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嶄新的文化認同

法國年鑒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布羅代爾將歷史時間分為長、中、短三種時段，并以“結構”“局勢”“事件”作為相對應的關鍵詞，他們的研究模式被稱為“地理歷史結構主義”，這提醒我們：過往對歷史的認知和判斷往往囿于各種“短時段”的“事件”；而影響歷史“長時段”發展趨勢的是隱沒于日常生活的深層結構。最近讀到茅盾文學獎得主劉斯奮和批評家林崗的對話《走出鴉片戰爭的陰影》，兩位對話者高屋建瓴，從歷史、思想、文化、藝術、審美、創新等諸多角度娓娓道來，反思我國現代化轉型的歷史進程，指出當今要建構嶄新的文化認同，必須走出鴉片戰爭的陰影。

廣東的飲食文化很早就聞名天下，明末清初，詩人屈大均在《廣東新語》里記載：“天下所有食貨，粵地幾盡有之，粵地所有之食貨，天下未必盡也。”中西交流給廣東帶來了新食物和新方法，食物及做法的多樣性決定了飲食文化可能的高度，“地理大發現”給人、物的大量流動帶來契機。從“長時段”來看，“灣區”是“地理歷史結構”的產物。從全球史來看，16世紀西方經由“灣區”發現中國；1840年鴉片戰爭是從“灣區”開始的（港、澳成為“殖民地半殖民地”是“短時段”“事件”的結果）；20世紀八九十年代，改革開放、南方談話，也是從“灣區”開始的；灣區建設的奇跡為現代化敘事吹響了號角，激勵我們探索智能時代的發展之道。

比具體的器物、有形的繁華更為重要的是內在的文化信念和無形的歷史想象。日本福澤渝吉提倡的“脫亞入歐”和我國知識分子“五四”前后呼吁的“全盤西化”，都包含著一種進步與落后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如今面對一種新的智能文明，到了需要重新反思和檢校的時刻。古話說從哪里摔倒就從哪里爬起，善于汲取教訓，從他者文化中學習是印刻在我們民族基因中生生不息的智慧。“走出鴉片戰爭的陰影”系列對話立足當下、面向未來、梳理歷史，指出現代性亦有不同范式。我們應避開“單行道”的思維盲區，根據具體國情和自身的文化傳統，探索獨特的中國現代化道路。微信公眾號、自媒體的轉載使此對話廣為傳播，話題仍在持續發酵。

大灣區，新時代

改革開放將我國帶入了現代化的新賽道，給整個國家注入了新鮮的活力。作為海上中西交流的要塞，粵港澳大灣區更是獲得非凡的發展能量，經濟、科技、文化彼此借力，比翼齊飛。大灣區文化一直處在不斷摩擦生熱、互滲融通、成長更新的過程中，吸引了各個領域的人才。

由具有與中原阻隔意義的嶺南升華到真正有“面朝大海”而向世界開放的灣區，文學亦憑此東風揚帆起航。邁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學》中指出，“描寫地區體驗的文學意義以及寫地區意義的文學均是文化生成和消亡過程中的一部分……它們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空間被賦予意義的時刻。”粵港澳大灣區融為一體也將為文學提供新契機，文學創作、文學刊物與出版、文學評論、文學教育乃至整個文學生活都可能脫胎換骨，蔚然可觀。灣區不僅為女性提供新職業，更為女性提供新生活，生產新思想、新價值。張欣的《黎曼猜想》《狐步殺》和《千萬與春住》等作品彌漫著濃郁的南國都市氣息，塑造了一批獨立、自強、自信的創業女性。彤子的《生活在高處》記錄建筑女工“高處”的生活，彰顯勞動女性的尊嚴。蔡東筆下的女性渴望擁有豐盈的自我。今天男女平等有通過共同提高來實現的可能。

