瑰麗多彩的世界文學中，德語文學堪稱奇葩，許多作品富有深刻的思想和形而上的哲學品質。“高冷”氣質或使德語文學作品余韻悠長，但也有可能使人敬而遠之。

對于北京大學德國研究中心主任黃燎宇而言，浸淫德語文學世界四十多年，感受遠非如此。

作為譯者，黃燎宇有自己的翻譯理念，他打了一個有趣的比喻，強調譯者要和作品有“化學反應”，像戀愛般一見鐘情。由此，不難理解這位研究托馬斯·曼出身的學者，說出“誰喜歡托馬斯·曼，我喜歡誰。誰討厭托馬斯·曼，我討厭誰”的率真之語。

然而20世紀70年代中期一篇對曼進行批判的檄文，使黃燎宇認定作者馬丁·瓦爾澤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他對那篇檄文的標題記憶猶新：《反諷作為高檔食品或者高貴者的食品》。幾十年過去了，他和瓦爾澤友誼像陳年老酒愈發醇香。

喜歡上討厭曼的人，這有點像是命運的嘲弄。但在黃燎宇來說幾乎是必然的。

曼和瓦爾澤差別很大。之所以能同時喜歡這兩位作家，是因為他們都具有鮮明的“德意志特色”。首先，他們都是反諷大師，其語言的思想密度很大，有一種獨特的知性之美；其次，他們都對德國歷史和民族精神進行過深入的思考，發表過諸多發人深省的見解。第三，他們都是博學之人，從他們的作品中可以學到思想史、文化史及其他實證知識。

2022年中德建交50周年之際，中華讀書報專訪北大教授黃燎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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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讀書報：在《啟蒙與藝術的心靈史》（作家出版社）一書中，您用深入淺出的語言從萊辛一直評說到20世紀的文學大師，寫出了德語文學的獨特性。

黃燎宇：話要分兩頭說。一方面，世界各國的文學都是有共性的，一是任何一個國家的文學都是由個性不同的一個個作家創造的，所以必然是豐富多彩的，二來民族文學的概念是一個相對概念，因為任何一個民族文學都是在跟外來文學的互動過程中發展起來的，不能把一個民族的文學特色絕對化。另一方面，任何一個民族文學都有若隱若現的“民族特色”，而且主要體現在其代表性作家的作品中。

我是真心喜歡德國文學的。每當聽人說德國文學不好看的時候我都一笑置之。因為，你要是習慣了讀德國文學，再讀別的文學作品的時候也許會察覺出喝酒與喝水的區別。

中華讀書報：德語文學大多作品包含深刻的思想，具有形而上的哲學品質。這樣的作品在翻譯中是否格外具有難度？能否舉例談談，如何讓深刻又有哲學品質的作品有效抵達到讀者中，作為譯者您做出了怎樣的努力？

黃燎宇：是文學作品探討純粹的哲學話題？還是文學作品的語言具有哲學品質？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文學語言是否具有哲學品質，譯者自己要有鑒別力。托馬斯·曼和馬丁·瓦爾澤筆下就經常出現哲學化的語言。

在翻譯中還有一個辯證關系是：有些來自非文學領域的專業詞匯，你把它翻得越是專業、越是遠離文學，它就越是文學，就越能產生藝術效果，就越能體現出作者真正的意圖。不知道這一點，我們就可以說譯者不解風情。

中華讀書報：您愿意分享在翻譯德國文學作品時的一些獨特感悟嗎？

黃燎宇：最大的感悟就是，好作家恰恰表現在有點“壞”，所以“好人”不宜翻譯“壞”作家，“好人”翻譯“壞”作家，“壞”的地方他肯定視而不見。

中華讀書報：怎么理解這種“壞”？

黃燎宇：反諷就是一種很典型的“壞”，反諷所表達所呈現的，是反諷者的高智商和思想鋒芒。所以我建議學生在翻譯像托馬斯·曼和馬丁·瓦爾澤這樣的反諷大師之前一定要先吃核桃。

我認為，衡量文學水準的高低就是看其思想密度。許多人認為文學作品的文學性就體現為“美文”和“詩意”，體現為華麗辭藻的堆砌。真正的文學跟這沒關系，文學的魅力來自思想的沖擊力，當然它的媒介是語言。

中華讀書報：那么您認為德語文學中比較具有思想沖擊力的作家有哪些？

黃燎宇：德語經典作家都有這個特質。讀文學作品我們有多重收獲，最大的收獲是豐富我們對人生、對世界的認識，進而構建或者修正或者顛覆我們的世界圖景。經典作家的經典作品或多或少都具有這一功效。

