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文學是中國的文學，是與中國發生著實質聯系的文學，而中國文學的使命就是如何與中國建立這種實質的聯系。對于這份使命，不同時代的文學人有著不同的具體理解。本文試圖回到1921年，看看當年連續發表了《文學的定義》（《文學旬刊》第1期）、《文學的使命》（《文學旬刊》第5期）、《血和淚的文學》（《文學旬刊》第6期）、《文學與革命》（《文學旬刊》第9期）等文章的鄭振鐸是如何思考這個命題的，并借以反觀當下的文學使命。

在1921年的中國文學界，一個突出的話題是：“什么是文學？”鄭振鐸在《文學的定義》一文中認為，文學不是如科學那樣“訴諸智慧”，而是“訴諸情緒”。這個情緒就是今天所言的情感，而且情感的表現必須是“美麗和精切”，這是藝術性的要求。與其它藝術相比，文學更強調想象，而且含有理性，比如道德等。這使得鄭振鐸的文學觀比較圓通，也就是說兼顧情感性、藝術性與思想性。簡言之，文學就是“人們的情緒與最高思想聯合的‘想象’的‘表現’，而它的本身又是具有永久的藝術的價值與興趣的”。這一定義今天來看雖屬常識，但在那個時代，文學觀還是比較混亂的，就更顯其價值了。

在當時至少有兩個方向的混亂。第一個方向是國際左翼文學內部的混亂，在文藝性與政治性之間搖擺，這一點在1921年還不太明顯，但在后來表現尤為突出，引發了很大爭論。第二個方向是中國文學自身觀念的混亂，有兩種文學觀迥異于新文學觀，第一種觀念是將文學等同于科學，第二種觀念是將文學等同于思想，把各類實用性的政論文都視為文學。相比而言，問題最大的是第二種，這涉及中國文學觀念的古今轉型問題。關于古今文學，鄭振鐸持“不調和”說。他在《新舊文學的調和》（《文學旬刊》1921年第4期）一文中認為，“中國古代的文學作品有許多是有文學上的價值的”，問題在于，“文學是無國界的。它所反映是全體人們的精神，不是一國、一民族的”，強調文學的共通性。他認為，“看文學應該以人類為觀察點，不應該限于一國。新文學的目的，并不是給各民族保存國粹，乃是超于國界”，這是世界的文學觀，就是“求人們的最高精神與情緒的流通的”，這是從人類性的高度而言的。像鄭振鐸這樣的學者，有意識地將中國文學提升到人類性、世界性的高度，為中國文學的發展開辟了新的思路，是難能可貴的。

文學的進步是觀念的進步，也是實踐的進步。鄭振鐸強調文學的情感性，是激發了文學自身的特性。但鄭振鐸不是一個簡單的文學理論家，他是要文學發揮它的社會作用。在稍后發表的《文學的使命》一文中，鄭振鐸提出了“文學使命”說。他以原始人類經驗為例子，認為“文學成了他們精神上的唯一慰藉者”，在文學與精神之間建立起關系。但這一文學使命還是太稚嫩了，并且在近代以來遭遇了諸多的挑戰：其一，文學職業化，“終日伏案疾書，求其作品能迎合社會的心理，以換得面包與牛油”。其二，文學名利化，“把文學當作著作家求名的工具”。其三，文學媚俗化，“以為文學的目的是在給快樂于讀者”。其四，文學個人化，“文學的目的就在于自己表白……文學就成了一種人們的內心的自傳”。鄭振鐸是反對上述種種消極的文學觀的。文學不是職業化的，不是名利化的，不是媚俗化的，不是個人化的，那么文學應該是什么呢？鄭振鐸認為：“文學的真使命就是：表現個人對于環境的情緒感覺……欲以作者的歡愉與憂悶，引起讀者同樣的感覺。或以高尚飄逸的情緒與理想，來慰藉或提高讀者的干枯無澤的精神與卑鄙實利的心境。”總括來說，文學就是“擴大或深邃人們的同情與慰藉，并提高人們的精神”。這就是文學的定義，也是文學的使命。

