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龍抬頭，豬會飛》之于我盡管已是過去時了，卻依然碑石一樣佇立在我兒童文學創作的沿途，昭示著我兒童小說寫作的階段性思考及未來方向。實際上，就童年表達而言，它也留有遺憾，并非完滿無缺，但還是因彰顯著“自由、快樂、創造的童年主體精神”（閱讀推廣人麥慧語）而成為我兒童小說圖譜中的重要作品。

畢竟，這部作品中彌散著我對于兒童小說童年表達的諸多思考。

首先是童年與時代的關系。童年是人類文化的基本結構，兒童是包括親子關系、校園文化在內的社會關系的締造者、社會文化的建構者。社會變革中，兒童不僅是感同身受的參與者、見證者，更是身體力行的推進者、創造者。就《龍抬頭，豬會飛》而言，這是一部呈現變革時代童年影像的作品。作品中，城鄉變遷的時代風貌是通過兩個家庭展現的。男孩雪飛家庭代表了鄉村的城鎮化趨向，而女孩龍鶯家庭則表征了城市新階層的流動與更迭。氤氳于社會變革大潮中，小說中上至父母，下至孩子，每個家庭、每個人都在“發展”，都在試圖跟上生活的節律。

其次是兒童小說“成長”表達的路徑。兒童是動態成長的生命群體。“成長”不僅是兒童的生命趨向，更是其基本的精神形態。在此基礎上，“成長”的含義是多層面的。它既包括兒童身體機能的完善，也包括情感心理的發育，更涵蓋了品性人格的養成。而在兒童多層面的“成長”中，“成長”路徑也斑斕多姿：既有災變性創傷帶來的心靈警醒，也有常態化生活勾畫的平穩軌跡；既有“迷途而返”的自我省思，也有“麥田守望”的知性牽引；既有“生命靈性”的自在綻放，也有現實愿望的即時促發等等。這其中，最為常見也最為“俗套”的就是“災變性”成長模式，似乎唯如此，方能體示成長。殊不知，現實中，對絕大多數孩子而言，平穩而平淡的生活日常就是他們的成長背景，單一而駁雜的生活體驗就是他們的成長依托。如果僅僅矚目于“異態”生活而懸置兒童生命日常，難道不是另一種形式的失真、失語、失位，乃至失范？遺憾的是，我們的原創兒童小說太過沉溺于“災難成長”，而擱置了更為真實的開放性、多樣化的常態“成長”路徑。《龍抬頭，豬會飛》力圖規避這一切，它所書寫的恰恰是“常態”童年和“生活成長”。

再次是兒童小說如何建構與教育的關聯。從世界兒童文學史看，兒童文學與兒童教育是一體兩面的存在。它不僅是兒童教育的內容資源，還是兒童教育的觀念依托和方法平臺，甚至還是兒童教育的實施路徑和目標通道。然而現實的情況卻是，我們的原創兒童文學很大程度顯示了與教育的某種隔膜。這表現在兩個層面：其一，簡化家庭教育功能；其二，懸置教育、架空教育。這表現在一些兒童小說寫兒童生活多駐足于自然世界、家庭范圍與社區鄰里關系，筆觸游離于學校教育邊緣。殊不知，學校是兒童成長的“中心現場”。學習過程、校園活動、課堂生活構成了兒童的核心生命體驗。在這一點上，《愛的教育》《木偶奇遇記》《馬列耶夫在學校和家里》《蘇珊的帽子》《羅文應的故事》《呂小剛和他的妹妹》等兒童文學杰作就是明證。而在《龍抬頭，豬會飛》中，小主人公雪飛和龍鶯的成長就是童年自在發展與家庭和學校合力推動的結果。雪飛在老師和媽媽引導下的全面發展，兩個孩子友情互動中的心靈建構，所顯示的，無疑就是教育促發與驅動的成長力量。

最后，還要提到兒童小說童年表達層面的文體自洽。兒童小說以童年視角的生命表達為天職，其本身就呈現著文體自洽性。簡言之，兒童小說體現著人類童年文化視閾內的敘事開放結構，而非封閉結構。在我看來，兒童小說是一座“交叉小徑的花園”，其通往童年生命世界的路徑有無限向度、無限可能，而非僅僅一條“成長”命脈。

（《龍抬頭,豬會飛》李學斌/著,安徽少年兒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