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被人詰問文學有什么用的時候，我們更多的時候是將無知或無奈留給了問詢者，雖說其中也包含了一定程度的真實性，但是我們真的很少思考自己的創作和研究為什么對他們沒有發揮作用或產生影響。因此，對于這一問題的思考實質上是對文藝批評的社會價值的探討。

文藝批評價值的實現有多種途徑，我們探討這一問題并不否認和輕視人們對這一問題已有的基本認同，探討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完成一種“補短板”的過程，而這一過程也是建設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過程。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要提倡理論創新和知識創新，鼓勵大膽探索，開展平等、健康、活潑和充分說理的學術爭鳴，活躍學術空氣。”對于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三大體系”的建設，習近平總書記從形而上的理論內容到形而下的實踐方法，都提出了全面完整的要求。我們看到，當下在討論關于新時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三大體系建設時，人們更多的思考是指向三大體系建設中的意識形態立場、思想文化資源和基本學理邏輯等普遍性、共同性的宏觀問題，而較少關注不同學科專業和學術領域之間的個性差異。毫無疑問，宏觀問題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不同學科專業之間共同的基本立場，是一種超越性的學術前提。同時，宏大敘事、邏輯思辨也是人類思想文化一脈相承的共同精神傳統。從柏拉圖時代的靈感論和邏輯思辨到羅馬時代的法理精神、中世紀基督教神學理念、黑格爾和康德的古典哲學形而上思想體系，直到近代科學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思想，都貫穿了一種本質主義的抽象理性思維。這種理性思維是超越物質世界和個人意志的邏輯存在，進而演化為一種社會秩序與精神法則。作為哲學社會科學的共同屬性，科學理性首先體現在歷史的邏輯性和真實性方面，哲學社會科學的價值實現需要服從這一基本理性的邏輯。而就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來說，內容上的意識形態立場、民族和人類意識，方法上的歷史性、科學性和邏輯性等，都反映了這種共同的理性思維傳統的特征。與此同時，不同時代理性思維的所有特點都不同程度上表現出對于感性、個人和個別的否定與忽略。

從文學史研究和文藝批評來說，個人性評價具有思想邏輯的合理性。文藝批評是一種科學活動，也是一種審美活動。作為一種科學活動，文藝批評必須具有邏輯性，具有一般科學的普遍理性；作為一種審美活動，文藝批評又必須具有情感性，具有思想的個人性。無論是從學科屬性還是學術研究來看，不同學科都存在著不同的個性特征。在文學研究和文藝批評領域，除了具備哲學社會科學以上幾個基本特點之外，還具有其獨到的思想屬性和審美價值要求，而在此之中，最不能忽視的就是個人性和情感性。

歷史研究最終都是要追求當代性價值的，而當代性與個人性是相通的邏輯環節，沒有個人性的評價就不能構成不斷創新的當代性內涵。任何創新的思想都是從個體思想的創新開始的，而“歷史定論”最初就是由“不確定性”的個人評價發端的。克羅齊稱“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科林伍德稱“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雖說我們不能接著說“一切歷史都是個人史”，但是至少一切歷史都應該包括個人史，這總該是一個能得到人們基本認同的判斷。否則，對于歷史的重新評價就無從談起。20世紀末口述史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大歷史敘事的某種缺憾，但是對于具有思想個性和審美個性特征要求的文學史研究和文藝批評來說，卻仍然缺少個人史的敘事特征和個人性的闡釋特征。對于文學史的評價本質上就是對于歷史的評價，而對于歷史的評價往往就是一種當下評價。因此，歷史評價必然隨著社會時代變化而變化。本質主義對于文學史研究和文藝批評來說，首先應該是一種普遍事實的陳述。同時，“我們必須要警惕的是，傳統本質主義世界觀很容易進一步抽象為一種‘本質主義’思維方式。就歷史和文學史寫作而言，那就是離開基本歷史事實陳述，而將本質主義作為單向的思想原則和寫作方式，從而對歷史事實進行閹割，讓歷史適合某種先驗的‘本質’，使文學史寫作成為不真實的敘述。”