托馬斯·曼說自己的精神星空有相互關聯的三顆北斗：叔本華、尼采、瓦格納，后來又添加了歌德。套用他的話，我的德國文學精神星空也有三顆北斗，他們是托馬斯·曼、賴希-拉尼茨基和馬丁·瓦爾澤，還有一個海涅。他們的作品都有足夠的思想沖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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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讀書報：關于翻譯您曾有一個觀點，就是大力提倡“工匠精神”。

黃燎宇：在文學翻譯領域有一個常見的認識誤區，很多人認為會外語就什么都可以翻譯，沒有意識到自己只是一個翻譯匠人。魯迅有一句名言：“詞典不離手、冷汗不離身”，我故意進行了“歪解”，因為有些翻譯不準確不是文本造成的，而是詞典本身釋義有問題——涉及術語和概念時，對于普通外漢詞典的釋義要保持高度警惕，不經查驗和查閱，不能隨便翻譯人名、地名和概念術語。遇到疑點，要隨時請教活詞典，即各路專家、學者以及相關行業的從業人員。

我可以講一則自身經驗。翻譯《批評家之死》的時候我碰上了Karaffe這個詞。我知道這是盛酒的器皿，但不知怎么叫，德漢詞典里譯為“大腹車料瓶”，我感覺這是鬼話，可是我去哪里可以找到人話？在十幾年前，紅酒消費尚未變成我們的新興中產階級的時尚，我問了許多人都不知道這個東西叫什么。最后我急中生智，把電話打到一家五星級賓館的西餐廳。前臺不知道，但是叫來了領班。領班告訴我：這叫“醒酒器”。

再比如德文中的警官怎么翻譯？說起來簡單，其實很難。嚴格說，要拿德國警方的機構圖，看看他們的職位處于什么地位，再對應中國的警方職位翻譯。為此我找過學校保衛部咨詢。翻譯中涉及我不熟悉的詞匯，會找各方面的朋友請教，這是翻譯的職業道德。平時聽到的譯界的笑話，很多是因為譯者偷懶不去查證，要么時間不夠，要么水平不夠。

中華讀書報：這種扎實嚴謹的學術態度來自什么？

黃燎宇：可能是一半先天、一半后天。后者主要是來自德國文化的熏陶。我是做托馬斯·曼研究出身的，我從他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曼中學都沒畢業，但他的長篇小說最具大百科氣象，被視為德國最博學的作家之一。他的勤奮努力和實證精神是一般人不具備的。他遇到任何專業問題都要找專家請教，都要進行田野調查，所以他的作品細節經得起推敲。為了寫作為新生事物的X光透視，他不僅閱讀相關專業資料，還通過醫生朋友的關系到醫院放射室進行觀摩；為了寫現代音樂的問題，他三番五次把當時研究音樂發展史的權威阿多諾請到家做客，以便痛痛快快地向阿多諾請教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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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讀書報：15年中，您翻譯了馬丁·瓦爾澤六部小說——《批評家之死》《戀愛中的男人》《第十三章》《童貞女之子》《尋死的男人》《逃之夭夭》——和他的理論作品，因此被稱為“瓦爾澤專業譯者”。

黃燎宇：我很珍惜這一稱號，不過我不會稱自己是瓦爾澤研究者。我有敬畏之心，還有自知之明：我很難遵循文學研究的頭號清規戒律，難以做到公正、客觀，也無法與研究對象保持距離。瓦爾澤幾次來中國都是我邀請的，首訪是在2008年，比同輩的格拉斯等德國作家，他來中國晚了三十年。此前他的中文譯本很少，但令人欣慰的是，讀者隊伍在逐漸壯大。其中既有像莫言、鐵凝、李洱、徐則臣這樣的著名作家，也有千千萬萬的普通讀者。

理解瓦爾澤需要多幾道溝回，而且容易遭遇自身思維的極限。上我的筆譯課的學生驚奇地發現，有時翻譯瓦爾澤的一個短句竟然可以比翻譯托馬斯·曼的巴洛克式的套娃句更具挑戰。其實，體驗這種挑戰的不僅僅是我和我的學生們。翻譯《童貞女之子》的時候，我曾經拿著一個讓我撓頭的短句向三個赫赫有名的德國本土學者求助。結果，他們給我三種截然不同的闡釋，讓我一籌莫展。隨后我向瓦爾澤本人要來第四種闡釋，這才豁然開朗。

