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社會主義文藝是人民的文藝，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要求“文化文藝工作者走進實踐深處，觀照人民生活，表達人民心聲，用心用情用功抒寫人民、描繪人民、歌唱人民。”今年適逢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80周年，《講話》深刻論述了文藝和人民群眾、文藝和革命斗爭、文藝和社會生活的關系。今天我們紀念《講話》，就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引領文藝前進方向，學深悟透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自覺用黨的創新理論指導文藝創作生產。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自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最好的精神食糧奉獻給人民。光明網文藝評論頻道特別策劃推出“新時代文藝，朝著人民的方向”專欄，邀請文藝評論家、文藝理論家等，圍繞“以人民為中心，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這一核心議題展開探討，闡發研究“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軌跡和藝術實踐，創新探索“人民文藝”的時代內涵和當代意義，在新時代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藝術精神。

回望中國現代文學和現代文藝已逾百年的發展歷程，重溫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倍感講話中明確提出并做了深入闡釋的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工作方法問題和學習問題，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重大的理論價值。

曾幾何時，文學史教學和研究領域流行著一種將“救亡壓倒啟蒙”的判斷，泛化為抗戰文藝和解放區文藝切斷甚至逆轉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新文學傳統的觀點。依照這種觀點，抗戰文藝和解放區文藝似乎成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兩個意外篇章，而本應順接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新文學傳統的正常篇章，卻被阻隔到了歷史時空之外。實際上，歷史不存在假設，歷史演變的邏輯也無法用后設的理念框架來代替。

銜接于五四新文學與抗戰文藝之間的三十年代左翼文藝運動，已經通過血與火的斗爭和犧牲，從創作探索、理論斗爭和組織建設各個方向，把啟蒙精神灌注、推進到了救亡的前沿，把先進知識分子引向了與社會大眾相結合的道路。當初，在《新青年》同仁舉起的建設國民文學、寫實文學和社會文學的文學革命大旗下，逐漸匯聚起來的新文學隊伍，開進到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戰旗獵獵飄揚的時代分水嶺前，產生了有的改弦更張、有的消極退隱、有的更加英勇前進的分化。內外交變，形勢逼人，對于五四新文藝和以民族啟蒙者自居的新文化人自身的審視和批判，與對于文藝大眾化和大眾語問題的探討和爭辯，一時成為不同社會陣營和不同思想背景的文化人所共同關切的話題。

但是，限于文化和文學的建設與斗爭還拘滯于相對狹小的城市地區和相對單一的文教行業，相關的創作和理論都未能廣泛深入地聯系社會全局，更無力觸及尖銳復雜的社會矛盾。恰如瞿秋白所概括和批評的那樣，在否定文言舊八股的過程中，又自覺不自覺地樹立了白話新八股。在打倒貴族士大夫阿諛雕琢的舊文藝腔的同時，又有意無意地讓充斥著憤世嫉俗、孤芳自賞的小資情調的新文藝腔開始泛濫。

啟蒙一代文化先驅所提倡的真正屬于平民的國語文學、寫實文學和社會文學，以及大革命失敗后為人民所期待的有助激發斗志、凝聚力量的革命文學，都映襯出了對于全國各階層各方面進步文學力量的總體動員、總體組織和總體部署的迫切需要。無論是閃耀著啟蒙光彩的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還是在血雨腥風的籠罩下迸發著斗爭烈焰的左翼文藝運動，其性質有別、目標不一，但同屬社會意識形態領域的系統工程，因而都需要來自更堅實有力的上層建筑的支持和保障，才能貫徹到位。

艱苦卓絕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勝利結束后，奔赴全民抗戰前沿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武裝，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帶來了新希望。大批熱血青年和各界愛國人士紛紛來到以延安為中心的陜甘寧革命根據地。隨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作為抗戰中流砥柱的中國共產黨擔負起全面團結社會各界力量和全面發展建設根據地的歷史重任。延安整風運動的開展和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舉行，為黨所領導的革命事業和其中包括的革命文藝事業，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強大思想武裝。累積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三十年代左翼文藝運動和根據地建設初期的文藝工作中的種種問題，終于迎來從根本上予以理論澄清、在實踐中進行徹底解決的歷史契機。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針對“我們的文藝”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文藝的立場宗旨和方法態度，提出了系統性的綱領：要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為占中華民族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包括工人、農民和人民軍隊以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分子在內的最廣大的人民大眾服務；要堅持以人民為主體的社會生活是文藝唯一源泉的文藝本質反映論的認識方法，要遵循典型論的創作方法，從社會現實中提煉和創造“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的人物、環境和情節，達到推動人民群眾走向團結和斗爭、實行改造自己環境的目的。

同時，在致力于提高的文藝創作和致力于普及的群眾文藝活動中，都要始終堅持“文學藝術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這一原則。而最關鍵的是，為做到以上這些，文藝工作者要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社會上的各個階級，研究它們的相互關系和各自狀況，研究它們的面貌和它們的心理”，在和“新的群眾的時代相結合”的革命斗爭和社會生活實踐中，徹底解決好個人和群眾、個人和社會的關系問題。

盡管在講話精神向根據地和大后方傳達的歷史現場，有過“有經有權”的反饋，在隨后中國文藝事業伴隨革命戰爭的全面勝利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全方位建設，取得豐碩成果也歷經風雨曲折的過程中，講話文本中的一些細節提法已不再作為具體的文藝政策表述，但講話中關于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文藝的立場、宗旨和創作方法等根本問題的深刻闡述，不僅從沒有過時，而且一直映照和指導著生動鮮活的文藝實踐。貫穿講話全篇的文藝源于人民、屬于人民、服務于人民解放和人民福祉的核心思想，升華了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中最可寶貴的“民本”觀念，凝結著百余年來探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的幾代志士仁人的心血，體現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文藝領域落地生根、開花結果的飽滿生命力。

在當前文藝界和人文社科理論界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全面細致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重要論述的新形勢下，人民文藝的思想信念、理論認識和實踐方法守正創新、與時俱進的歷史來路和現實意義都愈見清晰。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新征程上，承載著新時代新使命的人民文藝，必將發揮無愧歷史與時代的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