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食在本質上是一種人類活動，不僅包括生理方面，還包括社會和心理方面。在文學作品里，以及更廣闊的文化語境中，食物都可以轉化為具有各種象征性的敘事符號。哲學家費爾巴哈說：“人就是他所吃的東西。”也就是說，人如其“食”。食物反映的是人的生活環境和生活態度。不同時代背景下的文學作品里，食物的“登場”都有著不同的文化學意義。

生存欲望

韓國現代小說史上，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創作主流是貧困小說和監獄小說。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金南天的《水》（1933）、李光洙的《無明》（1939）等，這些作品所表達的是一個共同的核心問題——食物。這一時期，文學作品中出現的對食物的欲望是為了表現主人公的生存渴求。金南天在《水》中有這樣一段描述：“如果不是被關在這間小屋子里，我怎么會為了滿足這個讓我無法忍受而又極其正當自然的欲望和需求而去用身體撞石頭呢？”獄中主人公的“欲望”和“需求”僅僅是對一口“水”的生理渴求。這種描述在韓國文學界曾被批評為：“嚴重的生物學心理主義。”（林和《六月的創造》，《朝鮮日報》1933年7月18日）

李光洙的《無明》描述的是殖民地監獄里雜犯的世界。在這樣的世界里，吃是超越自身目的和動機的行為，是貪念，而食物就是“赤裸裸地揭露這些愚蠢欲望”最直接的手段。在其同時期的作品《饑餓與殺戮》（1925）、《紅焰》（1927）中，導致殺人放火的罪魁禍首都是對食物的饑渴。

尊重生命

同樣是描述維持生命的食物，在樸景利的《市場與戰場》中，體現出截然不同的意義。主人公智英與同校的老師們一起吃飯和喝咖啡的場景，展現了20世紀60年代學校老師的生活面貌。寄宿房的主人看智英一人很孤單，便邀請她一起吃飯。此外，造成智英和丈夫婚姻不幸福的原因中，食物也占有“一席之地”。這對夫婦的關系因丈夫在別人家的地里撿到的幾個土豆，以及智英懷孕時獨自吃的白豆白米飯而惡化。

戰爭期間，當智英與其他教師一起回到漢城時，社區里陌生的婦人們在每個路口的角落里給他們備好的水，士兵們遞給他們的餅干，村民給難民的飯團，以及對逃到鄉下的少年們偷紅薯行為的默許，都源自對生命的尊重和關愛他人的態度。《市場與戰場》中的食物主題體現了樸景利的文學思想，即維護人的尊嚴最重要的就是尊重生命。

情感訴求

食物本身具有社會屬性，人類學家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認為，“食物不僅提供營養，還能提供思考”。由此，符號學學者和文化理論家開始詳細探討文學作品中出現的食物的含義。朱耀燮的代表作《廂房客人與母親》中，玉熙的母親煮了六個雞蛋，讓玉熙給客人送去。金裕貞的《山茶花》中，占順把三個烤土豆拿給“我”。煮雞蛋或烤土豆在作品中不是自然物本身，而是溝通的象征性符號，它們都傳遞著難以用語言傳達給對方的某種內心的好感。

李光洙的《土》中，許崇在老家的夜校結業后，前往京城時，柳順給了他四個煮熟的玉米。“但許崇沒吃光。不，不能吃。”很明顯，這煮熟的玉米也包含著像前面煮雞蛋或烤土豆一樣難以用語言表達的“心意”。那么，為什么不吃呢？從許崇“吃了兩穗，覺得有點兒丟人，就又包起來了”，“站長、車長、站夫和戴紅邊帽子的巡士，戴巴拿馬草帽的紳士、提著籃子的女學生和她的父母”等描述中，可以看出他是領會了這“心意”的，覺得“丟臉”是因為在意他人的眼光。

女性主體意識

隨著作家對與生活緊密相關的日常題材的關注，食物不再是單純的素材，而是反映一個時代文化內涵的主要文學素材。樸婉緒的《一個跌跌撞撞的下午》和《城市荒年》展示了女性對婚姻和愛情的看法，背景設定在韓國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發展的20世紀70年代。女主人公是城市的中產階級，有著世俗的欲望和勢利。“新式廚房的餐桌”和西餐立體地展現了70年代女性意識的變化，以及父權在家庭中的日漸式微。

《站立的女人》和《非常久遠的玩笑》等作品，體現了20世紀90年代女性的性別意識和自我認同感在后資本主義社會環境中變得更加明顯。家庭中，由女性來做飯在當時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但《非常久遠的玩笑》的主人公“現金”對這種女性在家庭里“做飯的義務”持強烈的抵抗態度。導致她離婚，促使她追求新生活的原因就是“做飯”。她拒絕為丈夫做家常飯，卻在離婚后以及新的戀愛關系里，表現出了對烹飪的熱情。

文化傳播

韓國和中國同屬亞洲文化圈，古代朝鮮更是深受中國飲食文化的影響。《鎖尾錄》記載了朝鮮中期貴族的歲時時令飲食，有“用糯米粉揉成圓餅，然后用油煎它，稱為花煎”等具體食物原材料和制作方法的描述；也有“寒食節在冬至后105日，禁煙火，只吃冷食”，“端午是一年中營養最豐富的日子，會采集藥材，制作年糕來祭祖。此時采摘的艾草既可藥用，也可食用，將艾蒿采摘下來，用研缽搗碎，放入糯米粉，揉成綠色獨輪車形狀的年糕”等傳統節日及飲食習慣的記載，從中不難看出中國傳統飲食風俗的影子。

現如今，韓國在春節、中秋節等傳統節日的飲食與中國都大不相同，有了其特有的民族風俗和文化。特別是近年來，韓國包括漫畫、影視等多種形式的文藝作品中，出現越來越多的“韓式美食”，形成韓國特有的飲食文化，被廣泛傳播。“泡菜”“啤酒配炸雞”“韓式炸醬面”“韓式部隊火鍋”等，通過多種形式被全球越來越多國家的年輕人接受并喜愛，成為韓國飲食文化符號。

食物除了具有消除人類饑餓的價值外，本身就是文化、生活和意識形態。文學作品里的食物也可以成為文化傳播的方式和內容。中國作家高曉聲說，“吃東西也是文化”，因為我們在食物的發展演變過程中，看到了一種文化精神的積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