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我有了去杭州工作的意向。

當時我在微信上聯系的是時任浙少社文學分社社長的王宜清。她說你來吧，我們可以詳談一下。于是在那年三月，我們約好見一面。

和她一起約見我的，還有孫建江先生和文學分社的樓倩。王宜清開車來接我，我們約好在武林大廈樓前的十字路口見。突然我看到一輛吉普車放緩了車速，孫建江先生從半搖下的車窗里向我招手和呼喊。這不是我第一次見孫老師，但這個畫面很頑固地占據了我記憶中和孫老師相識的起點，每次回想起我和孫老師的交往，總是最先想起這個場景。

也許是因為那天我們深入地交流了很多話題。

或者是那天實在是屬于我人生中的高光時刻。

也許是上天有意安排，那天，平時深居金華的方衛平先生正好在杭州有場講座。孫老師和宜清約了方老師，打電話問他到哪里了，方老師大概問到了參加聚會的人員，他們如實相告，說到我的時候，孫老師突然賣起關子來，說還有一位神秘來賓，你來了就知道了。

那年我不過29歲，能被如此禮遇實在是受寵若驚。

那年孫建江老師60歲，我入社不久后，他時常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送我一些書。不是新書，而是很有史料價值的舊書。比如，我擁有孫老師從事理論研究以來的全部學術著作的簽名版，還有他和旁人一起主編的歷年兒童文學年選和幼兒文學年選等等。

在孫老師送我的所有書中，有一本尤為特別。

那是一本薄薄的小書，封面是深綠色的，名為《這一路我們說散文》。書中記錄了1996年的一次江南兒童文學散文之旅中，海峽兩岸的作家、評論家對兒童散文的暢談。當然，其中就有孫建江先生。

那是一次充滿理想主義光輝的文學之旅，三天三夜，旅途中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談兒童散文的寫作。散文之旅結束后，與會者之一的桂文亞女士把由方衛平先生連續奮戰七天整理出來的書稿在臺灣地區出版了，可能只印了幾百本，所以非常稀有。

我還記得當文學分社的小伙伴們知道有這么一本特別的書存在的時候，紛紛在聊天群里向孫老師索要。當時孫老師手上的樣書也所剩無幾，我仿佛看見他像面對打劫的強盜一樣擺擺手說，沒有了沒有了，我最多還能拿出一本供大家內部傳閱。

他內心應該是喜悅的吧，那種把歲月的一角掀開后驚艷眾人的喜悅。

有人可能會說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是文學的黃金時代，搞個筆會什么的很容易。但我想說的是，八九十年代的兒童文學可不像今天這樣已然成為市場的寵兒，那時候兒童文學是冷門，從事兒童文學理論研究更是一項寂寞的事業，如果不是出于真正熱愛，誰也不會興師動眾地把海峽兩岸的朋友聚到一起，專論即使在兒童文學這個冷門里也處于冷門位置的兒童散文。

而且是自費。

在我看來，從事了一輩子兒童文學事業的孫建江先生幾乎已經癡狂了。他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無時無刻不在捕捉兒童文學的動態，直接參與、見證和推動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儼然一部“行走的兒童文學百科全書”和“活的兒童文學史”。

有一陣子，我經常約孫老師去看電影。現在能想起來的是《八佰》《一秒鐘》《送你一朵小紅花》《心靈奇旅》《人潮洶涌》《波斯語課》《懸崖之上》《情書》等。

我還記得看《一秒鐘》的那次，當片尾曲響起，燈光緩緩亮起，我發現孫老師流淚了。他說：“我之所以感動，不全是因為電影，還因為它讓我想起了我經歷過的那個時代。”

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孫老師流淚，下次KTV，他會為我們唱起這首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