詭異、氣息濃郁的“中南”文學。在湘南地區中，永州與廣西的文化共同性，永州、衡陽、郴州與廣東的經濟關系之密切，均不亞于廣西與廣東的關系。如此看來，“新南方”之“南”并不是真正自成一體的存在，既可以從內部將廣東與廣西相區分，又可以從文化角度將廣西與湖南、從經濟互動角度將“華南”與“中南”相關聯。

綜上所述，中華文明的發展存在著一種內在的差序格局，文學創作因為自然地理環境和人文層面的差序格局，也表現出明顯的南北差異和南方內部差異。在改革開放以來的時代環境中，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不平衡狀態仍然存在，由此構成了與“江南”相區分，卻與“中南”緊密關聯的“新南方”。這才是“新南方”之“南”的確切方位。

節選自《青年作家》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