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部歡快而又帶著憂傷和悵惘的小說，一部不僅僅是寫給孩子而是所有人的小說——這是作家薛濤最近出版的兒童小說《樺皮船》帶給筆者的印象。

有時候我們會困惑，到底應該給孩子看什么書？我想，至少，它不應該是這樣的：居高臨下大談教化，卻不會平等對話；會講故事，卻缺乏美感；熱熱鬧鬧，卻一地雞毛……

《樺皮船》顯然不會存在這些問題。它有著許多會吸引兒童閱讀的面向：一項可能從未見過的傳統技藝——鄂倫春族樺皮船；一種正在消失的生活方式——鄂倫春人在森林里與動物為伴的生活；一次沒有家長陪同的長途旅行——坐火車、劃樺皮船從大城市到森林小鎮；一種沒有聽過的語言——鄂倫春語；不太熟悉的動物和植物……這是一個新奇、充滿意外的故事。

當然，還少不了薛濤特有的想象和幽默——人與物、物與物之間的互動，以及由此產生的天馬行空和詼諧情趣。比如男孩烏日與棕熊的偶遇，看家犬“鐵錘”和小狍子“古然”的對峙……萬物被賦予人格，充滿靈氣，他們或各說各話，或彼此問候，誕生許多有趣的故事。

幾年前的一次文學對話中，有人問薛濤：為何他的作品能夠有廣大的兒童讀者？薛濤說：“如果你善于講故事，有點風趣和幽默，有跳躍的想象，動真情說真話，孩子們就愛聽，就能笑出聲，甚至流眼淚。”答案看似簡單，但并不容易做到。不過，多年的寫作讓薛濤有足夠的自信——“兒童跟成人之間的語言障礙沒有想象的那么不可逾越。”

沒有“那么不可逾越”，那或許是因為薛濤尊重和信任兒童，相信兒童的幻想，相信他們有自己的思考。薛濤不低估兒童，也不低估兒童文學。因此，《樺皮船》表面上寫的是烏日在鄂倫春獵人爺爺托布的引導下走向森林的老家之行，但實質上是一個城市少年的尋根之旅。

爺爺托布的到來，打破了城里人烏日的生活，帶給他一系列困惑：他的名字“烏日”到底是什么意思？爺爺為什么跟他和爸爸都不一樣？為什么爺爺要帶他回老家？

有評論家分析指出，薛濤的作品常常充滿哲思。確實，《樺皮船》就是如此。烏日的這些困惑，很像著名的哲學三問：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要到哪里去？

作為大城市居民的烏日，對爺爺和森林里的鄂倫春人幾乎一無所知。爺爺的獵人身份和樺皮船，讓他充滿不解和好奇。經過一趟老家之行，烏日理解了爺爺，理解了森林，理解了他的祖輩們世世代代的生活——原來，烏日就是“山”。

當烏日抱著托布死去的獵狗“阿哈”、騎著托布老邁的馬“紅9”回到森林的山頂，托布“一屁股坐下，熱淚盈眶”，并告訴烏日：“‘烏日’是山的意思，你回到山上，就找到名字的來歷了。”

薛濤以此作為小說正文的結束，似乎是有所指，讓人讀罷有所思。在時代洪流面前，我們終究要從山林走向城市。但是，不能忘了我們來自哪兒。

托布固執，對山下的城市生活充滿偏見，對鄂倫春人與森林為伴的生活充滿執念。但不可避免地，他兒子早已下山，他兒子的兒子甚至已不知道“山”的存在。所以，在大城市照顧孫子的托布，總是夢到森林和他的動物朋友，堅持要帶孫子去公園劃樺皮船，一遍一遍地教孫子鄂倫春語……面對逐漸逝去的傳統，生發出執拗、無奈和惆悵。

或許有人認為，兒童不可能、也沒必要理解這種思考，這只是創作者的一廂情愿、自作多情。不過，喜歡在小說里探求生活哲思與意蘊的薛濤，顯然不會這么認為。在他看來，兒童文學“不是在單薄的土壤上結出的干癟小果”，“高級的文學不給答案，只給讀者尋找答案的心靈力量”。兒童文學沒有理由回避一些基本的哲學命題，“再深奧再玄妙的命題，只要搭上精彩的故事就會變得生動可感。就算少年讀者不能完全懂得其中的奧妙，內心也會產生一絲悸動。能有這瞬間的悸動，我們的藝術理想和文學使命也就完成了。”薛濤這樣說。

《樺皮船》“瞬間的悸動”，帶來的是持久的感動和沉思。事實上，不僅僅是孩子們，大人們也可以從《樺皮船》中獲得啟發。烏日的老家之旅將觸動讀者們去尋找答案。答案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尋找，跟烏日一樣開啟自己的旅行。

因此，我們不應低估兒童。他們遠比我們想象中更加敏感和聰明，需要一個更為寥廓的藝術世界。也不應低估兒童文學，它能容納更為深厚的藝術空間。

就像在《樺皮船》里，孩子們可以讀到什么是生命、什么是選擇、什么是責任，還能讀到世界之豐富、文化之多元、萬物之和諧。正如小說中所寫，天地之空曠，“不是一群鳥、一個人、一只狍子、一輛自行車能填滿的”。

（作者：陳海波，系光明日報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