張欣、鮑十、董啟章、鄧一光、楊爭光、南翔、艾云、楊克、熊育群、詹谷豐、江冰等資深作家一直筆耕不輟，隨時張開感官領略大灣區日新月異的變化，書寫與時代共振的作品。鮑十的“島敘事”系列顯然是這位來自東北平原的作家對海洋文明的思考結晶。廣州作為廣東的省會城市和灣區文化的領頭羊，其低調、務實、包容吸引了王威廉、郭爽、馮娜、陳崇正、皮佳佳、梁寶星等一大批青年文藝工作者，灣區文化將形成新的凝聚力。人才在大灣區內部的流動也是值得留心的風景，比如盛可以、龐貝、黃燈等，他們都為灣區文化刻畫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黃燈的《我的二本學生》已成為現象級圖書，成為非虛構代表之作，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青年作家葛亮、周潔茹定居香港，香港很多年輕學子到內地求學寫作，這種雙向流動會豐富香港文學的敘事維度。葛亮一只眼盯著香港，另一只眼回望六朝古都南京。新作《燕食記》致力于以飲食文化為切口窺探灣區文化的底部，這塊有著千年商業交流史的土地深處流傳的秘密，經由美食承載的家國情懷得以敞亮。“民以食為天”再次提醒我們反思物質與精神的辯證關系，以及文化與生活的唇齒相依的關系。

深圳的城市氣質以高科技、高效率、高素質著稱，“來了就是深圳人”吸引著全球來客。深圳文學歷史不長，曾與打工文學、底層文學、城市文學等符號短暫地聯系在一起，今天，深圳文學飛速迭代，展現出前沿性和未來性。

鄧一光南來之后不斷地發現深圳、書寫深圳，他將深圳二字鑲嵌在小說標題中，將深圳作為敘事地標凸顯于字里行間，將深圳獨特的魅力傳遞給無數讀者。長篇小說《人，或所有的士兵》超越深圳，將目光投向1941年的香港保衛戰，通過講述郁漱石被日軍俘虜之后，在位于燊島叢林中的D戰俘營度過的囚禁生活，展現民族國家的艱難道路。從某種意義上說，多年前這場艱苦卓絕的保衛戰蘊含著這片土地的未來。吳君的《皇后大道》《萬福》等作品堪稱深圳與香港的“雙城記”，對香港的關注使她的書寫獲得了特別的視角和敘述空間。雖為南下作家，但吳君有積極的在地意識，《親愛的深圳》猶如內心的宣言，與眾不同的獲得感、融入感讓她吸收源源不絕的寫作資源。舊海棠的寫作提醒我們深圳文學與內地廣闊而錯綜的精神關聯，新生從劇痛中來。自傳體長篇小說《消失的名字》中，“我”娘家所經歷的接二連三的悲劇不僅打擊著上了年紀的父母，也深深地刺激著“我”以及現在的家庭關系。最古老的內地鄉村和最耀眼的大灣區就是這樣血脈相連，彼此相依。從較早的《綠皮車》《老桂家的魚》起，南翔就對小人物的命運傾注著同情和憐惜。新作《伯爵貓》以經典的“橫截面”結構短篇，以疫情期間“伯爵貓”書店關閉前舉行的告別晚會來表達作家的憂思與愿景。文尾“伯爵貓”三個字重新亮起。在智能文明與傳統印刷文明的殘酷競爭中，實體書店倒閉的命運不可避免，但書店曾經存在的溫馨將長久地存留在讀者的記憶中，而且閱讀始終會給人類帶來光亮，不過是換一種形式。

