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樹人《時疫論》，原載《國醫旬刊》

魯迅的抱怨：中國自家的牙醫“貴不可言”

早在1925年11月，魯迅曾公開宣稱：“我從小就是牙痛黨之一。”為此，特別在其名作《從胡須說到牙齒》里，專門辟出一個章節，來寫“牙痛黨”人的生活常態與求醫經歷。文中這樣寫道：

這也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的一例，如果牙齒健全的，決不會知道牙痛的人的苦楚，只見他歪著嘴角吸風，模樣著實可笑。自從盤古開辟天地以來，中國就未曾發明過一種止牙痛的好方法，現在雖然很有些什么“西法鑲牙補眼”的了，但大概不過學了一點皮毛，連消毒去腐的粗淺道理也不明白。以北京而論，以中國自家的牙醫而論，只有幾個留美出身的博士是好的，但是，yes，貴不可言。至于窮鄉僻壤，卻連皮毛家也沒有，倘使不幸而牙痛，又不安本分而想醫好，怕只好去叩求城隍土地爺爺罷。

我從小就是牙痛黨之一，并非故意和牙齒不痛的正人君子們立異，實在是“欲罷不能”。聽說牙齒的性質的好壞，也有遺傳的，好么，這就是我的父親賞給我的一份遺產，因為他牙齒也很壞。于是或蛀，或破，……終于牙齦上出血了，無法收拾；住的又是小城，并無牙醫。那時也想不到天下有所謂“西法……”也者，惟有《驗方新編》是唯一的救星；然而試盡“驗方”都不驗。后來，一個善士傳給我一個秘方：擇日將栗子風干，日日食之，神效。應擇那一日，現在已經忘卻了，好在這秘方的結果不過是吃栗子，隨時可以風干的，我們也無須再費神去查考。自此之后，我才正式看中醫，服湯藥，可惜中醫仿佛也束手了，據說這是叫“牙損”，難治得很呢。還記得有一天一個長輩斥責我，說，因為不自愛，所以會生這病的；醫生能有什么法？我不解，但從此不再向人提起牙齒的事了，似乎這病是我的一件恥辱。如此者久而久之，直至我到日本的長崎，再去尋牙醫，他給我刮去了牙后面的所謂“齒垽”，這才不再出血了，化去的醫費是兩元，時間是約一小時以內。

相信讀罷魯迅筆下記述，這“牙痛黨”人求醫史與治愈史，有過牙痛經歷的讀者無不感同身受，大多總會有一點“共鳴”。遙思百年前的舊時國度，因為中國傳統醫學及醫藥里，并無可以確切治療牙痛的“古法”或“驗方”，就連魯迅也不得不長期忍受牙痛的煎熬。

為盡快止痛治病，魯迅也曾想方設法，希望能從中國傳統醫學及醫藥里，尋求解決之道。于是乎，先將《驗方新編》視作“唯一的救星”；“然而試盡‘驗方’都不驗”。接下來，又試驗了吃栗子的“秘方”，也無效用。“自治”已無可能的情況下，魯迅終于選擇“正式看中醫，服湯藥”，“可惜中醫仿佛也束手了”，“據說這是叫‘牙損’，難治得很呢”。

從“自治”到“求治”，魯迅的牙痛始終無法醫治，更不必奢望治愈了。臨到這“中醫仿佛也束手了”的關頭，竟然又挨了長輩一頓訓斥，導致一貫硬氣的魯迅，也不得不自認倒霉，“從此不再向人提起牙齒的事了”，甚至感到“似乎這病是我的一件恥辱”了。

魯迅不得不繼續忍耐牙痛，直到在日本長崎尋得一位牙醫之后，事情突然有了轉機；豈止是轉機，簡直可以說是一位“牙痛黨”人重見天日的歷史機遇。原來，當這位牙醫為魯迅“刮去了牙后面的所謂‘齒垽’”之后，長期牙齦出血的魯迅，“這才不再出血了”，醫療費用只不過是區區的兩元，治療的時間“是約一小時以內”。

魯迅“不相信中醫”主要原因是父親的病被耽誤

《從胡須說到牙齒》一文，讀至“牙痛黨”人魯迅終于在日本牙醫那里獲得治愈的段落時，但凡有過“潔牙”經歷的現代讀者，莫不因之啞然失笑，莫不為之有感卻又無言。一旦有了這樣的既令人失笑卻又著實不必再多做感言的讀后感，就很容易理解并即刻會接受魯迅接下來的一番評述：

