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詩證史或詩史互證，是陳寅恪文史考據的重要方法。在讀詩解詩的學術實踐中，陳寅恪拈出古典、今典這樣一對范疇，便于更好地把握詩歌作品中的古事今情，更準確地釋義混合古今的文學境界。陳寅恪的古典今典學說，對當下的學界、學術與學人，仍然具有一定借鑒意義和應用價值。

義寧陳氏在陳寅恪祖父陳寶箴時期進入同光勝流行列。陳寶箴1895年任湖南巡撫。戊戌變法時期，陳寅恪父親陳三立襄助陳寶箴實施湖南新政，變法失敗后，二人被雙雙革職。回南昌不久，陳寶箴病故，陳三立移居南京。經此事變，陳三立決意以詩人終老。個人學養與勝流之家的人生遭際，加上江南濃郁的舊詩詞氛圍，使他很快成為晚清民國詩界的擘天柱。陳寅恪隨父移居南京時剛剛10歲。在朱雀橋邊，烏衣巷口長大的少年，耳濡目染中，對舊體詩文產生了濃厚興趣。《柳如是別傳》中交代寫作緣起，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懵懂少年在舅父俞明震家中看到剛剛解禁的錢謙益詩集，而心有所動，情有所屬。陳寅恪晚年寫作錢柳因緣的靈犀一線，在少年時期的偷偷閱讀中已經悄悄埋下。

留學東西洋后，陳寅恪在清華等校任國學、史學與文學教授，治學之路由“塞外之史、殊族之文”，到隋唐史學、再到隋唐文學。此時的中國，處在后“五四”時代。經過民主科學思想洗禮之后的中國大學與學術界，需要建立適應現代大學教育的學科體系與知識體系，陳寅恪恰逢其時地成為新學科與知識體系的促進者、建構者。1931年陳寅恪發表《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呼吁“吾國大學之職責，在求本國學術之獨立”。1931年為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寫審查報告，提出中國學術如能于思想上自成體系，有所創獲，“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陳寅恪小王國維13歲，在清華研究院與王國維關系最好。王國維自沉后，陳寅恪痛定思痛，在盤點整理王國維學術遺產的過程中，完善了自己的學術理想。其主張以“殉文化”說解釋王國維的自沉，并以“獨立之意志，自由之思想”的口號，提升包括王國維在內的現代知識人的思想品格與學術境界。1934年《王靜安先生遺書序》總結王國維的學術內容與治學方法有三：一是取地下實物與紙上遺文互相釋證，凡考古學及上古史之作歸于此類。二是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凡遼金元史及邊疆地理之作歸于此類。三是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凡屬于文藝批評及小說戲曲之作歸于此類。陳寅恪在《序》中斷言：“吾國他日文史考據之學，范圍縱廣，途徑縱多，恐亦無以遠出三類之外。”

在“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這一學術大目標下，陳寅恪在以詩證史和詩史互證方面，別有體會，并在學術實踐中積極實踐，使之日臻成熟。以詩證史、詩史互證，逐漸成為陳寅恪所概括的王國維釋證、補證、參證之外第四種文史考證學方法。在以詩證史、詩史互證的體系中，陳寅恪賦予古典、今典這對概念以重要的闡釋學意義。

陳寅恪回國之后的研究范圍在“塞外之史、殊族之文”。其關于佛經翻譯傳播、西北歷史地理的研究，屬于西方東方學的分支，充滿著比較與對比研究的思維。在轉向中古史研究后，這種學術方法被繼承下來。1931年，陳寅恪有《庾信哀江南賦與杜甫詠懷古跡詩》，以杜甫《詠懷古跡》中“羯胡事主終無賴”一句，為庾信《哀江南賦》最末一節“天地之大德曰生”以下八句詩作解，開啟個人學術研究以詩解詩的模式。1935年有《元白詩中俸料錢問題》，從元白詩的記載中，尋求地方官吏法定俸料之外，可能存在的正當收入。這是陳寅恪有意識進行的以詩證史的實踐。在不斷開展學術實踐的基礎上，1939年陳寅恪在《讀哀江南賦》提出“古典今典說”：

解釋詞句，征引故實，必有時代限斷。然時代劃分，于古典甚易，于“今典”則難。蓋所謂“今典”者，即作者當日之時事也。

陳寅恪對今典古典的第一次界定有以下幾層意思：一、今典與古典的區分是因“解釋詞句，征引故實”的需要而存在的；二、今典與古典的區分在時代，今典是今日之時事，古典是歷史之故實；三、就解詩而言，對今典的把握難于對古典的把握。

陳寅恪以《哀江南賦》為例，做了一個區分古典意象和今日時事的示范。庾信原為梁朝人，與徐陵同為蕭綱的東宮學士，創“徐庾體”。554年出使西魏，被留滯長安。庾信熟悉齊梁文學聲律對偶之學，在西安洛陽的長期生活中，又接受北朝文學的蒼渾勁健之氣，是南北文學交融的主要人物，對唐代詩、賦的發展，有重要影響。其晚年作品常有故國之思。陳寅恪首先確定《哀江南賦》的寫作時間是在578年12月，周武帝已崩，宣帝即位，尚未改元時期。此時庾信65歲，已由洛陽刺史征還長安。其次，論證庾信之作是其看到沈炯《歸魂賦》后而作。沈炯南歸后有《歸魂賦》，欲求南歸而不可得的庾信有《哀江南賦》。因此，學界人“注《哀江南賦》者，以《楚辭·招魂》之魂兮歸來哀江南一語，以釋其命名之旨。雖能舉其遣詞之所本，尚未盡其用意之相關。是知古典矣，猶未知今典也”。同理，其賦末結語為寫作意旨所在。“豈知灞陵夜獵，猶是故時將軍；咸陽布衣，非獨思歸王子”二句，非僅用李將軍、楚王子之古典也，亦用當時之“今典”焉。通曉“故時將軍”“咸陽布衣”的今典，才能充分理解庾信依戀江南不得南歸的痛苦。