張江教授近些年一直在探討闡釋的公共性與主體性、有限與無限及其關系問題，努力建構“中國闡釋學”的邏輯體系。其中，他提出的“闡釋主體的權利”的觀點提醒我們，在“公共理性”的制衡下，對于文學史研究和文藝批評進行個人性的闡釋具有一種思想邏輯的合理性：“不同的闡釋主體，把握同一文本，因無窮的不同理解，生出的闡釋無限”。文學創作中作家個體人生體驗的獨特性與真實性、文藝批評審美價值的個人性和主觀性，決定了批評話語的個人性存在的合理性。歷史總是要尋找最大的公約數，個人性敘事并不總是屬于個人，多數的個人性敘事最后構成了公共性敘事，因此，具有公共理性的個人話語也是一種群體性、人類性話語。與此同時，個人性評價必須建立在個體理性的基礎之上，否則大多數人的見解也不等于公共理性。相反，有時候在一個缺少理性的大多數群體中，個體理性反而會成為被否定的悖論，個體理性會自我弱化或被同化。所以，政治理性、社會理性與學術理性是實現和保證個人話語建構的基礎與前提。

文藝批評話語的個人性首先表現在獨到的思想性層面。思想性不等于理論性和邏輯性，后者可以是通過對現有思想的闡釋而形成的，既可能具有思想的總結性，也可能具有思想的重復性。其中或許是邏輯自洽的，也就是自圓其說的，體現出一種話語形式的完整性和規范性，但是卻缺少創新性的思想內容。而思想的重復是沒有太大意義的，關鍵在于思想的創新。在文學史研究中，史料性研究最容易缺失個人性評價，構成一種碎片化的資料爬梳。其實包括史料整理在內，從史料到史料從來不是文學史研究的目的，史料的思想性和邏輯化才能活化資料和歷史本身。而對于文藝批評而言，個性化的思想更是不可或缺的。

歷史的真實和評價的真誠是文學史研究和文藝批評思想性的核心要素，對于研究對象的肯定與否定都要服從這一學術前提。創新性的思想不一定具備形式的規范性和邏輯的完整性，很可能是一種片面的深刻甚至存在某種偏頗，但是卻能給人以啟示和思考，這種不完美的獨到思想比起那些貌似完美的常識，在一定程度上更有價值。社會變革和思想創新首先都是從個人開始的，沒有個體的創造就沒有群體和社會的變革。要實現這一功能，就必須具有一種創新意識和營造一種創新的環境。與此同時，創新性的思想來自創新性的思維方式，不具備創新性思維方式，新思想也可能是偶發的和片段的；而由創新性思維方式產生的新思想則是經常的和系統的。思想的落后是可以改變的，但是思維方式的落后則是很難改變的。因此，培養個性化的思想首先要訓練一種能夠產生這種思想的思維方式。與其他學科相比，個人性是人文學術特別是文藝批評最為明顯的精神特征，是一種見仁見智的自我感受，更需要創新性的思維方式。

個人性批評話語的確立除了批評主體應具有的創新性思維方式之外，還必須擁有平等的學術權利和真誠的批判立場。學術研究是一種平等的精神活動，應確立一種學理意識和學術倫理的共識，要盡可能地堅持和維護學術研究與學術評價上的平等原則。個人性話語的確立離不開這種平等的學術環境，個體的自然性存在并不一定能帶來話語權利的平等，群體性話語與個人性話語之間總是不平衡的，群體性話語具有廣泛而深厚的社會與文化基礎，很容易成為一種權威性話語。因此，對于文藝批評個人話語的認同和強化，實質上是對于個人自然權利和思想權利的維護。此外,低俗而流行的網絡文化和影像文藝是當代文藝批評應該高度關注的現象，大眾文化權利與現代文明社會的建設應該是一致的。當下拜金主義、娛樂主義和職場攻略、宮廷權謀、歷史戲說、抗日神劇、諜戰神劇、“灰姑娘”逆襲上位和“窮小子”咸魚翻身等現象充斥熒屏和網絡，文藝批評必須用社會理性與審美品格來加以引導。迎合和鼓動大眾的低俗性文化消費不是真正的大眾立場，而是對精英意識和知識分子責任的放棄，最終導致對于大眾文化自身發展的傷害。文藝批評的標準是一種正義和健康的標準，目標在于“懲惡揚善”，歌唱與批判是其共同生命所在，其中尤為重要的是思想性的批判。

