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體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在聯系，展示了中國共產黨弘揚提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責任。

民惟邦本：中國共產黨人民觀的底蘊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民本思想源遠流長。《尚書》中的“民惟邦本”是其最早的表述。先秦時期由天民關系向君民關系發展，反映了其演變的路徑。其中，春秋時期“民為神主”的思想是天民關系最高表現形式，孟子“民貴君輕”、荀子“君舟民水”，是關于君民關系的至理名言。西漢時期，賈誼提出“民為國本”思想，強調“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深化了先秦民本思想，對歷代影響深刻。漢初的“與民休息”與“文景之治”，可謂民本思想的經典案例。時至中唐，柳宗元擎起“吏為民役”旗幟，不失為民本思想中最具人民性的精華，達到民本思想極致。

這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厚重性和深刻性。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這些優秀的民本思想得到根本弘揚、有效實現和不斷提升。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始終遵循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堅持以人為本，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人民首創精神，保障人民各項權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這種為民、靠民、惠民的人民立場和人文理念，展示了中國共產黨的人民觀，體現了中華民族“民惟邦本”的文化精華，使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發揚光大。

古今之變：中國共產黨變革觀的底蘊

“古今之變”，出自司馬遷《報任安書》，講他寫《史記》是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作為人們一直所要通曉的問題，“古今之變”中的“變”，指的是事物運動發展的“變化”與除舊布新的“變革”。

中國傳統文化關于運動發展的“變化”思想十分豐富，依對其理解不同，可分為從事物運動發展所處狀態、相互轉化及所處條件等層面對“變化”的認識，以及從事物運動發展意義與作用的層面對“變化”的認識兩種情形。前者諸如孔子把“變化”理解為“損益”，老子把“變化”理解為事物運動發展中的相互轉化，《晏子春秋》把“變化”理解為事物運動發展所處環境條件。后者諸如《易經》講“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論衡》講“陽溫陰寒，歷月乃至；災變之氣，一朝成怪”；郭璞講“惟岷山之導江，初發源乎濫觴”，劉禹錫講“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后波”。

除舊布新的“變革”思想應運而生。韓非子講“不期修古，不法常可”，揚雄講“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康有為強調“物新則壯，舊則老；新則鮮，舊則腐；新則活，舊則板；新則通，舊則滯”，而梁啟超則強調變法則存，不變則亡。在“變革”思想推動下，歷代改革家層出不窮，“變革”思想一脈相承。

踐行改革創新的時代精神，就是要以開闊胸懷，面對世界和平發展的時代潮流；以科學態度，對待堅持發展馬克思主義問題；以敢闖膽略，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以創新精神，建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百年變局視野，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顯然，中國共產黨的變革觀，與“古今之變”的思想相通相印。后者是前者的文化底蘊；前者則使后者煥發青春。

德法相濟：中國共產黨治國觀的底蘊

荀子是戰國時期儒學的重要代表。當天下一統已成大勢之時，他革新儒學，以其“禮表法里”的面目，適應封建王朝一統天下的文化需要。其“儒法兼治”的基本內涵，在于“王粹霸駁”“援法入禮”的治理主張。荀子儒法兼治思想的合理內核在于“德法相濟”。在人類社會中，社會治理秩序和百姓行為規范，離不開自律和他律兩種約束力。提高自律性靠德治，提高他律性靠法治。作為社會治理的兩種方式，德治與法治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補充。可見，作為社會治理的基本原則，“德法相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蘊含的時代精神。

中國共產黨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與“德法相濟”一脈相承。黨在社會治理中，一方面堅持以德治為基礎。在依法治國中強化道德的行為規范，彰顯道德的價值取向，注重道德的社會訴求，提高道德的自信自覺，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貫穿依法治國全過程，使法治精神得到道德的滋養，使道德對法治文化發揮支撐作用。通過在法治中堅持道德認知、價值取向、社會評價和行為自律，使道德的自信、自覺注入法治，使公民對法治的自信心、自覺性得以提高。另一方面堅持以法治為保障。在依法治國中推動道德觀念深入人心，強化道德約束剛性支撐，發揮道德社會導向功能，化解道德領域突出問題，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依法治國中得到大力弘揚。通過在法治中體現道德理念、守住道德底線、弘揚道德風尚、構筑道德屏障，使德治傳統得以彰顯，道德建設得以推進。可見，中國共產黨的治國觀，堅持“德法結合”，優化社會治理，弘揚了“德法相濟”的優秀傳統文化，并使之得以升華。

天人合一：中國共產黨發展觀的底蘊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人們很早就關注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周易》視“天人一德”為“天人合一”的表現；《春秋繁露》以“天人一類”為“天人合一”的表現；孟子將“天人一性”看作“天人合一”的表現；莊子、王充、張載把“天人一氣”當作“天人合一”的表現。雖然前賢們在“天人合一”的表現形式上各執一端，但他們從相互聯系視角認識人與自然關系的立場，卻彼此相通。堅持人與自然的同一性、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無疑是“天人合一”思想中的“合理內核”。

如果說“天人合一”思想是從相互聯系上認識人與自然關系的，那么“齊物論”則是從相互平等視角看待人與自然關系的。《莊子》認為“萬物與我為一”，人類應該以平等的眼光看待萬物，善待萬物，與萬物和諧共存。“齊物論”把“愛”分成“親親” “仁民”和“愛物”三個層次，提出人從大自然中索取生活用品時既要適度又要時中的思想。這一思想在中國歷史上影響深遠，對當今發展啟迪深刻。

我國傳統發展模式，制約其后發展，對生態環境造成威脅。新發展觀、新發展理念的提出，擺正了人與自然間的關系，明確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道理，開辟了新型工業化的發展道路。這表明，中國共產黨的發展觀與 “天人合一”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一脈相承的，并使之在新時代得以弘揚。

天下大同：中國共產黨人類觀的底蘊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下大同思想同樣源遠流長。早在炎帝神農氏開創農耕社會時，就有“耒耜之利”“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的壯舉，成為中華民族以民本為核心的大同思想的濫觴。《詩經》中保留著諸如《伐檀》《碩鼠》和《黃鳥》等最早向往大同的詩篇。《禮記》禮運大同篇最早完整地表述了大同思想。其后，孔子的“有道”之世，墨子的“兼愛”“尚同”，老子的“小國寡民”，莊子的“至德之世”，孟子的“王道”，荀子的“王制”，楊朱的童子牧羊田園，明代泰州學派的平等社會等，表明古代中國對“理想社會”的追求從未間斷。

中國共產黨使人民革命有了組織者、領導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了傳承者、倡導者。百年來黨領導人民走過了革命崢嶸、建設艱辛、改革豪邁的光輝歷程，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飛躍，邁進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這表明中國共產黨的人類觀，與“天下大同”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一脈相承，并使之在新時代升華創新。

總之，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在領導革命、建設、改革實踐中，在把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結合中，吸收思想精華，彰顯道德精髓，提升時代價值，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展示出豐厚底蘊、廣博智慧、無盡魅力。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文化根脈上對中華民族建立的偉大功勛！

（作者單位：浙江師范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