陳寅恪抗戰流亡中的三部著作《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被合稱為“唐史三書”，三書中作者對《元白詩箋證稿》增改最多，持續時間最長。此書初成時七萬余字，我們現在看到的通行本約26萬字。其中以詩證史，詩史互證的例證甚多。《元白詩箋證稿》是陳寅恪由歷史研究轉向文學研究的標志。

文學研究一直是陳寅恪不能忘懷的領地。他為王國維遺書作序，專門將王國維的文學研究立為一類，以為用外來觀念解讀中國戲曲小說是王氏開風氣之先之處。陳寅恪多次在著述中提及自己喜讀小說，其晚年寫作《柳如是別傳》，專門注明自己在衰廢之年著書，“斯乃效《再生緣》之例，非仿《花月痕》之體也”。又在《柳如是別傳》中別出心裁地指出：明末的吳越名姝，與清初《聊齋志異》齊魯狐女，分別是明、清兩代與南北兩地文人眼中的尤物，時代與地域的差別，使文人對名姝和狐女的表現各有不同。看似偶然一筆，卻是作者熟悉中國小說的證明。1953年以后，陳寅恪研究彈詞，研究錢柳因緣，使陳寅恪向文學的研究跨出了一大步，也向以詩證史、詩史互證中的今典古典的發明應用跨出一大步。

陳寅恪在《柳如是別傳》緣起部分再談釋證之學：

自來詁釋詩章，可別為二。一為考證本事，一為解釋辭句。質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當時之事實。后者乃釋古典，即舊籍之出處。

這段話可以看作陳寅恪關于今典、古典的第二次界定：今典是考證本事，理清當時之事實；古典是解釋辭句，明了舊籍之出處。第二次界定比第一次界定更為明清簡潔，更重要的是陳寅恪第一次界定后的學術操作是一篇論文，而第二次界定后的學術操作，是80余萬字的著述。其所具有的典范意義更大更廣泛。

錢謙益主盟文壇五十年，是一個有詩兩千余首，著作等身的文人，又是經歷降清復明活動故事甚多的東林黨魁首。清乾隆時期，因其貳臣行為，著述被列入禁毀之列。其族孫錢曾注錢謙益詩集，因抵觸時禁，宜有所諱。錢曾深惡柳如是，錢謙益與柳如是的交往本事，有所隱蔽不著。加上文人民間流傳的有關錢柳的記敘與史料，也因禁毀及時間久遠，湮沒漫滅者不少。這給三百年后追尋錢柳因緣者帶來極大的困難。且陳寅恪在立志追尋錢柳因緣時，已是一個雙目失明的老人。他必須依靠學術助手的幫助，才能完成研究與書寫。

明知困難重重，卻要勉力而為，這是陳寅恪在《柳如是別傳緣起》中表達的心情。《柳如是別傳》的寫作，除了成就當年朱雀橋邊，烏衣巷口那個懵懂少年“溫舊夢，寄遐思”的文學之想外，作者還有“自驗所學”的沖動：自驗所學其一是“牧齋博通文史，旁涉梵夾、道藏”，這些均為陳寅恪下過功夫的學術領域；自驗所學其二，是錢之高文雅什、柳之清詞麗句，多有讓人瞠目結舌，不知所云者。解讀錢柳之詩，正為以詩證史，詩史互證方法，提供用武之地。溫舊夢寄遐思與自驗所學的兩大學術目標，成為陳寅恪“始知稟魯鈍之資，挾鄙陋之學，而欲尚論女俠名姝、文宗國士于三百年之前”的重要憑借。

因為研究任務艱巨，陳寅恪為《柳如是別傳》的寫作制定了嚴格的釋證范圍及義例。其與“今典”“古典”運用有關的原則如下：第一，重在今典。釋證錢柳之詩，于時、地、人考證甚詳，以補錢曾原注之缺。無關錢柳之詩的本事從略。第二，解釋古典故實，自當引用其最原始出處。如原始出處不足通解詩意，則可引與詩意最洽接者。第三，錢柳因緣詩，不僅注重今典、古典，還需注意兩人酬和諸作的微妙互動，以求真實體會真實描述。

《柳如是別傳》讀起來是艱澀佶屈的。步步為營的求證，使閱讀無法流暢。陳寅恪對自己用十年工夫完成此著，是富有成就感的。其書后偈言云：“失明臏足，尚未聾啞。得成此書，乃天所假。臥榻沉思，然脂瞑寫。痛哭古人，留贈來者。”

依靠今典古典的轉換，解讀古人古籍，是困難重重且危險重重的行為。今人的閱讀著述，都是對古人古籍的一種新解與重建。陳寅恪在為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寫序時，對上述困難與危險有過提醒和警告。陳寅恪認為對古人之學說，應具有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筆。原因在于古人著書立說，有其環境、背景及時代之真相，如無真正了解，如無契合同情，則可能流于隔閡膚廓。但物極必反。如神游過度，同情失當，又極易流于穿鑿附會。穿鑿附會之弊，其為害不亞于隔閡膚廓。1932年陳寅恪在清華講“晉與唐文化史”課程時，談學術界研究現狀，有舊派失之滯，新派失之誣的評價。失之滯的舊派，滿足于資料，而很少有立論見解；失之誣的新派，有條理解釋，但離真實很遠。解讀陳寅恪今典古典之說，重溫陳寅恪當年的學術立意，對當下的學術建設，或許有所裨益。

（作者：關愛和，系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