毋庸置疑，個人話語是建立在民族話語和人類話語基礎之上的個體性闡釋，不能脫離民族性和人類主流話語。哲學社會科學的學科發展、學術研究要服務于國家主流意識形態，有益于人類文明發展，這是一種歷史事實，也是一種思想邏輯。同時，在闡釋過程中必須體現出學理性和個人性。文學研究和文藝批評建構學術話語，不能停留在從政治到政治或者從政治到學術的層面，而應該達到從學術到政治的境界，這是學術理性的基本要求。否則就疏離了哲學社會科學的學科屬性，弱化了專業知識分子的社會價值。

需要說明的是，文藝批評的個人性話語建構并不等于思想上的個人主義主張。人們對于個人主義的忌憚由來已久，有時候甚至超越了應有的領域與邊界。有人認為，“就單個藝術家來說，他們像普通的個人一樣，只是一種單獨的存在，他生活在相對狹小的空間里，自身實踐的永遠只是自然之光的一個方面。個體的局限性要求人要勇于自我突破。既然藝術要實現人類超越自身甚至超越自然的總體提升，那么每一個肩負此種責任的藝術家，就在個人成長與自我突破方面更加責無旁貸。”可以看出，突破自我和個體性局限是實現人類自身超越的路徑。個人性在不同領域和對不同對象的評價中，具有不同的價值與屬性。在文藝創作與批評中，個人性話語是不可或缺的。在意識形態正確的前提下，文藝批評的個人性話語并不具有所謂的類似“雙刃劍”的二重性，即使個性話語與眾不同也是正常的審美現象。個體生命的生活感悟和獨到的審美價值追求，不僅是創作與批評的實踐過程，更是一種需要提升的藝術境界。《創業史》中純真崇高的梁生寶和《檀香刑》中精致殘忍的趙甲形象塑造大相徑庭，但都是柳青和莫言對于歷史人生的獨特理解和表達。因此，個人性話語不僅是一種正常的藝術手段，也是一種正常的思想權利。超越常識的思想往往是不易被接受的，甚至可能被抑制，但從根本上說，群體性意識最初也都是從個性意識發展而成的。

文藝批評的個人性還表現在話語方式和敘述風格上。當下文藝批評話語的學院模式和非文學性敘述，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話語表達的玄學化和模式化傾向。學科體系和學術體系的建構不只是一個內容問題，也是一個形式問題。形式是內容的邏輯結構和表現形態，話語方式的選擇是對于這一結構和形態的不同表達。目前，在文學研究和文藝批評的學術體系建構過程中，話語方式存在著較為明顯的玄學化和模式化問題。其主要表現就是套用西方各種理論，把一種日常知識用非常深奧甚至晦澀的話語曲折地闡述出來，西方理論的某些詞語成為文藝批評的關鍵詞甚至主題。這種理論的過度哲學化，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玄學化傾向，其實也是一種話語方式的模式化。玄學化和模式化的共同特點，是脫離研究對象的內涵和批評實踐的目的做一種純粹形式主義的研究，其話語表達邏輯嚴密、概念深奧，但內容是常識性的或者反常識性的。當前許多文學研究和文藝批評實質上做了哲學學科的搬運工，簡單利用當代哲學理論來解釋文學現象，從而造成了普遍接受的障礙。個性化是在對常識的反思和超越的思想基礎上，形成的個人性話語表達。文藝批評的本質特征是審美批評，其所具有的科學性不能簡單地轉換成空轉的邏輯。其實，這一要求也體現在學科體系與學術體系之間的差異性上。學科體系需要固定化，強調公共性；而學術體系則應該個性化，強調創新性。個性即風格，個性不鮮明，風格就難以形成。

文藝批評話語結構的模式化，是導致批評話語個人性不足的外在表現形式。一篇關于具體作品的批評文章的文體結構往往具有大致相似的格式，多由這樣幾個部分構成：作家簡介、作品內容簡介、作品思想主題、人物形象、藝術特征，最后點出一兩點不足，而且結論也往往是“瑕不掩瑜”之類。無論是文學史研究也好，還是文藝批評也好，評價的核心就在于突出作品最獨到的特色，將自己的感覺闡釋出來而得到最大多數的認同。如果面面俱到，就使作品淹沒于一種雷同的模式中，喪失其真正的特色，而文藝批評的個人性價值也就無從體現。

尊重和鼓勵文藝批評個人性話語的建構，是維護文藝創作和批評本身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也是對于人類思想文化和文藝創作基本規律的堅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