二

但是，就1921年的語境而言，文學卻面臨著嚴峻的危機：“人們的高潔的精神，廓大的心境也被卑鄙的實利主義”所裹挾，而“救現代人們的墮落，惟有文學能之”。文學的使命不是憑空提出來的，而是有著很強的現實針對性，也就是功利主義以及更嚴峻的“現代人們的墮落”。

20世紀初，中國處于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外交等多重危機之中，這才有新文化運動的爆發，提倡科學與民主，反對迷信與專制，宣傳勞工神圣。然而，從1919到1921年，雖然只有短短兩年，從鄭振鐸的角度來說，新文化運動已經恍若隔世了。在稍后發表的《文學與革命》一文中，鄭振鐸回憶說：“‘五四’的精神多少奮發呀！‘六三’的運動多少悲壯呀！當時的奮斗情形，我們到現在談起來還要感泣呢！然而此已都如隔世事。”到了1921年，革命熱情已經褪去，曾經的革命青年陷入迷茫，找不到方向了。那么，“怎樣才能使他們在現在的時候對于舊的黑暗會發生出一種非常憎厭的感情”呢？怎么才能“引起一般青年的憎厭舊穢的感情的任務”呢？鄭振鐸的答案是，“只有文學，才能擔任”。

鄭振鐸發現文學對于激發情感的重要性，但這并非是文學工具論的體現。如前所述，鄭振鐸始終堅持的就是文學的情緒性、情感性的。鄭振鐸說，“因為文學是感情的產品，所以他最容易感動人，最容易沸騰人們的感情之火”。感情和革命的關系就是用感情去激發革命，“如果有描寫舊的黑暗的情形的文學作品出現，一般人看了以后，就是向沒有與這個黑暗接觸過的，也會不期而然地發生出憎惡的感情來，至于曾受此黑暗所磨折的人，則更是對之涕泣不禁了”，而“革命就是需要這種感情，就是需要這種憎惡與涕泣不禁的感情的”。在此意義上，文學與革命的關系不是通過工具論實現的，而是通過情感實現的。為什么是情感，而不是別的？鄭振鐸認為，“理性是難能使革命之火復燃的。因為革命天然是感情的事”。鄭振鐸強調“革命天然是感情的事”，自然有其偏頗之處，但他發現了革命自身包含著強烈的熱情與愛憎的。革命“一方面是為要求光明的熱望所鼓動，一方面是為厭惡憎恨舊來的黑暗的感情所驅使”。正是考慮到革命本身的情感性，文學的意義就非常巨大了：“把現在中國青年的革命之火燃著，正是現在的中國文學家最重要最偉大的責任。”

遺憾的是，“把現在中國青年的革命之火燃著”這種吁求在當時卻沒有可行性，因為當時的文學界的主流并不是燃燒“革命之火”的文學，其中影響最大的是休閑派文學，以鴛鴦蝴蝶派為代表，“空談愛自然的填塞風云月露、山水花木等字”。其次是有限的社會派文學，描寫“家庭黑暗，婚姻痛苦，學校生活，與純粹的母愛”，這比休閑派要好一些。最有價值的是革命派文學，真正的革命的文學，是“敘述舊的黑暗，如兵士之殘殺、牢獄之慘狀、工人農人之痛苦、鄉紳之橫暴等等情形的作品”，但這類作品可以說是“絕無僅有”。之所以如此，最大的問題是沒有“革命的文學家”。這個“革命的文學家”必須是投身于革命之中的文學家，投身于社會斗爭最前沿的文學家，但又不是一種說教和宣傳。革命派的文學家是“身入其中”，但又“能寫出”，而且是“能極真切極感動地寫出”。革命派的文學家是體驗與表現的結合。鄭振鐸呼喚的文學家，就是“理想的革命文學家”，“決不是現在的一般作家，而是崛起于險難中的詩人或小說家”。