中華讀書報：這樣的例子一定不少吧？

黃燎宇：對。瓦爾澤的語言思想密度大、留白多，理解起來很不容易。譬如，在《尋找死亡的男人》的第一章，敘事者說某某人“屬于那種把分裂的德國稱作文化民族的左派。三分之一被囚禁，三分之二周游四方，但二者合在一起是一個文化民族，等等。”這句話我現在很有底氣地翻譯出來了。但一開始我對原文中的“Ein Drittel eingesperrt, zweidrittel flanierend”（“三分之一被囚禁，三分之二周游四方”）沒有把握，問過三個德國人：一個是文學教授，一個是搞政治學的，一個是搞文學批評的。他們各自作出了解釋，但未能說服我，好像也未能說服自己。

最后，我問了瓦老才恍然大悟：原來，三分之一指東德，當時東德人很難出國旅游，后者指西德，西德人又有錢又有自由，可以滿世界旅游，幾分之幾則大致與東、西德的人口和國土面積吻合。此外，文化民族是文化統一的民族，與政治民族即政治統一的民族相對應。認同文化民族概念的知識分子，就是反對德國統一的知識分子，反對民族統一就是徹底跟民族主義決裂的知識分子，就是左派（在另一種觀點看來他們則是右派，因為他們極端仇視社會主義制度）。總之，瓦爾澤是在戲仿左派知識分子。

瓦爾澤是一個善待譯者的作家。他不僅樂于回答譯者的提問、而且期待譯者向他提問。他與譯者的工作交談甚至可以安排在他可以眺望湖光山色的書房里進行。由于這一緣故，我多次前往博登湖畔的努斯多夫即核桃村拜訪他。

黃燎宇和馬丁·瓦爾澤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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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讀書報：您也寫過不少批評文章。能否談談中德批評界的差異？

黃燎宇：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異同兩方面來談。先說相同點，作家和批評家的關系是人性決定的。

批評家說作家好，作家就說批評家好，反之亦然。中國如此、德國如此，全世界都一樣。人情批評也存在于作家之間。據賴希-拉尼茨基說，德國就存在“你叫我歌德我叫你席勒”的腐敗之風。

再說區別，文學批評的發展涉及多種因素。一方面，我們的文化傳統講究為人厚道，講究含蓄有度、謔而不虐。另一方面批評活動受制于政治制度和政治氛圍。在德國，批評是制度化和體系化的。德國出版一本書，不管是學術著作還是文學作品或者譯著，出版社在正式發行之前要寄一本給批評家看，以便圖書和評論同步問世，而且這評論一定要有批判成分。德國的批評家地位是很高的，賴希-拉尼茨基更是雅俗共賞、路人皆知的大名人。默克爾總理曾親自為他頒發獎項；他死后還享受了國葬待遇，聯邦總統也敬獻了花圈。

中華讀書報：中國文學在德國的關注度如何？

黃燎宇：西方看中國文學跟看本國文學的標準是不一樣的。在西方人眼里，本國文學是文學標準，看中國文學是社會文獻，需要從政治進行解讀。在這個背景下，我們的主流作家在德國整體而言受到冷遇，德國人對我們重視程度不夠。

中華讀書報：您對中國當代作家頗為了解，認為中國當代文學達到了很高的境界，但是也有一些漢學家對中國文學有不同看法。

黃燎宇：顧彬竟然說中國作家不了解什么是人，批評中國小說不會寫人，認為“中國小說家很少只在作品中寫一個人，而且容易流于表象，沒有深入人物內心”——德國的大部頭小說，哪一部不是幾十個甚至上百個人物？顧彬批評中國的小說仍然在講故事，認為小說的語言比故事更重要。德國小說家、歐洲小說家不重視故事？ETA·霍夫曼不講故事？卡夫夫不講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講故事？他建議中國作家提高漢語和外語水平，誰說大作家一定要外語水平高？托馬斯·曼閱讀外國作品都是靠譯文，他的英語也只能對付一般的口語。

小說語言比故事重要，這不需要誰告訴我們。哪個嚴肅的小說家不關注語言、不推敲語言？他把中國和德國兩種文學變成了兩個極端。我為我們的作家感到驕傲。

中華讀書報：研究德國文學對您影響最大的是什么？

黃燎宇：回答很簡單，就八個字：言之有理，言之有據。言之有理，靠你的聰明和邏輯，言之有據，則需要你辛勤勞動，尋找證據，積累材料。

中華讀書報：全球譯翻譯機出現了，您怎么看？您如何看待翻譯職業的前景？

黃燎宇：文學翻譯中遇到的很多實際問題，很難想象翻譯機器能解決。譬如，翻譯機器能夠應付文字游戲和語言的音樂性？翻譯機器知道如何讓概念的內涵外顯？我相信，在很長很長的時間里，文學翻譯都可以高枕無憂。文學語言是抗擊人工智能的最后堡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