我后來也看看中國的醫藥書，忽而發見觸目驚心的學說了。它說，齒是屬于腎的，“牙損”的原因是“陰虧”。我這才頓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來，原來是它們在這里這樣誣陷我。到現在，即使有人說中醫怎樣可靠，單方怎樣靈，我還都不信。自然，其中大半是因為他們耽誤了我的父親的病的緣故罷，但怕也很挾帶些切膚之痛的自己的私怨。

魯迅在這里明確地表達了，不相信中醫；更通過自己作為“牙痛黨”人的“切膚之痛”，以完整充分的治療實踐與邏輯分析，證實了自己先前不相信中醫，后來及未來也不會相信中醫的人生經驗。

至于文中言及不相信中醫的理由，有“其中大半是因為他們耽誤了我的父親的病的緣故”之語，稍稍讀過一點魯迅作品的讀者，對此都不會感到陌生。早在1918年4月發表的《狂人日記》里，小說人物中醫何先生，被直接描寫為吃人的“劊子手”。時至1922年，《吶喊·自序》里更是直白表示：“我便漸漸地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

應當說，魯迅筆下所有這些對中醫的直接痛斥，至三年后寫出《從胡須說到牙齒》一文，幾乎一氣呵成，一脈相承，乃是極為明確的人生經驗之表達。只不過，這些付諸筆墨的抒寫，有的是借助小說人物之塑造，有的是列舉個人生活事件與經歷，還有的則是直接表明思想立場式的判斷之語。

魯迅撰發《從胡須說到牙齒》一文，整整一年之后，時為1926年11月，復又撰發《父親的病》一文；前文中所謂不相信中醫的理由，“其中大半是因為他們耽誤了我的父親的病的緣故”之語，在后文中終于得到充分反映與印證。

大約七年之后 魯迅的態度似乎有所轉變

然而，令人稍感意外的是，大約七年之后，魯迅對中醫的態度，似乎又有了一些微妙的“轉變”。這一“轉變”，在1933年7月撰發的一篇題為《經驗》的短文中，有所體現。此文開篇即這樣寫道：

古人所傳授下來的經驗，有些實在是極可寶貴的，因為它曾經費去許多犧牲，而留給后人很大的益處。偶然翻翻《本草綱目》，不禁想起了這一點。這一部書，是很普通的書，但里面卻含有豐富的寶藏。自然，捕風捉影的記載，也是在所不免的，然而大部分的藥品的功用，卻由歷久的經驗，這才能夠知道到這程度……

短短百余字間，魯迅對中醫經典《本草綱目》的評價，呈現出客觀平允的姿態——這樣的姿態，似乎可以理解為魯迅晚年對中醫的態度有所“松動”，不再是先前那種冷嘲熱諷的態度了。

《經驗》一文，先是刊發在《申報月刊》之上，后來輯入《南腔北調集》，應當有著一定的公共傳播與社會影響力。不過，畢竟是“靈光乍現”似的短小篇什，并不能引起當世及后世讀者的十分關注，故而至今提及者不多。

時至1934年7月，廈門國醫專門學校創辦《國醫旬刊》，刊載了眾多中醫師以西醫知識闡釋傳統中醫的文章，就此開啟了當地中醫界探索中西醫匯通的學術路徑。當時，中國傳統醫學與醫藥界正面臨空前危機，危機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即國內民眾的信任危機與其自身的發展危機。簡言之，類似于魯迅這樣的知識分子，一而再、再而三的表明態度，堅決不信中醫：另一方面，當時的政府當局推崇西醫，有意革除中醫，已有停止中醫營業并勒令藥鋪整改的相關行政命令發布。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國醫旬刊》應運而生，希望為中醫重振旗鼓，為中醫重樹自信。

該刊創辦當年11月間，第1卷第11期之上，刊發了一篇署名為“周樹人”的《醫藥感言》。文章頗為簡短，為中醫正名立威之意，卻是顯而易見的。但此文應當不會是魯迅的作品，想來同一時代或確有這樣的同姓名者，一是作為文壇領袖級人物的，筆名“魯迅”的“周樹人”；一是作為中醫學界內部的專家學者，曾為《國醫旬刊》撰稿人的“周樹人”。

在隨后不久的1934年12月間，該刊第二卷第四期之上，這位“周樹人”又發表了一篇《時疫論》，仍秉承堅決推崇中醫的立場，大談中醫理論對“時疫”發病原理的解析，甚至于還拋出了獨家“驗方”。

至此，《時疫論》里的一番高談闊論，倒愈發堅定了筆者的預判——此“周樹人”絕非彼“周樹人”。因為，此“周樹人”只是一意要去“樹”立中醫之自信與權威，而彼“周樹人”卻是一心要去“樹”立國人之自由與權利——二人思想立場與價值取向，業已“判若兩人”，本即同名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