三

從文學的定義到文學的使命，再到文學與革命，鄭振鐸的文學觀念逐漸明晰。就文學的定義而言，對情感性等文學本體的強調具有范式轉型的意義。就文學與革命的關系而言，人們很容易聯想到后來討論火熱的“革命文學”，認為鄭振鐸是理論的先驅，意義同樣重要。不過，我卻覺得中間的這個“文學的使命”意義尤其不可或缺。

首先，鄭振鐸始終堅持文學的本體性。所謂本體，就是文學之為文學的本質特征，就是它的情感性、想象性、思想性、藝術性等的統一。在1922年發表的《新文學觀的建設》中，鄭振鐸再次重申了文學的本體性：“文學就是文學”，“是人生的自然的呼聲”，“不是為娛樂的目的而作之而讀之，也不是為宣傳，為教訓的目的而作之，而讀之”。聯想其后長期的思想性對藝術性的壓倒性優勢再到對藝術性的恢復，可見對文學的本體性的堅持是多么重要。

其次，鄭振鐸堅持文學的批判性，如對文學職業化、文學名利化、文學媚俗化、文學個人化的批判，后來重點集中于“娛樂主義”“傳道主義”兩大傳統文學觀。20世紀的中國文學是對話、交鋒的產物，沒有對話、交鋒，再好的文學也難以自立。

最后，鄭振鐸堅持文學的實踐性。實踐性不是單純的社會性，比社會性更深入一點，是改善社會、改變社會。文學的實踐性就是現代中國文學啟蒙價值、美育價值的集中體現，通過文學去塑造精神，去立人，去輸送更多的新人。鄭振鐸呼喚中國文學家擔當自己的使命，去改善、建造社會，強調文學“擴大或深邃人們的同情與慰藉，并提高人們的精神”。

當然，我們也應看到鄭振鐸本人思想的歷史局限性，對于當時只有23歲的鄭振鐸而言，就其對文學的理解或對文學與革命關系的理解而言，仍有抽象化、簡單化的傾向，缺乏可操作性。不過，隨著閱歷的豐富，在經歷了五卅運動，到了20世紀30年代初，當他在《我們所需要的文學》（《清華周刊》第37卷第6期，1932年）中提出“偉大的作家們永遠是和偉大的時代相合奏的，最偉大的作品也總是為最廣大的群眾而寫的”的時候，其思想也就更具深度了。中國文學的對象不再是青年，而是“最廣大的群眾”。這些實質上就是“文學使命”說的新思考。因此，1921年鄭振鐸提出的“文學使命”說是發展的，他關注文學與社會的關系，呼喚新的文學，這一思考在今天并未過時。相比1921年，100余年后的今天，社會現實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是改善、建造社會的歷史并沒有終結，從革命到建設，再到改革，無一不顯示著社會發展在不斷走向深入，都在呼喚新的文學。

新文學的到來顯然不是天上掉餡餅，在1921年，以鄭振鐸為代表的文學研究會同人與鴛鴦蝴蝶派、傳道派文學進行著觀念上的交鋒，為現代文學的發展沖出一條新路。這是1921年文學的意義。今天的中國文學也與1921年的文學接近，正遭遇娛樂化、職業化、智能化的沖擊，中國文學難道不應該在新的對話、交鋒中凸顯自身價值嗎？盡管中國文學不乏優秀的個例，但真正具有創造性與創新性的中國文學作品尚不充分，“高原”雖有，但“高峰”不足，作為“頂峰”則少之又少。1921年之后的若干年，涌現了魯迅、老舍等文學大家，將文學的本體性與社會性、藝術性與思想性深度結合起來，呈現了現代文學的“高原”“高峰”“頂峰”，那么今天的中國文學又該當如何？中國文學又將與中國的現實建立何種關系？去承擔何種新使命？這些就成為擺在中國文學面前最為突出的、不得回答的問題了。

（作者系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