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鳴（右）與曹禺

話劇導演是各式各樣的，任鳴，并不像他的名字那樣任意鳴放，不，從來都不，他是謙和而又穩重、內斂勝過張揚的人。生前，適逢人藝70華誕，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做人藝人，此生足矣。”這道出他為人作藝的基本準則。

任鳴一生導演過多少部劇，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擺正自己的位置，他始終把“人藝”兩字放在前面，猶如兒女對待父母，又像晚輩敬重前賢。當年曹禺先生對愛徒耳提面命，看來是一種識人之明。直說吧，單就話劇藝術而言，劇作家是劇院的臺柱子，盡管人們都愿意把“臺柱子”的稱呼，賦予男女主演，但是，我還是要說，偉大的劇作家是棟梁，而導演呢，若不是室內裝修的包工頭，就只能是個油漆匠。倘若我言為虛，那么，為什么莎士比亞環球劇院非要用劇作家“莎士比亞”的名字命名，歌德大劇院為什么拿劇作家“歌德”做招牌，哥爾多尼劇院為什么抬出劇作家“哥爾多尼”，而法蘭西喜劇院為什么稱為“莫里哀之家”，而不用某某導演的大名來做旗號？同樣，為什么我們人藝新建并啟用的“北京國際戲劇中心”建筑，被稱為曹禺劇場？這個道理很簡單：話劇的一劇之本在于文學腳本；一個劇院的鎮院之寶在于劇目。事實上，劇作家是劇院的一家之主，而導演最多也只是一個大總管。

身為一個導演，對經典戲劇作家和作品的尊重，是起碼的素養和品質，因為任何一個盡責盡力甚至嘔心瀝血的作家都不該成為一個牽線木偶，被拿來玩耍，而戲劇導演也不該是一個雜耍藝人。導演本人當然應該是一個心智和見識相對出眾的人，然而，這并不是說要唯我獨尊，目中無人，把那些活著或故去的劇作家視為無物。我們不該這樣，也不能這樣去做。任鳴是讓劇作家放心、安心、舒心的一位導演，他雖然是中戲畢業的高才生，卻從不搶戲，常見他在大劇場、小劇場的角落里一坐，謙卑甚至是有點兒怯生生地觀看他自己導演的作品，落幕時，他也總是小心翼翼地問你：“您看怎么樣，還行嗎？您一定要多提意見！”他敬畏戲劇藝術的態度，出自戲劇世家的本能，也源于血脈中流淌的遺傳基因，更是他本人溫潤如玉、切磋琢磨的修養和風度使然。我們用《詩經·衛風·淇奧》中的詩句來描述，最能體現他的風采：“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君子風范，一脈千年。

任鳴，儒雅、博學、仁厚、端方之人也，他從來不把一個經典劇作家的作品當作殘缺不全的半成品，而把自己當作一個完美無缺的稀缺品。正相反，他總是認識到自己的局限性，而想辦法欠起腳，向戲劇藝術的天花板靠攏。應該說，這是人藝自建院以來的文化積淀和優秀傳統，身處幕后的大導演甘愿為他人作嫁衣裳，雪中送炭于劇本故事結構、情節安排、人物刻畫的先天不足，錦上添花于文學腳本的規整完備、詩情畫意、字字珠璣，不求聞達于看官，只愿無愧于藝術。讓我們以人藝歷史上巔峰級別的人物焦菊隱導演為例，正是這位留學法國，獲得巴黎大學文學博士的導演，執導了一臺幾十年長演不衰的京味話劇《茶館》，尤其是第一幕戲的大場面、眾角色的喧囂熱鬧，充分顯現出舞臺總調度的天才想象力和表現力，鴻儒掛帥運籌帷幄之中，而凌煙閣上何必鐫刻大名。時至今日，中國觀眾一提到話劇《茶館》，必然大談大贊作家老舍，又有幾人知曉導演姓甚名誰。不由得想起明代唐寅的美文《菊隱記》：“君子之處世，不顯則隱，隱顯則異，而其存心濟物，則未有不同者……菊之為物，草木中之最微者，隱又君子，沒世無稱之名……”人藝首位大導演的功勞與節操，正當得“菊隱”兩字。慕賢而求道的任鳴導演，同樣是渾然大氣，具有隱者風儀，他勤勤懇懇、孜孜矻矻，幾十年如一日，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導演風格和路數，即大戲求穩，小戲求新；土戲求實，洋戲求真，難說好壞，卻是個人色彩。譬如，他執導的大戲《日出》，不僅將曹禺先生原著原汁原味的演繹并把其浪漫的詩意烘托而出；小戲《有一種毒藥》把現代都市男女情感的復雜心理用一種清新的舞臺方式來呈現；“土”戲《北京大爺》保留了京城胡同的煙火氣息和鄰里之間的家長里短；洋戲《嘩變》則真實再現了西方世界于一艘艦艇上所顯露的種種游戲規則……

說到我本人和任鳴導演的緣分，則是通過一次“打牌”來締結。那是在21世紀初，人藝剛剛推出一系列小劇場話劇演出時，面臨一些來自戲劇圈內圈外的壓力。偏巧，我看了其中一部根據網絡作家痞子蔡同名小說改編的話劇《第一次的親密接觸》，覺得很有現代感和新鮮感，也頗有輕松愉悅的現場氣氛，于是在興奮之余，提筆寫了一篇文化時評發表在《北京日報》上，題目是《人藝打出的時尚牌》。沒想到，任鳴導演讀過文章，大加贊賞，他通過當時北京日報專門報道戲劇的記者徐雪梅，邀請我美餐一頓，我巴不得能和人藝大導演一起大快朵頤。席間，任鳴、徐雪梅、我三人一起喝了啤酒，卻忘了吃些什么，只記得相見恨晚，相談甚歡，從此結下多年友誼，只要任導排戲，沒的說，我必在劇場受VIP待遇。而我也不白蹭票，心血來潮時，總有劇評奉上。然而，與任鳴導演見面最多的地方，不光是劇場，還有人藝辦公樓二層的會議室，人藝每一部新上演的戲劇都要在這里召開作品研討會，幾十年不變的傳統、規矩，讓戲劇藝術家和評論家共同受益，而在墻上那塊“群賢畢至”的牌匾下，每每聽到各位專家高論，更有任鳴作為院長或導演所做的總結性講話。他總是感謝大家辛苦到會，除了感謝還是感謝。其實，我們內心都知道，最該感謝的是謙遜為懷、禮賢下士的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和院長任鳴、導演任鳴、我們的親密朋友任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