未來視野與人文觀的升級迭代

鄉土文學大多是憶舊的、懷鄉的，通往故鄉、童年和“鄉土中國”。而城市文學向前看，思考人類的未來，思考時代重大命題。經由王十月、盛可以、鄭小瓊、塞壬等作家的努力，打工文學不斷升級，大灣區收納了異鄉人的“鄉愁”，以新奇、忙碌、快節奏的職業生活讓他們慢慢建立起此在認同。盛慧的《闖廣東》、厚圃的《拖神》、林棹的《潮汐圖》、莫華杰的《春潮》等長篇共同見證了大灣區的成長。路魆的《夜叉渡河》頗具實驗精神；皮佳佳的《庭前誰種芭蕉樹》、馬拉的《沈先生字復觀》則具有古典氣質。陳再見的《馬戲團即將到來》向詩化一脈努力。林培源的《灰地》寫到一位哈爾濱手藝人背井離鄉來到南方，一北一南巨大的地域差異形成審美上的張力，兩種截然不同的性格相撞擊，外地人和本地人之間的微妙和沖突，身份認同的難度得以凸顯。陳崇正的近作關注抗疫，《開窗》實寫主人公勇敢地打開心窗，虛寫為讀者打開的非洲之窗。對非洲我們是非常陌生的，我們討論的西方可以簡化為歐美，被遺忘的非洲同樣是全球化的一維，是我們的鏡像。實際上，19世紀就有華工被販賣到非洲的種植園工作，江門碉樓存有早期華工屈辱的照片，這是被動全球化帶來的痛苦。如果我們今天能夠心平氣和地與這種悠長的歷史進程對話，就會深度理解全球化，重新理解現代中國。馬拉的《沈先生字復觀》將當今日本科學家的尋根之旅與當年伶仃洋上的海盜、倭寇、當局及洋船的對抗聯系起來。歷史不可追，但舊式生活中崇尚讀書、崇尚氣節的士文化傳統依然閃閃發光。

王威廉的作品以哲思見長，《野未來》等近作借鑒了科幻小說的成果，《你的目光》以開眼鏡店的男子追求眼鏡設計師的故事來承載大灣區的過去和前景。眼鏡在小說中既是道具，也是隱喻，借助高科技、時尚化的眼鏡我們可以凝望未來、期待光明；借助“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等詩句抵達掩藏最深的自我。

蔡東在改寫我們對現代都市的刻板印象——冷漠，她在孤獨、冷漠之下發現了溫暖、溫情，對打工文學進行升級改造，將現實的苦難藏到冰山之下。新作《月光下》嘗試著表達一種嶄新的都市觀和人文觀，憂傷而溫暖的情感彌漫其間。小姨和“我”兜兜轉轉相逢于深圳，小姨身上凝聚著“沉默的大多數”，他們的生活十分滄桑，曲折艱難中依然有一種樂觀、體貼。蔡東過濾掉大起大落的激蕩，摒棄廉價的抒情，慢慢敞開心扉去貼近勞動者的自尊、從容和美好。

集中閱讀青年作家的作品，能夠感受到南方寫作的新質：開闊的敘事視野。如果說用“全球視野”過于大，至少有一個對比性、超越性的視野和空間，有助于凸顯文化的雜糅性。

龐貝的新作《烏江引》以鄭重的態度重述紅軍長征途中突破烏江的轉折史，作家為此進行了大量田野調查，爬梳多種史料，并借鑒非虛構的寫作方法重構歷史憂傷和傳奇想象。史實與虛構之間的博弈構成一種巨大的張力。龐貝以虛構的智慧復活了一個智慧的群體，大寫“破譯三杰”的智慧，“狹路相逢勇者勝”，謀略和勇氣需比翼齊飛，赫赫有名的英雄和默默奉獻的智者一道譜寫輝煌的新篇。張況的章回體歷史小說《趙佗歸漢》（五卷）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俱備，可以視為灣區（嶺南）前史。

話劇《深海》以“中國核潛艇之父”黃旭華為故事原型，講述波瀾壯闊的“深海”中核潛艇研發團隊默默奉獻的愛國精神。《大道》見證了中國電訊零的突破，從無至有，再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的艱難蛻變以及整個民族國家的萬千變化。“大道”既指主角尤道生的人生大道，也指民族國家的歷史大道，從“鄉土中國”到城市中國，從閉塞的農業文明到開放的海洋文明……不同的文藝形式合力譜寫了一個具有前瞻性、豐富性、開放性的大灣區。

歷史學家赫拉利在他的“簡史系列”中指出：人類發展的總趨勢是全球化。這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歷史依據。無論當前有多少逆全球化的舉動，大自然安排的疫情抑或人為挑起的戰爭都無法逆轉這種大趨勢。灣區戰略恰逢其時，共同的地緣、方言、文化“積淀”而成的灣區想象將彌合“中時段”的制度差異，乘風破浪，“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